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在100多年前國運衰頹的晚清，梁啟超提出了一個振聾發(fā)聵的問題——“中國魂安在乎”？他聲稱自己四處求索，卻“杳不可得”，于是急切地發(fā)出了“今日所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的呼號。“中國魂”，或曰“民族魂”“民族優(yōu)秀傳統”，如若在一個朝代已經蹤影難覓，那么它離壽終正寢也就不遠了。

100多年后，中華民族早已擺脫了列強欺凌、山河破碎的屈辱；如今，我們正昂首邁步在實現強國夢強軍夢的偉大征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曾諄諄教導廣大文藝工作者，“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的堅實根基。”既曰“命脈”“根基”，又曰“源自”“孕育”，提示我們越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越是要重視傳承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守護好維系國運的“中國魂”，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高度自信地走出一條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中國道路，才能高度自信地輸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元素。

軍事文藝是當代中國文藝的重要組成，在宣傳我黨思想、展示我軍形象、激勵官兵斗志、提升部隊戰(zhàn)斗力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成就舉世矚目。而今軍隊改革正日益走向深入，軍隊文藝承擔的歷史任務也愈發(fā)艱巨。相應地，對于文藝戰(zhàn)士的思想人格建設要求也就越來越高。清人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我軍文藝戰(zhàn)士如何才能擁有“第一等襟抱”以不辱使命？不可或缺的，就是要把準命脈，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浸潤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海洋，積極汲取那些足以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四有”革命軍人理念的民族文化精神，認真領悟，深入研究，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為滋養(yǎng)自己人格成長的沃土。

二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號召人們“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chuàng)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縱覽數千年古代文藝史，可以看到以驚濤拍岸的力度書寫愛國情感，早已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聲勢浩大的寫作傳統，歷史上甚至出現了終其一生不斷抒寫愛國主題的詩人，比如南宋著名詩人陸游。錢鍾書在其《宋詩選注》一書中盛贊陸游道：“愛國情緒飽和在陸游的整個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畫馬，碰見幾朵鮮花，聽了一聲鶴唳，喝幾杯酒，寫幾行草書，都會惹起報國仇、雪國恥的心事……”陸游辭世前寫的詩句——“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更以充沛的愛國情感，激勵著廣大官兵為維護祖國統一、領土完整而寸土必爭、戰(zhàn)斗到底！

今人編選有多種古代愛國詩詞讀本，較有代表性的如郭必勖與馮濟泉選釋的《歷代愛國詩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靳極蒼著的《中華愛國詩詞詳解》（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周振甫編注的《一百首愛國詩詞》（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據筆者統計，軍事題材的愛國作品在以上選本中所占篇幅均超過50%，比例高者甚至達到了73%，這說明軍旅詩詞實乃中國古人愛國主義情感表達的主要載體，寫作者如屈原、曹植、鮑照、李白、王昌齡、王維、岳飛、陸游、辛棄疾、林則徐等，均以軍事題材作品的寫作登上了他們所處時代愛國主義的文學頂峰。

他們寫出了中國軍人的忠誠報國。“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云，矢交墜兮士爭先”“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詩詞中的軍人“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義無反顧地走上戰(zhàn)場，爭先恐后地殺敵立功，忠心赤膽，報國心切。

他們寫出了中國軍人的尚武與血性。“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詩詞中的軍人以從軍為榮，以殺敵為樂，精武強能，蔑視困難，老而彌堅，威懾敵膽。

他們寫出了中國軍人的犧牲奉獻。“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伏波唯愿裹尸還，定遠何須生入關”“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詩詞中的軍人不懼個人安危，成就民族偉業(yè)，剛烈不屈，義薄云天，勇于獻身，至死不渝。

作為古代軍事文藝的接力前行者，部隊文藝工作者理應向古代先賢那樣，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高揚愛國主義大旗，積極從他們的作品中汲取報效國家的精神力量，不斷推出挺立時代潮頭的精品力作，使軍事文藝成為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主陣地。

三

對于中華民族諸多“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習近平總書記曾有精辟的揭示。他說：“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有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強不息、敬業(yè)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積淀著數千年來一代又一代中華英豪的光榮歷史，閃現著他們勇攀精神高峰的堅毅神情，成為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思想源泉。軍隊文藝工作者要想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兵服務、為兵放歌，就要從這些“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中汲取營養(yǎng)，自覺走進古代先賢的靈魂深處，感受他們一顆顆火熱滾燙的仁德愛民之心，從他們身上獲得踐行使命的精神力量。

“仁”是儒家學說的重要范疇，在哲學史家張岱年看來，“仁是一個極崇高而又切實的生活理想，不玄遠，無神秘，而有豐富義蘊。”在儒家創(chuàng)立者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居于核心地位。仁的含義是愛人，“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孔子說：“好仁者，無以尚之。”還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進而將“仁”這一倫理范疇與民本思想聯系在一起，認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些思想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古代文藝的創(chuàng)作方向，系心民瘼、關愛百姓的作家代代涌現，綿延不絕。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這是被譽為“詩圣”的杜甫的名句。到了當代，他又被賦予一個更加響亮、更為榮耀的頭銜——“人民詩人”。他從不以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姿態(tài)去悲天憫人，而是走近民眾，以“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深切情懷，感同身受地描寫民眾的喜怒哀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等詩作，彰顯了他能由一己之苦痛，上升到為天下蒼生而苦痛，為天下蒼生而放歌。他的詩作甚至深深打動了域外讀者。美國著名的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思曾深情頌揚杜甫說：“我30年來沉浸在他的詩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個較為高尚的人。”

杜甫為什么能達到如此之高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能夠融“推己及人”的仁愛精神于靈魂深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行合一，終生踐行。儒家提倡的仁者愛人的博大胸襟，通過他的詩作，得到了最生動的書寫、最廣泛的傳播。對于軍隊文藝工作者來說，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深入基層部隊，深入基層官兵的心靈世界，要像杜甫這些先賢一樣，由己及人，從內心深處迸發(fā)出對他們的熱愛。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切地了解他們，進而運用各種藝術手段形神兼?zhèn)涞乇憩F他們，使文藝創(chuàng)作更好地服務于部隊戰(zhàn)斗力的提升，才能創(chuàng)作出具有真正生命力的精品力作。

四

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中華民族“尚和合”的思想理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和諧”范疇是相通的。“和”，“和合”，“太和”等意蘊相通的價值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化典籍中就已出現，如《尚書》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論語》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周易》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等。“和”，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至關重要。從傳統文化思想出發(fā)，挖掘并闡釋“和”所蘊含的豐富思想，對于軍隊文藝工作者的思想人格建設也有著重要意義。

首先是崇尚和諧。從傳統文化中的“和”的理念，學者湯一介認為可以推導出一個“普遍和諧”觀，其內涵包括“自然的和諧”“人和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四個層面。其中“人與人的和諧”，落實到軍隊文化建設層面，就是全軍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古代兵書對此多有闡述，如《吳子》說：“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zhàn)；不和于戰(zhàn)，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認為只有搞好軍隊內部團結，才能保證對外戰(zhàn)爭的勝利。

中國古代史傳文學與歷史演義小說不乏對這一題旨的展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將相和”故事。藺相如在解釋其何以對負氣斗勝的廉頗，一再退避忍讓時說：“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斗，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頗一旦醒悟過來，便能放下架子，主動認錯，負荊請罪。軍隊文藝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這些熠熠閃光的思想精華，大力表現當前強軍建設中我軍官兵促進團結、無私奉獻的感人事跡，以推動軍隊全面建立習近平總書記所期望的“團結友愛和諧純潔的內部關系”。

其次是崇尚和平。在儒家“和為貴”“協和萬邦”思想的影響下，秦漢以后我國傳統軍事文化逐漸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主導意識。歷代軍事詩文也多持“非戰(zhàn)”立場，控訴了戰(zhàn)爭暴力所造成的生靈涂炭、田園荒蕪，如漢樂府《戰(zhàn)城南》的“戰(zhàn)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曹操《蒿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等。世代延續(xù)下來的非暴力態(tài)度，給一位到達中國明朝的西方人利瑪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在中國“凡希望成為有教養(yǎng)的人都不贊成戰(zhàn)爭”。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敏感捕捉到了中國人普遍具有的渴盼遠離戰(zhàn)爭的善良心態(tài)。

當然，自古以來，中國人并不懼怕戰(zhàn)爭，雖然厭戰(zhàn)，但絕非輕戰(zhàn)。被譽為東方兵學鼻祖的孫武在《孫子兵法》中雖然揭示了戰(zhàn)爭的最高境界是“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但他絕不像當時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樣一味主張偃武修文。相反，他認為只有增強軍事實力，對敵人造成巨大的威懾，讓他們聞風喪膽，不敢來犯，才能真正實現“屈人之兵而非戰(zhàn)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的理想境界。長期以來，崇尚“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我軍官兵的血液，成為他們行動的指南。他們不惜流血流汗，殫精竭慮，刻苦訓練，就是為了“能打仗、打勝仗”，其最終的目的則是奔向美好的永久和平。對此,軍隊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領悟，才能更好地把握我軍官兵的戰(zhàn)斗文化心理，真切塑造出新時代“四有”革命軍人的英雄形象。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軍事文藝惟有把準命脈，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實現“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才能“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才能無愧于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波瀾壯闊的偉大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