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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學科創立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場

雖然中國早就有編寫書畫史的傳統，但美術史作為一個現代學科，是20世紀開始的。隨著西學的引進，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美術史正式列入政府的學科科目，發布在1912年教育部文件《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而在高等院校中建成第一個美術史系，是1957年設立在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史系。

中央美術學院第一個美術史系創建后的60年中，我是“文革”前的首批本科畢業生，“文革”后的首批畢業研究生，畢業后又留校任教，還在1987至1997年奉派主持系務。除去“文革”前后的13年，我在中央美術學院已經44年了，可以說見證了美術史專業的初生、發展、成熟、壯大的全過程，對母校母系自然懷有無比深厚的感情。

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史系，在歷史的浮沉中有兩次重大的沉寂。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斗爭的擴大化，導致美術史系停辦，學生星散，分別轉校轉系。第二次是1966年開始的“文革”，停課鬧革命，師生飽受沖擊，治學也受到了以論代史的“儒法斗爭美術史”指令的波及，偏離了學術軌道。“文革”以前，是新中國美術史學科的開創階段。我的老師們篳路藍縷，在滕固等前輩的基礎上，奠定了新中國美術史學基礎，造就了最早的專業學人。后至世紀之交是中央美院美術史系在改革開放中發展成熟的階段，承前啟后，有所開拓，有所發展。新世紀初以來，也即人文學院成立和高校美術史年會開辦以降，是美術史學科闊步前進和擴展延伸的時期，引領學科，影響日增。我作為老教師，已經基本退出了教學的第一線，雜事踵接，學殖荒疏，精力大不如前，然而正如蒲松齡所說“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積習難改，熟處難忘，經常被年輕學者的成就所鼓舞，在他們的觀看和步履中得到啟發，不免思考專業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自古及近，中國美術史學積淀了三大傳統，一是書畫史學為主的古代傳統，比較重視作品的可信，風格與內涵兼顧，史與論結合，創作與鑒賞并重。二是近代引西入中化為己有的傳統，既與新史學、新美術和現代美術教育緊密連在一起，又把中國美術放到歷史進程與世界范圍中，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把美術的改革復興奠立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基礎上。三是新中國和新時期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傳統，以及在反思“文革”、尊重藝術規律的前提下開拓創新的傳統。

三點思考的第一點是造型與圖像，是怎樣看待和使用美術史研究的造型與圖像。大家都說當下是圖像時代，美術史擁有大量的圖像資源，不僅可以用來研究美術本身，而且可以用于研究歷史，研究諸多人文學科，以圖證史。 隨著美術史中圖像資源被廣泛使用，美術史學也從邊緣學科上升為當代顯學。于是出現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怎樣看美術史的學科任務，是研究美術的歷史，還是用美術研究歷史。2000年文化部藝術司與中央美院合辦了一個研討會，名為“回顧與展望——中國20世紀美術史學學術研討會”。在這個會上，北京大學的朱青生教授就和我討論了這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美術作品中的造型形象，亦美術圖像，是否等同于網絡時代的影像。實際上，美術作品中的圖像，或稱藝術形象，或稱藝術意象，或稱造型形象，它是美術家個性化的創造，離不開特定的物質材料，離不開特定的藝術語言，也離不開美術家的造型觀念，還離不開靈巧敏捷的雙手，或者不似似之，或者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雖然進入過歷史，但并不是歷史的被動記錄。

無疑，美術的歷史需要研究，用美術研究歷史也無可非議，關鍵在于正確認識美術圖像的長處及其局限，不同美術圖像在何種程度與何種意義上發揮美術圖像的以圖證史的舉證和推理作用，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由此我也想到，潘公凱先生召集的一次近現代美術史研討，會上來自社科人文領域的專家說，大家都用圖像搞研究，你們美術史家使用圖像與我們有什么不同嗎？或許，這是提問，也是鞭策。通過他的提問，我想到一個美術史家在研究上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想到用美術史研究歷史，代替不了研究美術的歷史，善于研究美術歷史的學者，有可能把握美術圖像作為現實再創造的特點，既可以研究藝術規律，總結藝術經驗，給藝術家提供歷史的智慧，也可以審慎地發揮不同美術圖像與視覺語言在研究歷史人文方面的長處，補文獻記載之不足，發揮美術史專家不具備的長處。

第二點是本位與跨界。是美術史本身的研究，還是跨越美術史邊界的研究。先從高居翰提問說起，上世紀80年代中，中央美院美術史系已經廣泛開展國際交流，一次高居翰問我，世界上的美術史系普遍設在綜合大學，為什么你們中國偏偏設在美術學院？中國的學者為什么不能離開畫家而獨立呢？對此，我專門訪問了金維諾先生和其他老教師。他們說，當時有兩種考慮，一種以江豐為代表，主張設在美院，另一種以北大的翦伯贊為代表，主張設在北大。最終報給上級，還是設在美院了。美術史系開始設在美院，說明決策者優先考慮的是美術史專業與培養美術人才的關系，可能與美術創作迫切期待理論指導的現實需要有關，也離不開20世紀上半葉的美術史學傳統。20世紀上半葉的美術史和繪畫史，絕大部分是通史，為美術院校開設課程而寫，以便在宏觀敘事中闡述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探索中國美術前進的方向。

惟其如此，上世紀60年代，中央美術學院培養美術史人才，比較注意史與論的結合、創作與鑒賞的兼顧、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我考本科時看到的簡章，就寫明了培養美術史、美術理論和美術鑒賞人才。我讀本科時，前三年每周都有半天美術實踐課，以便在實踐中理解藝術理論，培養視覺審美能力，鍛煉直覺感悟力，造就把握藝術品質的能力。這可能是當時老師們的設想。新世紀以來，隨著大美術概念的興起，美術史學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研究對象不再局限于純美術、工藝美術，而是一切美術領域，甚至涵蓋了全部視覺對象。美術史學正在成為以圖像為媒介，深入探討社會人文種種問題的基礎學科，成為“一個以視覺形象為中心的各種學術興趣和研究方法的交匯之地和互動場所”，美術史系也不再僅僅設在美術院校，也成為綜合大學的專業。作為人文學科的美術史，要求學者具備人文社科素養，不被專門的領域所局限，甚至以百科全書式的通才自立，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研究的對象是豐富生動的，處于各種復雜的聯系之中，是多種學科的對象，因此通曉各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益的。過去王遜先生、金維諾先生一直鼓勵我們通曉文史哲，掌握有關學科的知識基礎和研究方法，以便在沒有相關學科的成果可以參照時，自己去研究。但目的不是跨出去而已，也還是要走回來。我想，在美術學院從事美術史研究，既不免要面對藝術學徒，也有深入研究藝術本體的條件。因此從本體和他律的連接上，既可以合理地打通跨越學科地處理二者的關系，也仍然可以把研究美術史學本身視為一種方向。如果說用圖像研究歷史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那么用圖像研究美術史還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安頓精神，提升心靈，實現人文關懷。

第三點是自立與他山。也就是怎樣處理民族傳統、現實需要與借鑒外國的關系。在上世紀80年代初，西方美術史中贊助人的研究取向，被用于美國的中國美術史研究，也開始介紹到中國來。這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只關注贊助人以經濟力量影響畫家的創作，但忽視了藝術家的獨創性，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書畫鑒藏與創作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適用。因為，中國古代的公私收藏，主要對象是歷史上的經典作品，重要的功用之一是體現對傳統的擁有、對文化的守護，獲得闡釋傳統的視覺資源，沒有按需訂件那么簡單。百年以來，中國藝術文化的發展，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的歷史條件下，又離不開中國傳統，所以在美術史的研究上，一是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另一條路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既要借鑒他山，更要卓然自立，如果把一種引進理論方法脫離本身實際當成教條，就不是豐富了研究的工具，而是給自己套上了枷鎖。西方的美術史家，包括西方研究中國古今美術的專家，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他們鉆研學術的精神，他們對中外交流的貢獻，都應當給予充分評價。也應該看到，他們治史中的理論見解，有些反映了不同民族美術的共同問題，甚至揭示了客觀真理的一些方面，并沒有他者的局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的詩句提示我們，了解山外他者對“廬山”的觀察，可以克服自己的局限。西方美術史家的“他者的眼光”，無疑也對開拓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很有啟發，何況實現文化自覺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在世界范圍內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

不過，歷史的經驗表明，美術史的建設在古與今的關系上，不能不以繼承本民族的優良傳統為基礎，對西方學者所見不及的優秀民族傳統，尤其需要珍視。在中與外的關系上，又不能不提倡學習借鑒外來文化而反對生搬硬套，關鍵在于消化吸收，在于保持民族特色與民族文化價值觀念，而不是丟掉本民族的好東西。10年前開始的首屆年會，以“問題與方法：對20世紀美術史論研究的反思”開始，回顧以往；這一屆則是“美術史在中國”，面向未來。美術史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專業系已經60歲了，六十而耳順了。學術不分新舊中外，記得巫鴻先生提出過一個讓大家思考的問題：傳統中國美術對整體的人類美術史做出什么最獨特、也是最有價值的貢獻。我想不妨轉換成：中國美術史研究如何在融入國際學術的同時，以中國特色為全球化下跨文化的美術和美術史研究提供獨特的經驗和不可替代的貢獻，這是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探討的。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學科創立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一屆全國高等院校美術史學年會”開幕式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