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有時候覺得，寫小說就是在往墻上釘釘子，然后再往釘子上掛包袱。所有寫作者的前面都有這么一堵巨大的無邊無際的墻，不過上面已經(jīng)密密麻麻地滿是現(xiàn)成的洞眼，現(xiàn)成的釘子，并且已經(jīng)有了大小不同的各樣包袱，有時候啊，你簡直都找不到一個空地兒。

釘子當然只是個比方，約摸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主題。主題其實是恒定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繼，永遠在寫著這些千古而倏忽的事情，比如青春期成長、性的覺悟，比如愛情的發(fā)生與幻滅，比如貧困之境與對成功的無限渴求，比如新舊交替，以及交替碾壓中的人性等等。就像戲劇界會歸納出N個永遠有效的戲劇主題一樣，小說的主題也能拉出一個清單，像大小不一的釘子，我們所看到的長篇短篇中篇，不過是掛在這些釘子上的包袱。

大部分時間，讀者看不到后面的釘子，他們的注意力總是在包袱上，這是必然的。外觀上看如此，理論上講也是如此，決定一部作品是否成立、是大是小、是鋼鐵是棉花，不在釘子，再陳舊的主題都能有當下的個體化的解讀。說過的話，永遠可以再說一遍、再聽一遍，不同的嗓門不同的語言振動著不同年份的空氣，以及空氣中的灰塵，這話，已然不同了。問題是，如何“已然不同”了？

這就又要打另一個比方了。我曾經(jīng)去看一個攝影展，那許多攝影作品中，空難、戰(zhàn)爭或吸毒者什么的無疑總是最為熱門，但同樣的背景與題材，更吸引我們的卻總是些日常與細節(jié)，是街道上走路的人、正在準備晚餐的母親，是窗戶與簾子后的目光。它的焦點所截取的細節(jié)，既屬于某個特定的框架(如戰(zhàn)爭、災難、吸毒)，但更是超出那個特定的圈囿而延展至人類的日常生活。那個影展結束后有一個商業(yè)化的器材展，全是價格昂貴的各種機身與專業(yè)鏡頭。眾人紛紛感嘆機子多么好、多么貴，因此效果就是不一樣;也有的見識高一些，認為關鍵是要親臨現(xiàn)場、要躬逢盛世、要貼近對象……有一位攝影師在旁邊不作聲地聽著，最終還是急了：你們真逗，把機子給你試試，把你也扔到現(xiàn)場試試。這些都不是關鍵，關鍵是如何取景，如何構圖，該留下什么，又該不要什么……

我注意到他說到“取景”。寫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是一樣的，剛才說到主題的釘子，或者具象一點，說到生活與時代，面對同樣的復雜世情，同樣平淡的市井日月，一個寫作者的高下，肯定不在于武裝上最先進的鏡頭，不在于氣喘吁吁地去跟現(xiàn)實賽跑，最起碼不僅僅是這樣，那樣弄出來的包袱可能真不咋的。文學之魅的奧秘同樣在于“取景”。這個取景器是你所獨有的，不同于別人的眼睛，也不同于先進的放大器，并且要勝出新聞、社論、電視劇或微博、微信，它核心部分所認領所介入的，正是肉眼所不及的、工具所不及的非物質(zhì)部分。我相信每一位寫作者都持有一個秘密的“取景器”在虛構或非虛構，在對世界進行剝離與萃取，這一取景器的層次、遠近、構圖、核心焦點、曝光參照、光圈系數(shù)，正是一個作家的眼光與氣象所在，并最終生成和決定了他最終編織出的那只包袱將以什么樣的結構、比例、內(nèi)容、質(zhì)地，去懸掛到那些完全公開的、幾乎是透明的釘子上去。

最終所呈現(xiàn)出來的這個包袱決定了結果，這大致就是通常所說的怎么寫的問題。舉個較為粗暴的例子。我們可以注意到，流行寫作與暢銷書，他們所選擇的寫作主題其實是同樣的一些釘子，同樣在寫成長(青春校園)、愛情(古今穿越與粉紅幻想)、人性(官場、成功人物傳記)、冒險(懸疑、盜墓)等，只不過他們所披掛上去的，是夠刺激的彩色燈泡，是跌宕起伏的過山車，或者直接就是一棵圣誕樹……這些過分漂亮、討人喜歡的包袱決定了這位作家與作品的體量、格局與壽命，它們像怒放的花朵，開過一個熱鬧的季節(jié)，或也就隨風而去了。恰如另一些作家，在同樣的釘子上，他們所掛上的是生銹的刀，是扔不出去的石頭，是枯萎的枝條，是空空如也的籠子，是一首漂泊的安魂曲……這樣的包袱絕不魅人，不那么戲劇性，甚至都沒有那么巨大，可是怪了，它們就是可以長久地占據(jù)在那面墻上，像生了根安了家，無數(shù)的后來者，眼光會像被粘住了似的，在它的上面越拉越長，并產(chǎn)生了敬畏與謹慎：他是否真的打算在同樣的釘子上，重新編織一個新的包袱，他有更經(jīng)得住風吹雨打、經(jīng)得住目光淘洗的想法嗎？

一部分作家可能就會在這里猶豫不決，或者干脆另起爐灶，他覺得他應當聰明一些，同一個釘子上，已經(jīng)有了太好的貨色，當然應當回避可能的風險與徒勞，但另一些作家恰恰就會在這個時候產(chǎn)生巨大的驕傲感，他不在意的，他偏要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釘子上去作為。他在影響的焦慮中誕生出一種毀滅般的信心，他相信他的包袱里會包藏著對同一個世界的另一種理解，或者，干脆就是另一個世界。隨便想想看，同樣是“反戰(zhàn)”這枚釘子，海明威與馮內(nèi)古特，他們的取景器、他們由此所拿出來的包袱何其不同！我從資料中看到過，在《五號屠場》動筆之前，馮內(nèi)古特急瘋了似的要在二戰(zhàn)這個釘子上掛上他的小說，他找了很久，試過各個角度，失敗了多次，直到最終，同一枚釘子上懸掛上了他的獨一無二的“包袱”。

當然，什么釘子啊取景器啊包袱啊，也就是說說，或者本都是不必多慮的事。真正高明的作家可能都不會讓你看到釘子，你都無法準確地說清楚，它背后有沒有釘子，是什么釘子，又有幾個釘子？甚至也看不到包袱。你所見到的好像就是兩三個人物、四五段回憶還有若干的晨昏，隨意而遼闊地搭配在那里，這是沒有了邊界線與疙瘩結的包袱，是這已經(jīng)融入了白墻、融入了視線、融入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這一輩子，能不能寫出這最后一種小說，這種處理掉釘子、也淡化掉包袱的小說。我知道我曾經(jīng)為著尋找與眾不同的釘子而耿耿于懷，也曾經(jīng)為著包袱的大小與輕重而拼命往里面塞東西。又有一陣子，試圖藐視和隱藏最初的那枚讓我注目的釘子……我不知道，我懷疑我會一直惦記著這些事情，一直處于惶然取舍與自我斗爭的階段。當然，這都是需要的過程，而過程，總是大大的美妙于終點的。也好，就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