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民國學者與故宮》

葉恭綽（1881－1968）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書影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1931年“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出版，沈尹默封面題箋。

    ◎前世今生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歷時四年，于永樂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類書。參與編校、謄寫圈點者三千余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搜集極為宏富。至永樂六年（1408）冬成書,全書編成目錄60卷,正文22877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字，皇帝賜名為《永樂大典》。

大典成書于南京，書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寫一部。永樂十九年(1421)朱棣遷都時，命令撰修陳循挑選文淵閣藏書，共裝100柜，與大典正本一起運至北京皇宮。大典到京，貯于文樓，其他100柜圖書則暫存左順門北廊。正統六年(1441)，北京文淵閣建成，于是將左順門北廊的書運入閣中，大典則仍貯文樓。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文淵閣不幸失火，大典所據原稿及所藏其他圖書均付之一炬，蕩然無存。自此，貯于北京皇宮文樓中的大典遂成孤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宮中失火，奉天門及三大殿均被焚毀。明世宗朱厚熜擔心殃及附近的文樓，嚴令將《大典》全部搶運了出來。為了預防不測，他還決定重新抄錄一部副本。此事擱置了幾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才召選書寫、繪畫生員109人，正式開始抄繪。重錄前，世宗與閣臣徐階等經周密研究，制訂出嚴格的規章制度，謄寫人員早入晚出，登記領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樣重錄，做到內容一字不差，規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寫三葉，不得涂改，也不允許雇人抄寫。這些嚴密有序的舉措，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錄工作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辭世時尚未竣工，直到隆慶元年(1567)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費時五年。

明朝滅亡之后，《永樂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稱殉葬永陵，或稱毀于李自成戰火，總之是再沒有于世間重現過。世人所能見到的《永樂大典》都是嘉靖年間抄錄的副本，《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這嘉靖年間的副本之一。只不過，這一卷所輯錄的全是古典戲文，記錄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劇本，非常珍貴、至為難得。

其實，《永樂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記載宋元劇本的，共計二十七卷之多。《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這一卷，只是統歸為“戲”字號、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而且還是其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部已經損失嚴重、很不完整的殘本，但卻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永樂大典》“戲”字號殘本。

 ◎遷臺秘史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何時遷往臺灣，遷臺歷程又有著怎樣的坎坷磨難？它是怎樣歷經四百年劫難而又重現于世的？所有這一系列疑問，無疑皆凝聚著深沉厚重的國家記憶，理應為后世所銘記。

據史料記載，大典嘉靖副本貯藏于皇史宬配殿約150年，到清雍正年間被移貯翰林院敬一亭。從此，這部內府藏書開始被清廷朝臣們頻繁借閱，也因之不斷遺失并遭受各種破壞。乾隆三十八年（1772）修《四庫全書》曾利用此書，清查時發現已缺失2422卷，約1000冊。

清代嘉慶、道光間，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又利用大典，這期間由于監管制度不嚴，又被官員大量盜竊。此外，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蠻破壞和搶劫，丟失大典更不計其數。其中，尤以英軍搶掠最多，將其作為戰利品運回該國。光緒元年（1875）修繕翰林院建筑時，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冊，實際缺失已達6000冊以上。

另據記載，光緒二年（1876），清查大典庫存數量之后短短一年時間，翁同龢入翰林院檢查大典，竟只剩下800冊。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翰林院成為戰場，大典除戰火焚毀破壞以外，還遭人為搶劫，翰林院所藏大典副本至此全部化為烏有。各國將搶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盜運回國，大典從此散布在世界各國圖書館和私人手中。《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就在此時遠渡重洋至大洋彼岸的英國。直至1920年，葉恭綽（1881-1968）赴歐洲考察實業，在倫敦一間小古董鋪里，意外發現并購回了這一冊大典殘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華北局勢動蕩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遷。北平圖書館已將敦煌寫經、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輿圖及部分珍貴的西文書籍裝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陸銀行等較為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恰在此時或稍早，葉恭綽也將自己從英國購回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銀行的保險柜中，以此避免意外發生，確保國寶不再流落異邦。

當時北平圖書館僅藏有60冊《永樂大典》，并沒有收藏《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專門派人據此卷抄錄了一份副本留存，當時主持抄錄副本工作的趙萬里（1905-1980）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同鄉兼門生，是著名文獻學家，精于版本、目錄、校勘、輯佚之學。時任北平圖書館善本部采訪組組長的他，正著力訪求各類流散民間的珍貴古籍，因見部分《永樂大典》遺失海外，國內無存，甚為痛心，便有意將境外之《永樂大典》進行抄錄，以補館藏不足。葉恭綽從英國回購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當然引起了趙的重視，他迅即組織人力，對原本進行了精心的“景鈔”。所謂“景鈔”，也即“影鈔”，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種人工復制，即是按照原書原有行格、篇幅、字數、字體進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復制，類似于現代復印技術。

值得一提的是，趙萬里可能還是國內最早撰文、專門介紹《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學者。趙氏所撰《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一文，并附有一頁珂羅版書影，刊載于《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2卷第3、4號合刊的“永樂大典專號”之中，是年為1929年。這期“專號”中，趙連撰三篇論文，一為《永樂大典內輯出之佚書目》，二為《館藏永樂大典提要》，第三篇即為《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可以看到，在綜述他所經歷的《永樂大典》收藏、訪求、研究史中，專列一文來探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關內容，足見其對這部大典殘本的濃厚興趣。

趙萬里對館外《永樂大典》的訪求、抄錄副本工作從1930年代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在歷時近20年的抄錄工作中，經其組織抄錄的這些《永樂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極其珍貴，絕大部分均難得一見，獨具文獻價值。從現存的趙萬里所抄副本情況來看，大部分為紅格謄抄本，但并非所有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復制的“景鈔”。究其原由，無非有兩種。一是所據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寫本，而是清代各類官方或私人的過錄本，沒有必要“景鈔”；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或時間倉促，沒有足夠的主客觀條件予以“景鈔”。

可以說，正是由于葉恭綽的慷慨無私、趙萬里的高度重視，才合力促成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鈔本的誕生，這一景鈔本也成為北平圖書館的重要館藏之一。在這一景鈔本的基礎之上，又陸續有若干種仿鈔本、精鈔本誕生，均是館方或者學者再次錄副的結果，其中一種還于1954年輯入鄭振鐸(1898-1958)主持編印的《古本戲曲叢刊》初集，這個“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為大陸戲曲研究學者能夠比較容易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幾乎就等同于葉氏所藏的原本。那么，葉氏所藏的原本，此時又身在何方呢？

事實上，在北平圖書館景鈔本誕生之后，國民政府決意古物南遷之前不久，1931年5月，由北京大學馬隅卿等人發起的“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又主持鉛字排印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此書就是以北圖景鈔本為底本校印的。為什么沒能用葉氏所藏的原本作底本校印，或者說為什么不直接以原本影印出版，恐怕與當時原本根本就沒在北京有一定的關系。其實，葉恭綽本人早有將原本影印出版、以廣流傳的想法，并沒有深藏不露、秘而不宣的意思；他還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親撰跋文，簡述了原本發現經過，也提到“亟愿此書流通”“影印姑待他日”云云；在馬隅卿等以北圖景鈔本為底本校印出版之際，他表示“樂觀其成”。

或許，由于葉恭綽已經預料到了戰事的危急，此時已將《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轉移秘藏。此舉雖然讓后來的學者們未能一睹真容，一時也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不得不以景鈔本為底本來排印出版，這多少有些遺憾，但畢竟保全了國寶，在行將來臨的戰亂中及時做出了果斷抉擇。

1933年5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及明人文集挑選精品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后，北平圖書館即將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倉庫。原先同時秘藏于天津銀行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隨之南遷，不得而知；此時葉是否已經將此書捐贈或售予北圖，也無從考證。但有一點確是可以肯定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隨后踏上了飛赴美國、轉遷臺灣的旅途。這從時局的演進與葉氏的生平事跡來看，都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原來，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后，上海淪陷，不久歐戰爆發，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存放在上海的珍貴圖籍也因之受到嚴重威脅。北圖代理館長袁同禮(1895-1965)和上海辦事處代表錢存訓（1910-2015），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系，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后運往美國寄存，此次選取的3000種圖籍中就有60冊《永樂大典》。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于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善本又全部轉運臺灣。

與此同時，葉恭綽也在為保護國家文物不遺余力。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淪陷，他準備避難香港，臨行前，秘密將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其中就有國寶毛公鼎等重器。抗戰勝利后，這批當時由軍統局秘密保護的國寶，全部轉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此外，葉氏還將大批珍貴古籍和文物直接捐獻給圖書館、博物館。1943年，他將藏書906種3245冊捐贈上海合眾圖書館；其珍藏的文物則或捐贈、或出售，盡歸北京、上海、廣州、蘇州、成都等相關文化機構收藏，如《鴨頭丸帖》歸上海博物館，《楝亭夜話圖》歸吉林省博物館，等等。可以看到，所有這些在抗戰后才露面現世的，均沒有留在葉手頭的珍貴文物、古籍，早在抗戰前或抗戰中就已經由他精心籌措、苦心操辦，分散保存于當時國民政府的各類文博機構之中了。而其中獨獨未見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是唯一有資格、有便利、有機會登上避難美國國會圖書館專機的葉氏舊藏之一。

再來看1949年從香港回到北京的葉恭綽。他更為積極地從事文博事業，經其手鑒定、搜求、購藏、捐贈的文物古籍不計其數，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始終未再露面，他本人也從未提及。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抗戰前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不再屬于他個人，無論是其捐贈、售予或戰時托管，這冊書已經屬于“國家財產”，登上了飛往美國、轉遷臺灣的航機。

關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抗戰前后的蹤跡，以及最終運至臺灣的這段歷程，筆者的上述推測與判定后來得到了初步證實與進一步的厘清。據臺灣學者汪天成教授考證，現藏于臺灣“國家圖書館”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是當年由“中央圖書館”通過中英庚款董事會，以保存文獻名義購入典藏的（詳參：汪天成《〈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戲曲藝術》季刊2010年第1期）。也即是說，當時的國民政府確實是從葉恭綽手中購得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使之從私人藏品化身為國之重寶，歷經國難種種，終將其轉運至臺灣。

但與筆者推測略有出入，也更為傳奇的是，《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當年并未搭乘飛赴美國的專機，而是滯留在了香港，未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轉運出去。隨著香港被日軍攻占，它與中央圖書館寄存在港的大批善本古籍，還曾被劫往日本,抗戰勝利后方才重回南京。1948年，此書終于得以與中央圖書館大批善本古籍一道遷往臺灣，珍藏至今。

 ◎失蹤傳聞

1934年12月，《燕京學報》第九專號刊印了一部名為《宋元南戲百一錄》的專著。書中附印了一頁珂羅版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題為“永樂大典小孫屠戲文”。這是繼北平圖書館景鈔本、1931年排印本《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面世之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次向公眾以一頁書影的方式展露真容。相信對于普通學者、讀者而言，《宋元南戲百一錄》讓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雖只有一頁，卻也著實令人驚喜。但殊不知，這一頁“真容”也并非真容，只不過是北平圖書館景鈔本的首頁而已，因為仿照原本“景鈔”得十分逼真，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就是原本。

當然，讓學者們激動的不可能只是一頁影印圖案，更為重要的是，時年36歲的作者錢南揚(1899-1987)，就此開始深入研討一個專門的學術概念“南戲”，并為之摸索考證了七年之久。在書中，他確證了南戲曾經存在的形態與特征，而且還把后來有遺存內容的劇本一一羅列概述。

到1979年10月，已經80歲的南戲研究專家錢南揚，終于完成了其南戲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他在“前言”中不無感慨地提到學界中流行已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傳聞。他寫道：

《永樂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戲文三十三本，詳連筠簃刊本《永樂大典目錄》。這本《戲文三種》，乃是僅存的最后一卷。此書已流出國外，一九二○年，葉玉甫（恭綽）先生游歐，從倫敦一小古玩肆中購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銀行保險庫中。抗戰勝利后，不知下落。現在流傳的僅幾種鈔本及根據鈔本的翻印本，可惜見不到原書了。這次校注，即據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

錢南揚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曾經見到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或者至少親自查閱過北平圖書館景鈔本的知名學者。但他仍然沒能逐一查閱、使用并研究《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全部內容，這也是無疑的。否則，他不會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選擇“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鉛字排印本。這個鉛字排印本的底本，乃是北平圖書館景鈔本——錢氏的工作底本，實際上已經與原本隔了兩層“紗”。換句話說，錢的學術研究，沒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從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純度”當然還不夠，多少還是有些遺憾的。頗具意味的是，這部與《宋元南戲百一錄》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在卷首插印了一頁北平圖書館景鈔本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由此可見，包括錢南揚在內的大陸學者們對該書原本的珍視與關注，隨之而來的遺憾與困惑，也因此縈繞半個世紀，揮之不去。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與錢南揚師出同門，同為曲學大師吳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組織編撰的大型叢書《全元戲曲》終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編校出自《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劇本“宦門弟子錯立身”時，他也感言：“本劇原與《小孫屠》、《張協狀元》一起，存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書遺失，故這次整理，以《古本戲曲叢刊》影印的鈔本為底本，參以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為閱讀方便，從錢本分為十四出。”以上這些感言得以公開出版刊行之際，90歲高齡的王季思也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書中的這番感言，也成為中國學術界最后一次確證《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的說法。

這時，距離葉恭綽從英國購回《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整整80年過去了；距北平圖書館景鈔本之誕生，也已經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親自看到過、抄錄過、校印過、研究過、接觸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國學者皆一一作古。葉恭綽、趙萬里、馬廉、胡適、吳梅、傅惜華、唐圭璋、馮沅君、任中敏、譚正璧、錢南揚、王季思等，皆相繼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歷程，而《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舊還是個謎。

隨之而來的閱讀與研究狀況是：在中國學者視野中，《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失蹤70年了，只有極少數人能看到北平圖書館景鈔本；接下來，“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也不多見了；再接下來，只能查閱《古本戲曲叢刊》中的“影之再影”的影鈔本；到最后，錢南揚所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成了最為常用的通行本。

 ◎重現臺灣

距錢南揚所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臺灣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發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論文，報告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明代嘉靖年間內府重寫本）并沒有失蹤，現藏于臺灣“國家圖書館”（即原“國立中央圖書館”）。

原來，臺灣學術界也曾根據錢南揚所言，一直持《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失蹤的觀點。但汪天成坦言“一直還心懷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書”，寄希望于在大陸或海外尋求原書。接下來，一次因備課查尋資料的偶然機遇，竟意外讓這冊“失蹤”已近一個世紀的國寶重現。他在論文中激動地寫道：

后來在備課時,因為要講到包背裝,需引用臺灣“國圖”的《術語圖說》來解說,可是一點開之后,圖例竟然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頓時愣住了。由于是遠景看不真切,于是趕快去查“國圖”的館藏目錄,結果真找到《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圖。就這樣我還不放心，特地再到“國圖”去看了微片和原書,確定真的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驚喜之余，出于學者的審慎，汪天成再次逐頁逐字檢閱原書。由于擔心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種未經著錄的景鈔本，他甚至于核對了明代原卷抄錄者呂鳴瑞名下的現存所有《永樂大典》抄錄筆跡。他將《永樂大典》卷六六六、卷二二三七、卷七三二四、卷七五一八、卷七六七七、卷八九一〇、卷一二三六八、卷一九七九一等多卷字跡逐一核對比照，最終確定了他在臺灣“國家圖書館”中見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正是明代嘉靖年間內府重寫本，也就是當年葉恭綽從英國購回的原本。

此時，已經被中國學術界宣稱“失蹤”達80年之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終于重現于海峽彼岸。據汪天成初步研究，這部原本的內容，與此前流行于學術界的各個版本均有較大差異，無論是景鈔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還是各類輯選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錯訛與脫漏，這給學術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持續而且深遠的。可以預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臺灣的重新發現，將重新厘清相關研究中的一些誤區，重新建立起新的、更為精確的研究路徑與方法，這必將掀起新一輪的相關研究熱潮，誕生新一批的學術研究成果。這次神奇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學術價值，當然毋庸置疑。

(本文摘自《民國學者與故宮》，肖伊緋著，故宮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定價：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