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艷兵:“編織”與仇恨
多拉·維勒畫作《珀涅羅珀的織物》
得伐石夫人(電影《雙城記》劇照)
中文版《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書影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第十六章論述“發現”這一技巧時寫道:“第二種是詩人拼湊的‘發現’,由于是拼湊的,因此也缺乏藝術性。”亞里斯多德所舉的例子中有“索福克勒斯的《忒柔斯》劇中的壓板聲”。因為索福克勒斯的原作《特柔斯》已失傳,羅念生在注釋中寫道:“《忒柔斯》劇中的‘壓板聲’大概透露了菲羅墨拉是誰,‘壓板’是把緯線壓平的木板,或解作‘梭子’。”亞里斯多德的這句話,英文翻譯為:“Anotherinstanceisthe‘shuttle’svoice’intheTereusofSophocles”。想起很多年以前,劉皓明在一篇題為《梭之音:文的問題》的文章中將“shuttle’svoice”譯為“梭之音”。劉文說,“‘梭之音’不是指梭子在織機上運行時的噪音,而是指梭子所表達的人的寓意。菲類美拉在舌頭被戕后通過梭子終于發出‘聲’來,這就為她最后變成夜鶯準備了必要的環節。”想來,“shuttle’svoice”翻譯為“梭之音”較之“壓板聲”似乎更為精準傳神。
關于菲羅墨拉(Philomela,又譯作菲綠眉拉)的故事詳見于奧維德的《變形記》。故事的內容大致如下:特剌克(Thracia,又譯色雷斯)王忒柔斯(Tereus,又譯作鐵盧)因曾經派兵救援雅典,雅典王潘狄翁(Pandion)將女兒普洛克涅(Proc?ne)許配給他。后來他們生有一子,名叫伊提斯。普洛克涅因為思念妹妹菲羅墨拉,便請丈夫去接妹妹過來小住。忒柔斯“天性好色”,見到菲羅墨拉后就心生歹意。他將菲羅墨拉關進林中小屋,強暴后又割去其舌頭。轉眼一年過去,菲羅墨拉無計可施。“她說不出話,有冤也不能訴。但是情急生智,路盡逢源,她正在織布,便巧妙地在白地上用紫線織出了一篇文字,把她受到的屈辱都說了出來”。然后她將織布由女仆轉交王后,王后打開一看,便知妹妹所遭受的冤屈。于是,姐姐將妹妹接回家中,一起將國王的兒子殺死,然后立即烹煮給國王吃。國王知道真相后,追殺姐妹倆。姐妹倆一個變成燕子,一個變成夜鶯。
這里的“編織”已成為重要意象,幾乎可以等同于編織仇恨。T.S.艾略特在著名長詩《荒原》中引用了這一故事,并成為該詩中十分重要的意象:
那是翡綠眉拉變了形,遭到了野蠻國王的
強暴:但是在那里那頭夜鶯
她那不容玷辱的聲音充塞了整個沙漠,
她還在叫喚著,世界也還在追逐著,
“唧唧唱給臟耳朵聽”
原文為
...therethenightingale
Filledallthedesertwithinvi?olablevoice
Andstillshe cried, andstilltheworldpursues,
“JugJug”todirtyears.
在這幾行詩的英文原文中,過去時與現在時在同一個句子里,這自然是不合語法的。對此,趙蘿蕤先生在翻譯時特別作了注解:“這兩行的動詞時態值得注意:‘充塞’和‘叫喚’系過去時,但‘還在追逐著’是現在時,著名美國評論家克利恒斯·布魯克斯指出,‘世界’顯然參預且仍在參預著國王的這個暴行,又說:時態的劇烈變化使之成為對現代世界的一種評價與象征。”詩人在稍后處又寫道:“吱吱吱/唧唧唧唧唧唧/受到這樣的強暴。/鐵盧。”在長詩的結尾處詩人再一次引用了這一意象:“我什么時候才能像燕子——啊,燕子,燕子……”。有趣的是,日后錢鍾書先生在《圍城》中也引用了這一著名的意象,新派詩人曹元朗的十四行詩中有這樣的詩句:“Jug!Jug!污泥里——Efangoeilmondo!——夜鶯歌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典故出自艾略特的《荒原》,再往前追溯就是奧維德的《變形記》。
這種“編織”與“仇恨”的結合以后屢次在西方文學中出現,并漸漸形成一種傳統,構成了西方文學的一道獨特風景。不過,這種“編織仇恨”的意象,在西方文學中最早的例子,大概當屬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珀羅涅珀的編織了。珀羅涅珀為了拖延時間,等待丈夫俄底修斯回家懲罰求婚者,每天白天趕織壽衣,晚上又將織好的壽衣拆去。她這樣告訴那些求婚者:
我的年輕的求婚人,英雄俄狄修斯既已死,
你們要求我再嫁,且不妨再把婚期稍延遲,
待我織完這匹布,免得我前功盡廢棄,
這是給英雄拉埃爾特斯織造的壽衣……
詩中的拉埃爾特斯是俄底修斯的父親。于是,
她白天動手織那匹寬面的布料,夜晚火炬燃起時,又把織成的布拆毀。
珀羅涅珀聰慧無比,工于心計,實際上她是在編織對求婚者的仇恨。
關于珀涅羅珀。她也像她的丈夫俄狄修斯一樣,充滿智謀(metis)。通常人們認為,《伊利亞特》是男性的,陽剛的;《奧德賽》是女性的,陰柔的。而后者的陰柔美又比較集中的體現在史詩的女主人公珀涅羅珀身上。甚至有學者指出《奧德賽》中存在著一種“珀涅羅珀詩學”。我們知道,“詩學”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Poetics)。“詩學”一詞源于古希臘文,其原義為“制作的技藝”。在古希臘人看來,詩人作詩,就像鞋匠做鞋一樣,靠自己的技藝制作產品。“詩學”(poietiketechne)就是“作詩的技藝”的簡化。因此,從該詞的本義來講似乎更應該譯為“創作法、創作學”。珀涅羅珀一直在為公公編織壽衣,這種編織也是一種“詩學”,它以隱喻的方式指向詩歌的創作。珀涅羅珀也在編織故事,并編織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經緯,可以說,“一個從事紡織的珀涅羅珀就是一個隱喻意義上的詩人”。
在奧維德的《變形記》中還有另外一個關于編織的故事。女戰神彌涅瓦說,以前有個名叫阿剌克涅(Arachne)的姑娘,她是呂底亞染匠的女兒,紡織手藝高超。“時常,林中的女仙們離開提摩羅斯山坡上的葡萄園,帕克托羅斯的水上女仙們離開自己的河流,來看她的精美的紡織。”她將女神都不放在眼里,敢于同女神比賽。她織出的布匹上故事生動,無可挑剔。女神非常氣憤,將這布匹撕碎。姑娘憤然上吊自殺,女神心中憐憫,把她解了下來,說道:“壞姑娘,你還是活下去吧,但是你老得懸在空中,你的族類也要受到同樣的處罰,使你們將來世世代代得不到安全。”她從此永遠紡著線,她變成了蜘蛛,還像往日一樣地織呀織呀。在這里,姑娘的紡織與仇恨和懲罰緊密相連。
另外,在古老的歐洲文化傳統中有一些決定命運的女性,她們也大多都是杰出的編織者(greatweavers),譬如北歐神話的命運三女神、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命運三女神、得墨忒耳的女祭司、大地女神蓋亞的女預言者等。因此,后世著名詩人布萊克如此寫道:
將性別之間的沖突織進夢中在生活的羅網中哭泣。
當代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在那部影響巨大的著作《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者與19世紀文學想象》轉引了布萊克的詩句,并指出,這里所說的女性指的就是“在她力量的洞穴中‘從生到死之中’編織‘世界的圖案’的從事編織的女性”。
當然,關于編織仇恨,大家最熟悉的例子莫過于海涅的名詩《西里西亞紡織工人》了:
梭子在飛,織機在響,我們織布,日夜匆忙——老德意志,我們在織你的尸布,我們織進三重的詛咒,我們織!我們織!
這首詩表現了工人階級對統治者與剝削者的強烈的階級仇恨和不可遏止的憤怒。自然,這樣的例子在西方文學中還有很多。
就英國文學而言,讀過19世紀英國小說家狄更斯《雙城記》的讀者,一定記得小說中有一位得伐石夫人(MadameDefarge),她總是坐在小酒店的柜臺后面編織。她“有一雙似乎什么都不看卻什么都不放過的眼睛。一只大手上戴著沉甸甸的戒指,臉色鎮靜,相貌堅毅,舉止從容不迫。得伐石太太身上有一種品質,讓人可以由此斷定,她所經營的任何賬目都是不會出錯的。生性怕冷的得伐石太太身上緊裹著毛皮衣服,頭頸上還圍著一塊色彩鮮明的披肩,不過一對大耳環倒沒有遮住。她面前擺著編織活……”。這里所說的“任何賬目”應該包括埋藏在她心中的那本血淚賬。她在那里不慌不忙、聚精會神地編織,她是在編織對埃吾瑞蒙德家族乃至整個貴族階級的仇恨。“她用她自己的針法和符號,用編織的方法把事情記錄下來,一切就明白得像青天白日一樣。相信她吧。那些膽小的懦夫可以抹去自己的存在,卻沒法從得伐石太太編織物上抹去自己的名字和罪行。”得伐石太太不停地編織裹尸布。她一邊編織,一邊數著那一顆顆落下來的人頭。
由此看來,西方文化的編織總是與仇恨交織在一起。仇恨的積累就像編織的累積,在不斷地滋生發展,終有一天會突然爆發。這與中國文化中的編織意象頗為不同。關于編織或者紡織,中國文學中亦有許多記載,但與西方文學的意境顯然不同。在《詩經·小雅·斯干》中早有描繪:“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這里的“瓦”指的是古代紡線的紡錘。這幾句詩的意思是說:生下女兒,放在地上睡,給她包上抱被,讓她玩紡錘。母親在女兒出生不久,就和她一起玩紡織游戲,其樂融融。南北朝著名的《木蘭辭》中寫道:“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木蘭姑娘一邊紡織一邊在尋思替父從軍,這里表現的是女兒對父親的關心和愛護。當然,關于編織詩,我們大家最為熟悉的莫過于唐朝詩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里,編織與母愛、親情緊密相連,母親的愛與兒女的感激交織在一起。
同樣一種文學意象差異如此之大,中西文學傳統之不同由此可見一斑。對這種文學意象與文化差異之間的關系的探究應該是比較文學中主題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法國學者梵第根說:“這一類的比較研究往往會異常清楚地闡明了各位不同的詩人之天才和藝術,并同樣闡明了他們的群眾間的情感之演進。”由此可見,文學作品中的一針一線,不僅能體現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作家獨特的創作意圖,還能由此窺見不同民族生活習俗、文學積淀和文化心理之間的巨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