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r id="gucoo"></abbr>
<li id="gucoo"></li>
  • 
    
  • <abbr id="gucoo"></abbr>
    <li id="gucoo"><source id="gucoo"></source></li>
    <rt id="gucoo"></rt>
  • 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李劼人著譯版本瑣談三則

    來源:文藝報 | 張元珂  2016年12月12日07:09

    《同情》有初刊本、初版本和眾多再版本。初刊本即1923年6月15日至8月15日在《少年中國》第4卷第4、5、6期上刊出的連載本。初版本即1924年1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被列為《少年中國學會小叢書》之一種的版本。筆者沒見過初版本。但從其再版本和六版本(封面大小15cm×11cm,光道林紙印刷)的品相看,初版本也應為小開本。目前,《同情》的初版本已極為稀缺,倒是1932年9月的六版本相對好找一些。這部以日記體形式寫成的自傳色彩很濃的中篇小說,記載了“我”在巴黎一醫(yī)院從12月16日到2月16日共62天的病中生活。最后,“我”不但身體康復出院,而且精神上也獲得了覺醒。《同情》以異國之見聞反襯中國之老舊、落后,這依然觸及到了由來已久的時代命題。只不過,它不似同時代主流作品那樣體現(xiàn)得直接、集中、鮮明、尖銳。

    《霸都亞納》,赫勒·馬郎著,李劼人譯,北新書局1928年3月初版,道林紙印刷,定價5.5角。卷首有原著序言,共十二頁,云:“這小說是純客觀的。甚至還極力避免議論:只是寫實而已。也絕不生氣:只是記述而已。”卷末有譯者《翻譯霸都亞納之后》,共六頁,云:“原書只是分十二章,至于每章之下所列的一些小題目,是我添上去的,意思只是想把一章的內(nèi)容標得更清醒一點而已。”中間為原著正文,共十二章,206頁。

    《霸》的書籍裝幀很有特色。封面繪一法屬非洲殖民地婦女頭像:眼睛、鼻子、上下嘴唇皆棱角鮮明;頭飾、發(fā)飾、大耳環(huán)皆富異域風情。初版本卷首卷尾皆留有空白紙一頁,正數(shù)第二頁和倒數(shù)第二頁分別為題名頁和版權頁。其中,在題名頁上,浪花狀圖案環(huán)繞四周,右下側(cè)有一圣女,正雙手捧書而閱,而書名、原著者、譯者依次標于中上方。書籍裝幀合乎原著內(nèi)容、風格。《翻譯霸都亞納之后》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有助于我們了解李劼人的翻譯思想及其翻譯和創(chuàng)作之間的互補關系。

    《霸》出版于1921年,幾個月后獲得“龔古爾文學獎”。7年后,李氏將之介紹到了中國,但原著作者并非歐美名家,原著亦非名著,故一直以來幾乎沒人關注。其因似也不難理解:這部譯著除了內(nèi)容——反映非洲黑人部落的生活——在題材上稍稍靠近左翼文學外,但其譯介思想、作品主題與20世紀20年代出現(xiàn)的各種文學思潮并沒任何關聯(lián),更與1930年代興起的以“左聯(lián)”為核心發(fā)動起來的左翼文學思潮無半點相通性。然而,當時過境遷,我們再回過頭來重審其價值,至少有以下兩點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原著是一部用法語寫成的反映非洲部落生活的長篇小說,而在1920年代的中國,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非洲文學作品,其存在意義不可忽略。事實上,在當時,很少有人關注和譯介非洲文學,《霸》的引進較早地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其次,《霸》的譯文是較為成熟的新文學語言。先看幾個典型例句:

    月亮又黃,又光輝,差不多已在圓了。周圍沒有一點兒暈。繁星燦爛。天上只有繁星,只有數(shù)千的星,只有月亮。(第57頁)

    他夢見了什么?他只是在做夢嗎?這一夜里,他可知道幾乎沒有一個人在他身邊,在他的迦西中?(第201頁)

    一片閃光,一片炸裂,一片軋軋聲,一片轟發(fā)聲,一片呼聲。其后就是灰,就是殘留的草,就是燃燒的葉子,就是蜜蜂群,就是小鳥與種種昆蟲的飛躍:有糞蛆,有蝴蝶,有蚱蜢,有蒼蠅,有蟬子。再后又是灰,又是灰!(第189、190頁)

    上述例句典型地代表了這部作品的譯文特點:全用白話;語句通順、簡潔、流暢,完全合乎現(xiàn)代漢語邏輯與規(guī)范;盡量不用西語句式,邏輯也不繁復;語言多為描寫與寫實,少見議論與抒情,比較接近原著風格。須知,同時代的文學翻譯大都帶有濃厚的翻譯腔調(diào),比如,生硬的術語,復雜的修飾,冗長的句式,由直譯帶來的文學性缺失,等等,《霸》基本不存在上述問題。在當時的語境中,《霸》的譯文堪稱一流,它對促進新文學翻譯語言的發(fā)展做了有益探索,并提供了有益經(jīng)驗。只可惜,不論在當時還是現(xiàn)在,這樣的譯文都少有人關注和研究,這也是一個遺憾,在此提出來,希望引起同行們的注意。

    《死水微瀾》(以下簡稱《死》)是李劼人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作品。它由中華書局初版于1936年7月(為《現(xiàn)代文學叢刊》之一種),包括《序幕》《在天回鎮(zhèn)》《交流》《興順號的故事》《死水微瀾》《余波》共六部分。1955年10月,經(jīng)過作家修改過的《死水微瀾》(簡稱“修訂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繁體、豎排、首印1.7萬冊。此后六年中每年皆印一次,至1961年已達六次,印量達5.45萬冊。1961年版雖為新版本(簡稱“修訂二版”),但除文字字體由繁體改為簡體,排列方式由豎排改為橫排外,其他與修訂本并無不同。修訂本和修訂二版卷首皆有《前記》,主要交代“三部曲”寫作緣起、內(nèi)容及修改情況。

    《死》自初版以來,雖有郭沫若萬字長文《中國左拉之待望》予以闡釋和推介,但其銷量并不好。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研究界和讀者對之都少有關注。該書的推薦者、李劼人好友、原中華書局編輯舒新成將之歸因于“推廣不力”:“李劼人《大波》等三種,為民國以來第一部佳作。郭沫若曾為近萬言之長文揄之,曾囑摘登廣告,但銷路亦不見佳,如在生活、開明等此書,當可大大銷行,雖曰店之素質(zhì)有關,但推廣方面亦有問題。”(《舒新成日記》,《初版史料》1988年第1期)其實,銷量不佳,其主因不在此,而在于《死》之內(nèi)容與主題不合乎啟蒙、救亡等時代宏大命題之故。而且,無論當時還是后來,它與文學的左翼思潮及傳統(tǒng)幾無關聯(lián),這也決定了其在大陸版現(xiàn)代文學秩序中的非主流地位。在1950年代,《死》未被具有正統(tǒng)、權威地位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納入現(xiàn)代文學名著再版系列,其意味耐人揣摩。

    裝幀不佳,也是《死》的短板。初版本封面采用紅、黑兩色做背景,莖蔓花葉做邊飾,題名、著者和社名橫排中間的傳統(tǒng)裝幀風格。作為這套叢書的共用裝幀,其主題與風格與作品本身無甚關聯(lián)。此后的修訂本、修訂二版亦然。無論前者采用以白色紙面做背景,著者、題名和社名(藍綠色字體)分列其上的素樸淡雅裝幀風格,還是后者采用以大紅色紙面做背景,僅留著者、題名于封面(上面)的重彩裝幀風格,其設計風格與理念都不著眼于著作本身。如此一部經(jīng)典長篇小說,竟沒有與之相匹配的上佳裝幀藝術,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死》的初版本和修訂本是兩個不同的版本。其一、文學觀念不同。前者秉承自然主義敘事觀念,力求客觀呈現(xiàn)辛亥革命前小鎮(zhèn)上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樣態(tài)。這種以個體觀察、感知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敘事更具歷史的真實性,即它以小說方式處理并記錄歷史,以歷史方式扶正并生成文學,并分別在文學和歷史緯度上生成了全新的“真實”——它是一部活態(tài)的風俗志、濃縮版的辛亥史,也是一座豐富而生動的人性標本庫。后者秉承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敘事規(guī)范,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寫,更多展現(xiàn)為階級分析和革命敘事的特點。這種敘事是某種外在理念強勢介入并強制修辭的必然結(jié)果。其二、語言觀念不同。前者遵循五四以來的白話文規(guī)范,體現(xiàn)為白話、歐化、方言等多種異質(zhì)語言的雜糅。其中,人物對話——特別是其中的方言、方腔——更具地方生活色彩。后者遵循1950年代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化要求,描寫似乎更準確、流暢,但文學性大大減弱。最常見的是,人物對話描寫、心理描寫往往與其身份不相符。其三、歷史態(tài)度不同。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歷史事件及其人物的評價上。前者忠實于自己的歷史觀察,描寫比較客觀、冷靜,但對各種動亂及場面人物又偏于嘲諷,比如稱張獻忠及起義農(nóng)民為“群寇”,認為農(nóng)民的暴動是盲目的而非自覺的行為,等等。在修訂本中,凡涉及貶低底層民眾的稱謂以及展現(xiàn)其固有劣根性的內(nèi)容,凡揭示其盲目暴動性的文字,都要按照1950年代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進行刪除或修改。因為,農(nóng)民是革命的主力,是國家的主人,初版本中那些貶低群眾,特別是其中揭示其劣根性的內(nèi)容就不合時宜了。其四、人學觀念不同。前者對人性、人情的充分表現(xiàn),特別是其中有關情欲活動和心理的細致描寫,更切進個體生命之本源。后者對人性、人情的描寫不再表現(xiàn)為欲望緯度,而是大大刪減掉有關情欲描寫的文字,即使保留,也要經(jīng)過潔化處理,而且,無論怎么處理,整體上都要服從于“革命”之要義。

    無論文學史敘述,還是圖書編纂,都不能忽視其在版本上的上述差異性。雖然初版本和修訂本都是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也都具有文學史的意義,但述史或出版時采用哪一版本都應特別標明。在具體實踐中這種常識往往不被重視,乃至時常出現(xiàn)版本混淆現(xiàn)象。比如,2000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叢書——百年百種優(yōu)秀中國文學圖書(1900—1999)。叢書收入的《死》本為修訂本,但在其《叢書書目》中標注為“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版”,這是不應該發(fā)生的。事實上,1955年以后的50多年間出版的《死》,不論單行本還是選集本,所依據(jù)的版本全部為修訂本。初版本缺席,就意味著,原版經(jīng)典化進程被人為中止或削弱了,這終究不是什么好事!因為,相比于《暴風雨前》和《大波》,《死》的初版本更具有獨立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其地位無可撼動,也不可取代!

    初版本的編輯與出版顯得尤為迫切而重要。2011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李劼人全集》,第一卷為《死》,所收為初版本,真是功德無量!但是,全集的閱讀對象多為專業(yè)研究人員和李劼人的超級粉絲,普通讀者不大可能去買這一套價格昂貴的(17卷20冊,總價2000元)書,因此,以初版本為母本編輯、出版各種形態(tài)的大眾普及本,以取代目前廣為熟知的以修訂本為母本的流通版本,似不是一件小事。因為,作為已被經(jīng)典化了的李劼人及其《死》在未來歷史進程中必然要繼續(xù)接受各種文學與非文學力量的檢驗并有所增值,如果其初版本不能全面、充分、有效進入閱讀場,這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