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舒晉瑜：《顧氏傳人》是您較早的代表作，此后的系列作品，也都打著深深的地域烙印。您是怎樣開始“蘇州故事”的？一開始的創作順利吧？有無退稿的經歷？

范小青：一開始創作算是比較順利的，在處女作發表之前，我只投過一篇短篇，那是在1979年，編輯老師讓我修改過，雖然最后沒有發表出來，但是對我鼓勵很大。1980年投出第二個短篇小說《夜歸》，就在《上海文學》發表了，應該算是很幸運的。

其實在《顧氏傳人》之前的一些作品，已經開始有了蘇州的烙印，大概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蘇州這個“我城”就進入了我的創作，從此以后，一直盤旋不離。蘇州是我的家鄉，是我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推開門窗，她就是我的街景，不開門窗，她是我心底的漣漪，睜開眼睛，我看見她的遠山近水，閉上眼睛，她就是我永遠的念想。她就在我這里，我也就在她那里，我和這個地方是不可分割的，是無法隔離的，所以在我的小說或其他作品中，我都不可能脫離我的“蘇州故事”，即使近年我的小說中不再出現像《顧氏傳人》這種鮮明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符號，但是我作品內在的靈魂的東西一定是蘇州的，最蘇州的。

舒晉瑜：這么說，《上海文學》是發表您處女作的刊物？還記得當時編輯是誰嗎？愿意談談你們之間的交往嗎？對于這一發表自己處女作的刊物，有怎樣的感情？

范小青：我的處女作短篇小說《夜歸》是《上海文學》張斤夫老師編輯的，從１９８０年以后，我經常在《上海文學》發表中短篇小說，在張老師退休前，都是由他編輯的，我沒有做過仔細的統計，但至少有幾十篇，包托我在１９７９年第一次正式投稿的那篇小說，也是張老師經手處理的，題目叫《進山》，張老師非常具體非常認真地提出了修改意見。我前面說了，這篇小說雖然沒有發表，但對我后來的寫作，卻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我至今還記得發表我處女作的那一期《上海文學》，是淺綠色的很淡雅的封面，幾十年來，這個溫暖的色彩始終盤旋在我心頭。

舒晉瑜：童年的經歷對作家的影響是巨大的，很多人用“小巷文學”、“蘇州地域風情作家”來指認您的“我城”故事。在做文與做人上，蘇州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范小青：蘇州這塊水土和這個地方的人，特點是努力而不張揚，溫和而又堅韌，許多人常說，寧和蘇州人吵架，不和某某人說話，蘇州的性格也許是有些柔弱的，但決不懦弱，無論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蘇州從來不把精力浪費在無謂之爭上，蘇州的環境是寬松寬厚的，在蘇州這樣的環境中，蘇州人勤懇地勞動，無論是“蘇州園林甲天下”、“紅欄三百九十橋”，還是今天的蘇州經濟發展，都是蘇州人辛苦創造出來的。我想，這些都是“我城”對我做人和為文上的重要影響。

舒晉瑜：從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一上手就寫短篇嗎？在我有限的視野內，您好像是寫短篇比較多的女作家。短篇其實對寫作題材、技巧和語言等要求更高，且市場效應一般，為什么您會這么執著于此？

范小青：我的短篇小說是比較多。從1980年發表第一篇到現在，大概有三百多篇了。事實上寫短篇小說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不受任何外界的影響，無論它的市場效應還是其他什么效應好不好，我都喜歡寫短篇小說，不寫小說我會難受，不寫短篇小說我會更難受，所以會執著。

舒晉瑜：早期的短篇，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色，細膩生動，瑣細到有些嘮叨，讀者也熟悉了您的“小青式”嘮家常般的敘事。我特別想了解您在寫作時是怎樣的心態，自己覺得耐煩嗎？是否沉浸其中？您如何看待個人化書寫與宏大敘事的關系？

范小青：瑣細的嘮叨，自己當然是耐煩的、沉浸其中的，還津津樂道，樂此不疲，全然沒顧及別人的感受，這是很自我的，太過自我，必定會局限自己的讀者群讀者面，近幾年我開始反思，自己覺得稍微利索一點了。

個人的東西中，必定有歷史和時代的宏大，而宏大的東西，也必定是體現在某個具體的人和事上，這個具體的人和事，可以是大人物、大事件，也可以是小人物和小事件。

舒晉瑜：您如何定位自己的這一類題材？世情小說或市井小說？您覺得自己寫作此類題材有何獨特性？

范小青：我寫作三十多年，自己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小說定過類，寫作是最自由、最無拘束的一件事情，如果給自己定了類（無論這個“類”有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時尚或多么的受追捧），那就等于給自己畫地為牢，談不上思想和創造自由了。

只是從我的創作實踐來看，某一段時期，相對集中的寫作，作品風格也會相類似一點，但這是在自然的、主觀意識不太明確的前提下寫出來的。

舒晉瑜：1987年，您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褲襠巷風流記》。從短篇到長篇的轉換，是否順其自然？

范小青：無知者無畏。當時寫第一部長篇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考慮過從短篇到長篇轉換中間有沒有難度，有多大的難度，更沒有考慮或研究過怎么解決其中的難題，恐怕連轉換都沒有想過，幾乎就是盲目上馬，盲目寫作，那倒有一點順其自然的意思。等到長篇寫多了，才慢慢地知道有多難，才知道順其自然原來是怎么樣的境界。

舒晉瑜：從事創作三十五年，回過頭來看，你覺得自己的創作經歷了怎樣的過程？曾經寫了十年小說，又回過頭來寫詩歌也寫散文——我說“回過頭來”，是因為有些人寫作是先從詩歌散文開始，再寫小說。這樣的經歷，對您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范小青：首先，我對詩歌特別崇敬，我寫過各種文體，小說、散文、隨筆、報告文學等等，但唯獨沒有寫過詩，沒敢寫詩。

寫小說的過程中，寫過一些散文，在1990年代時，報紙的副刊常來約稿，是應約而寫，寫著寫著，覺得散文似乎更能直抒胸臆，就當回事情了，寫了不少，但是后來停頓下來了，停頓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還是更喜歡寫小說，二是有個朋友當頭棒喝，說，你的散文再怎么寫也不可能寫到你小說的水平。我就很少再寫散文了。現在偶爾寫一點，多半是人情難卻的應約之作，自己都覺得很慚愧。

在寫小說的過程中寫散文，意義可能在于可以有更多一點的時間和方式去更清楚地思考自己。

舒晉瑜：您是一位創作題材多樣、風格多變的作家。既有《女同志》等“三部曲”的官場小說，也有《城市表情》、《百日陽光》這樣描寫城市現代化進程的作品，還有《誤入歧途》、《天硯》等“擬偵探”小說，每一位作家都會在創作中尋求變化和突破，不同題材的駕馭，對您來說有何困難？

范小青：因為每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中間都會有間隔，這種間隔很可能就是變化的開端，間隔的時候，應該就是思考的時候、學習的時候、積累的時候，經過了學習、思考和新的積累，創作上一定會有變化的，會嘗試著重新駕馭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題材。

另外，長篇小說的創作，和自己的生活經歷也是有關系的，比如早些年我曾經在蘇州的司法機關體驗過生活，這個階段，可能會有疑似偵探小說出來，而我的“干部三部曲”，是我長期生活積累的結晶。

舒晉瑜：在《女同志》之后，您又以何種心情寫作《赤腳醫生萬泉和》？再到后來的《香火》，這幾年您的每一次出手都是大手筆，大變化。為什么會有這樣明顯的變化？

范小青：過去我的創作是非常純粹地崇尚自然，寫到哪兒是哪兒，想寫什么寫什么，想怎么寫就怎么寫，近幾年我多了一點學習和思考的習慣，可能這就是變化的原因吧。

舒晉瑜：從《在那片土地上》、《大通橋》、《過客》、《鬼話》到《香火》……您是一個比較擅長講鬼故事的女作家。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風格？

范小青：哈哈，“擅長講鬼故事”，可能我還達不到這樣的水平哦。

我少年時期從城里來到農村，那個地方，是個桑農結合的地區，大片大片的桑樹，許許多多的河流，會擋住你的去路，擋住你的視線，讓你不知道那邊有什么，加上我當時的年紀，十多歲，半懂不懂，老是聽農民、聽知青講鬼故事，自己在農村上學的路上，老是膽戰心驚的，可能在我的心靈上留下了某種較深的印痕。

舒晉瑜：為什么《香火》的書寫涉足這么多特殊的領域，類似禪語、對聯、算命卜卦、流言蜚語、人說鬼話、鬼說人話等？

范小青：在農村，對農民而言，廟也好，佛也好，祖宗也好，很多都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宗教，與其說是迷信，不如說是他們的精神寄托，所以對于菩薩、對于和尚、對于死去的先人（鬼）、對于算命先生等等，他們往往是用同樣的態度在求助于他們，這就構成了《香火》中的眾多的特殊領域。

舒晉瑜：《香火》中對佛教文化和鬼文化兩種傳統文化有深刻的表現。主人公香火經常打交道的就是兩類人：一是和尚，二是鬼。在寫作中，您覺得表現佛教故事的難點在哪里？對作家來說，應該具備哪些方面的條件和素養？

范小青：表現佛教故事的難點，是我自己對佛教的了解不夠深，我得小心地避開我的短處，以免露怯。其實《香火》不是一個純粹的佛教故事，如果要寫一個真正純粹的關于佛教的故事，我想我是寫不來的。

舒晉瑜：評論稱《香火》是個“異類”，形式上近乎于當下時髦的“玄幻小說”或“穿越小說”，但內涵與品格上又有著堅實的現實主義質地，敘事上更是展示了“高難度”的技巧與功力。您怎么看？

范小青：這樣的評價令我汗顏，當然也給了我極大的鼓勵。

關于現實主義的質地，因為我本身就站在現實的大地上，我寫的就是生活，我平時的所有生活，都在為我的寫作積累現實的基礎。只是在寫作過程中，我遭遇到了一些變化。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就像在疾行的時代列車上，由于速度太快，節奏太強，變化太大，我們醒來的時候，常常會不知身在何處，得聚攏精神想一想，才能想起來，呵，昨天晚上我原來睡在這里。有一天我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住宿，晚飯后天已經很黑了，我到院子里散步，因為陌生，因為黑，到處影影憧憧，光怪陸離，有一瞬間，我忽然懷疑起來，我覺得我到了另外的一個世界，或者另外的一個星球。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奇怪的夢，夢見了許多很奇怪的事情。或者，在我疑惑的那一瞬間，我真的已經脫離過了。

一個人，如果身體過度勞累，如果心靈過度疲憊，是有可能產生出一些錯覺的，那么，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呢？有些感覺，果真是那么真實嗎？另一些感覺，真的就是錯覺嗎？

許多本來很踏實的東西懸浮起來，許多本來很正常的東西怪異起來，于是，漸漸地，疑惑彌漫了我們的內心，超出了我們的生命體驗，動搖了我們一以貫之的對“真實”這兩個字的理解。

有人讀了《香火》，覺得這個小說在寫法上有濃郁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其實我想，更主要的可能不是手法，而是感受，是感受影響了寫作的方式和寫作的技巧。

舒晉瑜：多年來您致力于口語、方言的文學性探索，但是《香火》中很少有對人的外貌、衣著、面容及周圍場景的描述。您怎么看待敘述的繁復與簡潔？

范小青：我的小說中一直以來都不怎么寫外貌、衣著、風景、周邊環境等等，到底是為什么，我說不清，也許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按照慣常的寫作要求來寫作，就是我前面說的，想怎么寫就怎樣寫。

偶爾地使用口語、方言，也同樣是我在寫作過程中最有樂趣的地方，用到這些方言時，我會自個兒笑起來，真是一種享受，當然我得考慮更多的讀者能夠接受的問題，所以有時候會對口語和方言作一些改造。

舒晉瑜：通過寺廟和祖墳地，您的筆下其實牽掛的還是時代生活的巨變，同時也有對中國傳統文化及當代中國社會的深刻反思。您希望通過《香火》傳達怎樣的理念？

范小青：人對任何東西都應該存有敬畏之心（哪怕是鬼）。時代、生活變了，對生活的敬畏之心不能變，如果人對任何東西都失去了敬畏之心，人類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底線。

舒晉瑜：《香火》呈現的不僅是一個佛教故事，更是一個“鬼”故事。《香火》中既有對胡安?魯爾福的借鑒，也有對中國化人鬼交流中倫理情感的繼承。您如何評價中外文學對自己的影響和滋養？

范小青：我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不多，真是屈指可數，說起來慚愧，但是收獲卻是不小的，滋養很豐富，只是更多是潛移默化的，很難一一說清楚，總的來說，我從外國文學作品得到最大的啟示是，打破模式，不要自己給自己設定一個套子鉆進去。

舒晉瑜：“對話”是您的創作比較常用的敘述方式，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對話之密集構成整個創作的風格，為何您如此鐘情這一方式？

范小青：正如您所說，我寫小說比較鐘情人物的對話，經常用對話展示人物性格，用對話表達思想，甚至還用對話推動情節，這和我一開始寫小說就形成的習慣有關。我的小說創作較少使用比喻、詠物、狀事等手法，更多的是一種樸素的敘述，大白話的敘述，而其中的對話，基本上也都是大白話，因為我覺得我能夠在大白話中蘊含許多滋味，蘊含許多言外之意（當然，這是我的主觀意愿，客觀上，作品有沒有達到那樣的效果，那是另一個話題）。總之，這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寫作方式和習慣，所以無論是長篇小說還是短篇小說，對話是我的最愛。

舒晉瑜：《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弟弟對“我”的服從和模仿，無論言行還是內心，似乎暗示了他幾乎影子般的跟隨。“我”把弟弟丟了，又苦苦尋找，結局是弟弟被找來了，但是結局也不確定。這樣設置故事的結構，是有意強化什么？

范小青：因為在小說最后，弟弟還是“我”找回來的，只是“我”雖然找回了弟弟，弟弟卻不承認他是“我”弟弟，所以結局似乎也是不確定的，而恰恰是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我”弟弟的弟弟，成為小王村最后一片土地的守護者。

舒晉瑜：《我的名字叫王村》折射了中國社會變革中隱含的一系列問題，包括農村干部的競選、經營蒜廠的內幕、土地流轉的交易等，與洗腳妹的對話，又透露出農村土地被征用的現實……您平時通過什么渠道關注農村生活？為了寫這部作品，做了怎樣的準備？還是更多地依賴于想像？

范小青：關于中國社會變革中的許多問題，比如土地問題，平時一直是很關注很留意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做一個有心人，時時處處可以積累素材。從現實生活來說，許多年來我和農村的關系始終都沒有斷裂過，從少年時期隨同父母下放到農村，后來又自己插隊到農村，再后來我父親和我先生都曾經在縣里工作，在我家生活了幾十年的保姆也是農村的，我家里有許多農村的親戚，等等，所以我和鄉村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現在，從縣城，到鄉鎮，再到鄉村，我隔三差五就有機會去走一走。當然，除了這樣的日積月累，在寫作中，想像是極其重要的。

舒晉瑜：小說第一句便是“我弟弟是一只老鼠”，這句《變形記》式的話語開始，作品便給讀者戲劇性的閱讀期待。小說中頻繁地使用歇后語，豐富和延展了“鼠”的內涵與外延，除此之外在作品中有無格外的用意？

范小青：王全的弟弟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只小老鼠，這是一個精神病人的譫語和妄想。關于鼠的這些語言，是有一些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為了表達作為“鼠”的弟弟和作為“人”的我（以及所有人類）的區別——有時候，人不如鼠。

舒晉瑜：王全與賴月的愛情，讓我看著很會心。雖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感情，但是看著就感覺特別真實，著墨不多，卻寫得無比鮮活。您是怎么把握的？

范小青：您的這個問題讓我特別開心，因為許多人似乎都沒有在意這一點，這其實是我蠻用心寫的一塊內容。一，寫他們三次交流都是通過短信，這也是我用心設計的，現代社會人與人的交流不就是這樣嗎？二，這其實是小說整塊灰色中的一點亮色。

舒晉瑜：您是一個風格多變的作家。每一部新作都會有新的突破，總讓人感到意外的驚喜。這種自我挑戰的勇氣和動力來自哪里？

范小青：前些年的變化基本上是不自覺的，那時候作品風格變化，似乎是受內容的影響才變化的，但近幾年的變化，自己是有所努力的，確實是自我挑戰。勇氣可能談不上，但動力是有的，動力就來自于對于寫作的熱愛，因為愛了，所以想要做好，想要做好，就會想著怎么做才能更好，這就有了變化。

舒晉瑜：您認為支撐自己創作變化的理念，來自閱歷與經驗順其自然的積累，還是有意識地設定目標？

范小青：從1980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開始，寫作三十五年，一個人最精華的歲月幾乎都用在這上面了，花了這么長的時間，琢磨寫作這事情，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十分的感慨。經歷的最大的變化，是從必然王國慢慢地走向自由王國，這里我用的是“走向”，而不是“走到”，走向是一個動詞，永遠在動著，永遠在走著，沒有哪一天可以說，我已經“走到”了。寫作風格上，也是從傳統的封閉式的寫作，慢慢走向現代的開放式的寫作。當然寫作不可能完全地隨心所欲，但至少自己的內心，是放得開了。

舒晉瑜：勤奮多思，并且在文學創作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脈絡，但是又具有特別時尚、不落潮流的前沿意識。既背靠深厚的文化積淀，又密切關注現實，您的作品總給人一種清新、超前而且目光深遠的印象。您覺得呢？這種通常意義的既腳踏實地，又能在天空飛翔的雙重潛能，來自哪里？

范小青：“既腳踏實地，又能在天空飛翔”是我的努力的方向，也許我一輩子都達不到這個目標，但是我會努力的，雖然年紀不小了，但我始終會是一個“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孩子。如果說我能夠站在現實和未來、文化積淀和前沿意識的交織中，我想，原因主要是生活加思考，因為生活太豐滿太深遂，我沉浸在生活中，不想思考也會思考，不想有收獲也會有收獲。

舒晉瑜：在您的心目中，有沒有一個標高，希望成為怎樣的作家？希望寫出怎樣的作品？

范小青：心目中沒有什么明確的標高，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作家。更享受的是寫作的過程，是接受（自己加給自己的）新的挑戰。

舒晉瑜：閱讀的過程中始終特別矛盾的印象是，覺得您的語言汪洋恣肆不甚收斂，又覺得是刻意為之，精簡生動。對于語言，您有怎樣的追求？

范小青：對于語言，我是有追求的，是刻意為之的，那就是我希望能夠用看似隨心所欲的大白話，一是說出更多的言外之意，彈出更多的弦外之音；二是體現出現代社會的時時處處的悖反和荒誕。

舒晉瑜：您多數時間待在城市，但農村題材的作品卻在您的創作中占有相當的比重。什么原因使您鐘情于當代鄉村、農民生活的描寫？如此反復討論土地與人的關系，于您而言有怎樣的意義？或者準確地說，于中國文壇、于中國社會而言，有怎樣的意義？

范小青：如果能夠廣義地理解，鄉村和農民與城市和市民，是否也是在同一精神層面的？我小說中的鄉村只是一個殼，而農民就是一類代表性的人物，其實我寫的是現代社會發生的劇變巨變，以及它影響到人類所發生的劇變和巨變。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都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全人類都面臨同樣的難題，而把這樣的故事、人物以及通過它們所呈現的意義，放在鄉村，是因為我覺得，在小說的藝術表達上，更能讓形式與內容較大程度地融合，能夠更符合我的創作個性，從而更準確地表達出我對現代社會的一些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寫到城市了，寫到城市的高樓大廈了，我想，原因也是這樣的。

舒晉瑜：作為江蘇省作協主席，能否對江蘇省的創作隊伍做一個整體評價？

范小青：江蘇作家隊伍整齊，穩定，后繼有人，江蘇作家潛心寫作，較少受外界的影響，這是江蘇作家和作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但同時也可能是一個弱點，怎樣創新創優，是江蘇作家面臨的問題。

舒晉瑜：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您通過什么方式了解民情民意，您的提案多集中在哪些方面？您覺得這一身份與自己的創作有何關系？

范小青：通過平時的各種接觸、各種活動、豐富閱歷，了解社情民意，我的提案大部分集中在對弱勢群體的生活、學習、教育等方面的問題上，這和我的創作也是有密切關系的，因為我的寫作的目光，也是更多的在社會低層。

舒晉瑜：我所了解到的，很多人都覺得您性格直爽，人緣非常好。您對自己有何評價？

范小青：我不大好評價自己，就說說對自己的要求吧：與時俱進，與人為善。

舒晉瑜：您如何看待想像力的問題？相對而言中國的作家創作持續性不夠，從小說轉而隨筆或其他，而托爾斯泰年過八旬依然有經典問世。您如何看待持續性的問題，需要刻意保持嗎？

范小青：想像力是作家的命根子，不僅要努力保持，還要刻意加強。

舒晉瑜：在網絡文學上，像湖北等地對網絡文學和青年作家創作都有較為有力的舉措，江蘇省在這方面是否格外加大力度？您平時關注網絡文學嗎？對網絡文學作何評價？

范小青：江蘇作協兩年前召開過一次全國性的網絡作家的會議，邀請了全國部分著名的網絡作家和傳統創作的作家批評家一起對話，效果還是不錯的；江蘇作協在發展省作協會員時，也很注重發展網絡作家入會；作協的一些文學活動以及讀書班等，盡可能地邀請網絡作家一起參與；前兩年江蘇作協和鳴鳳軒小說網聯合舉辦了網絡小說大獎賽等等，目前我們正在研究如何以更大力度和幅度，和網絡作家接觸、溝通，互相了解，互相促進。

舒晉瑜：您對網絡依賴多嗎？平時都利用網絡做些什么？有博客或微博嗎？

范小青：沒有博客。依賴網絡還是比較多的，平時利用網絡發電子郵件、看新聞和看自己喜歡的一些內容，查知識，看電影電視劇，如果想看一部小說而手頭沒有紙質的版本，也會上網看。

舒晉瑜：談談您平時的閱讀情況？

范小青：平時的閱讀，不勉強自己讀。人和書也是有緣分的，一本書通過各種不同的原因和渠道到了你的手里，你就應該去讀它，如果一本書離得很遠，我一般不會去刻意地追來讀它。

舒晉瑜：您對目前的生活狀態滿意嗎？最向往的生活是怎樣的？

范小青：不太滿意，因為常常會心煩意亂。最向往的生活就是心境平和的生活。

舒晉瑜：作協主席的身份對創作有一定影響吧？您是如何平衡與創作的關系？平時的時間怎么安排？

范小青：時間上是有很大影響的，但是從對生活的深入了解，對人生的歷練，對各方面知識的積累等等來看，工作對我的寫作又是有很大幫助的。

要安排好時間是很困難很矛盾的，但是遠不如心境的痛苦，因為工作常常是會擾亂心境的，而寫作又需要有平靜的心境，從被擾亂的心境，回到平靜的心境，中間沒有開關可以瞬間轉換，更多是靠自己的毅力。對工作的認真和對寫作的熱愛，逼得我一定要平衡這兩者的關系。當然，所謂的平衡，它永遠只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這幾年，就是在這種不斷平衡的過程中慢慢向前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