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僅僅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幻象，但只要我試圖抓住它們，它們馬上就消失了。”如果把盧梭在《新愛洛伊絲》中的這句話移植到格非的新作《望春風》中，我們便不難讀出從小說一開始就籠罩在主人公“我”身上難以揮去的陰影。盧梭的這段話也被馬歇爾 · 伯曼用來形容19世紀現代化社會的肇始對于當時人們造成的沖擊和混亂之感。這種秩序的騷動、不確定性同樣暗合了幾十年來當代中國在追逐現代化的路程上是何等的狂熱與癡迷，因此一百年前西方世界的人們所遭遇感官體驗的暈眩同樣在當代國人身上復現。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描寫農村的作品不少，而農村作為當代中國的一個縮影，是其在現代性體驗上絕佳的代表場域，因此多在作家筆下呈現豐饒之姿。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至新世紀初年，中國社會以政治運動、文化肅反、經濟轉型等方式摧枯拉朽、浩浩蕩蕩地朝著現代化的方向行進。對這段歷史的寫作有在前的革命敘述文本（紅色文學）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在后的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無論何種敘述，都難逃其在歷史話語語境下，或昂揚、或凄慘的單一之狀。

政治運動的反復整肅、資本主義經濟大潮的滲入，造成今日鄉村的經濟失衡、道德崩壞和秩序危機，無不反映出“一個村莊里的中國”從地理空間到精神空間上自我主體的瓦解，以至于多產生“令人生疑的虛空和岑寂”之感。《望春風》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寫到本世紀初，以江南村鎮“儒里趙村”作為支點，用重返時間河流的形式溯洄鄉愁。小說第一部分“父親”，“我”的“父親”所寄寓的“傳統”（看相摸骨，把脈命運）甫一出場，就預示著他所代表著古老中國的某種面向便面臨土崩與瓦解。“我”從小與父親相依為命，作為“我”的引路人的算命父親，已然變成政治運動中毫不起眼的一個弱小注腳，成為打趣、嘲弄的對象。“大早上不出工，你們父子兩個，這是要去哪兒裝神弄鬼？”（頁4）“你給算算，來年春上能生多少頭小豬？幾公幾母？那個穿紅棉襖的鄰村姑娘，也來湊趣。”（頁5）。舊秩序未清理干凈，新秩序暫不穩固，“我”緊緊跟著我越走越快的“父親”，試圖跟上他的腳步。“父親”意象上與我的親屬關系，傳統血脈在現代社會（政治權力的強力干涉），讓“我”欲其擺脫卻沒有辦法擺脫，但革命的號角已經吹響，在現代化建設的感召下，困頓與彷徨已經涌上“我”的心頭。

小說第二部分“德正”則聚焦于“我”在父親自縊之后，將己身托付于叔父。這一“托孤”行為是無可奈何之舉。但我仍有所期盼，“我”期望著母親從天而降，減輕我的悲哀和恐懼。這一時期，新的秩序已經建立，我遙想那位屬于“新組織”的母親，她是經過新思想洗禮的人，她是“現代”的，“我”幻想經由她的幫助，必將“我”從困頓中解救出來，“我”的生命也將在這個嶄新的世界有跡可循，得以確認。終于這一時刻到來了，小說已經進入后革命時代。第三部分“余聞”以散佚的人物志的形式聚攏故鄉風物，企望為故鄉招魂，那個傳說中的“母親”是真實存在德。“我”被從“儒里趙村”帶離，然而“我”并沒有離生活的罹難更遠，“我”墜入更深的深淵，墜入“等待戈多”式的無盡淵藪中。我不知道的是，母親被政治風暴裹挾，早已在病痛中悄然去世。

當“我”得知一直企盼的“母親”已經去世時，“我”身上所能依附的、予以慰藉的遙指不復存在。“我”真正地在世間成為了一個孤兒，曾經可以執著的信念蕩然無存，同時，倉促而就的婚姻在搖搖欲墜的廠房里走向了盡頭。如果說“父輩”去世，“我”還有母親可倚靠，“在失去父親的巨大悲傷和恐懼中，我仍然能夠感覺到天地的清明、周正和莊嚴。”那么在這一刻，“東方未晞，殘月在。滿地的梧桐樹葉上覆蓋著白霜。瞻望四方，我終于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不管往哪個方向眺望，我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親人。”（頁260）外部世界更巨大的動蕩已經開始侵襲而來。

父輩的悼亡，婚姻的破碎，居無定所的流離，“我”終其大半生都是為了確認自己，卻還是失敗了。個人面對現代性的張皇之感同樣表現在當代中國鄉村的生存困境上。在步入新世紀以后，資本的強勢介入，曾經的“儒里趙村”被迫拆遷，人煙消散。無論是富麗堂皇的江南小鎮，還是窮苦落后的內地山村，飽滿與空癟的建筑形態下，呈現出來的卻是匱乏、貧瘠、凋敝的鄉村生活。無疑，現代社會的分化與分工、政治運動的蠹害與侵蝕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面對歷史與空間話語的“拆卸”，面對生活與時間帶來的危難性體驗，在“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的張皇之中，在現代性的陰云之下，我們仍舊難以確定究竟何種幻象可以供“我”仰仗，倚勢攀援？

王荊公有句詩云：“春風又綠江南岸”。當小說中的“我”和他日舊鄉玩伴，今日夕陽老伴春琴回到半塘故鄉，建造中的高速公路、蓬勃發展的工業園區、整潔的小區樓群，繁華興盛更凸顯故園的零落，失落飄零油然而生。年年復年年，何曾風景似舊年？我們不確定這風雅、醇厚的“儒里趙村”是否只是鄉愿們自作多情的想象？還是說我輩天涯人一昧借由“歷史的渣滓”（本雅明語）當作主體依存的假托性指涉？但現代性的吊詭之處不就在于“一方面強調時間斷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綿延不盡的鄉愁；一方面夸張意義、價值前無來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情正本清源、或追求終極目的的誘惑。”（王德威：《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現代性的憂慮昭然若揭，更為這無以名狀的鄉愁增添了幾分不確定性。“紙上江南”懸而未決，讀者與“我”心有戚戚焉的依舊是王荊公無盡憂傷的下半句，明月何時照我還？

還，還去哪？站在時間造就的“廢墟”之上，格非以一支幽怨之筆悄然描摹出今日鄉村壓抑在心頭的寂寥之感，用雅性的語言、明清小說的敘事聲調復建他所期待或是曾經擁有的鄉村，希翼自己記憶中那些“影子”、“浮光掠影”之憾能透過文字印刻、延續。這或許能讓我們每個因時間困擾、焦灼的現代人，都能暫借這一紙方舟，抱團取暖，維系“或恐是同鄉”的離散感。這景是造景，也是愿景。

這就不難看出在小說結尾，“我”滿懷希望地對春琴說：“假如，真的像你說的那樣，儒里趙村重新人煙湊集，牛羊滿圈，四時清明，豐衣足食，我們兩個人，你，還有我，就是這個村莊的始祖。到了那個時候，大地復蘇，萬物各得其所。到了那個時候，所有活著和死去的人，都將重返時間的懷抱，各安其分。到了那個時候，我的母親將會突然出現在明麗的春光里，沿著風渠岸邊的千年古道，遠遠地向我走來。”因此，《望春風》仍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在歷史“拆哪”中無遠弗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