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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從《預言》到《夜歌》標志著現代詩人何其芳從唯美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轉變，那么，有著“超達深淵的情趣”的《畫夢錄》就類乎《預言》，關注“人間的事情”的《還鄉雜記》則類乎《夜歌》，而從《畫夢錄》到《還鄉雜記》，則標志著何其芳在散文寫作方面也發生了值得重視的轉型。人們一直對何其芳在詩歌、散文方面的轉型津津樂道，對他轉型前的兩部杰作——《預言》及《畫夢錄》投入了大量的學術熱情，而對《夜歌》尤其是《還鄉雜記》，人們的閱讀相對較少，探索相對缺失。

《還鄉雜記》現收入《何其芳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目次如下：《我和散文（代序）》《嗚咽的揚子江》《街》《縣城風光》《鄉下》《我們的城堡》《私塾師》《老人》《樹陰下的默想》《附記一》《附記二》《附記三》《后記》。編者在說明中提及，該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9年1月出版。但事實上，該版中并無《附記三》。不僅如此，這三則《附記》及《后記》之所以出現，還與《還鄉雜記》及其之前的兩個版本——《還鄉日記》《還鄉記》的面世、形貌不無關系。

第一個版本：《還鄉日記》

《還鄉日記》是《還鄉雜記》的第一個版本，1939年8月由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1936年夏，何其芳和妹妹何頻伽從北平回了一次萬縣老家。在往返途中、萬縣縣城以及家中，何其芳看到了觸目驚心的社會現象，感受了家鄉人事的變遷，內心掀起了情感的狂瀾。后來，他帶著一種凄涼的被流放的心境，去了山東萊陽這個對他而言偏僻遼遠的小縣。在那里，他看著無數的人都輾轉于饑寒死亡之中，他思考著那些來自田間的誠實的青年必將遭遇的陰暗未來：貧賤和無休息的工作。由此，他意識到一些人在莊嚴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則倍顯荒淫與無恥。這種兩極對立，讓他在痛苦中反省自己既往的人生道路、寫作風格，以至于他很久都不曾提筆寫作。

某天，一位在南方編雜志的朋友來信，問他是否可以寫一點游記之類的文章。想起自己回萬縣所獲得的繁雜感受，想起在工作之地所獲得的人生之思，何其芳“突然有了一個很小的暫時的工作計劃”，那就是在上課改卷子之余，用幾篇散漫的文章去描寫他的家鄉的一角土地。于是，從1936年9月29日至1937年6月11日，何其芳先后完成了《嗚咽的揚子江》（1936.9.29）、《街》（1936.10.15）、《縣城風光》（1936.11.1）、《鄉下》（1936.11.25）、《我們的城堡》《私塾師》《老人》（1937.3.31）、《我和散文》（代序）（1937.6.6）、《樹陰下的默想》（1937.6.11）。其中，只有《街》未曾在報刊上公開發表過。

1937年6月，何其芳將已寫就的8篇散文編輯在一起，以《我和散文》作為序言，寄到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擬作為靳以所編的小叢書“現代散文新集”之一出版。在1937年3月至6月期間，該公司已先后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巴金的《短簡》（1937年3月）、盧焚的《黃花苔》（1937年3月）、方敬的《風塵集》（1937年4月）、嚴文井的《山寺暮》（1937年6月）以及蕭乾的《落日》（1937年6月）。靳以還為前四本精心撰寫了廣告詞。但隨后抗戰全面爆發，局勢大變，上海很快成為孤島；1938年，良友公司內部發生了大變動：三巨頭伍聯德、余漢生、陳炳洪之間的矛盾激化，使得原來的良友公司走向了分裂和破產。后來，以趙家璧為首的一批職工找到了新投資者，隨后接管了良友公司所有產業，重組良友并改名為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1938年下半年，“現代散文新集”的編者靳以又離開良友去了重慶。這三大偶然出現的因素，使得“現代散文新集”中后續三本書的出版異常艱難。事實上，直到1939年5月，該叢書的第六本即臧克家的《亂莠集》才由新良友公司出版，叢書的第七本即何其芳的《還鄉日記》，直到1939年8月才問世，而第八本則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發行了。

和其他幾本一樣，《還鄉日記》也是新型的袖珍本形式，封面的規格、總體字數均與其他書籍大致吻合，只是因為《還鄉日記》印行于孤島時期，故而在售價上，《還鄉日記》被調高至四角五分一冊。

但需要關注的是，“還鄉日記”并非何其芳所擬定的文集名稱。他所擬定的，應為“還鄉雜記”。關于這一點，至少有三點證據：第一、在《我和散文》這篇代序文中，他將“關于《還鄉雜記》”作為第四部分的小標題；第二、在具體行文中，他屢屢提及“還鄉雜記”；第三、在該文集中的篇章先行發表于報刊時，有不少篇目的副標題都有“還鄉雜記”字樣，如《縣城風光》是“還鄉雜記三”，《我們的城堡》是“還鄉雜記之五”，《老人》是“還鄉雜記七”，《樹陰下的默想》是“還鄉雜記八”。之所以書名會發生偏差，或與靳以離開了良友，而上海當時處于戰爭環境有關。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該書的正文加上序言的頁碼，總共才94頁。除了《我和散文（代序）》（占了19頁）外，僅收入《嗚咽的揚子江》《街》《縣城風光》《鄉下》《我們的城堡》這五篇。其中《我們的城堡》僅刊載了開頭。且《私塾師》《老人》《樹陰下的默想》這“還鄉雜記”系列中應有的三篇，盡數缺失。

1941年1月，何其芳收到了朋友鄭克從浙江寄去的《還鄉日記》，這才知道該書終究還是出版了。但面對書名印錯了一個字，后面少印了三篇半的這本書，他很不滿意。經過打聽他才知道，那三篇半之所以缺失，是因為原稿已在戰爭中丟失。他隨即給靳以寫了封信，要他轉告書店停止再印，降低流布的可能性。

第二個版本：《還鄉記》

《還鄉記》是《還鄉雜記》的第二個版本，1943年由工作社在桂林出版。該書的面世及其面目，則與戰時桂林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

對良友所出版的《還鄉日記》，何其芳“頗不滿意”。而在其友人遠茲（方敬）看來，這樣的版本“對作者與讀者都是一個損失。不說寫作時茹辛嘗苦的作者本人，連我們心里也覺得不安，不但不滿意。”（方敬：《還鄉記·附記》）為此，方敬他們一直想重印，好讓讀者得窺全豹，好對作者本人和“我們”心安。

重印的計劃，在方敬要去“文化城”桂林工作的1942年，還縈繞在他心間。當時的桂林，盡管當局因皖南事變而日漸向國民黨靠攏，加強了文化統治政策的執行力度，然而較之他處，桂林的文網終究不那么嚴密，“文化城”依舊是“文化城”。故而在去桂林前，方敬就打定主意要自辦出版社。由于1938年春夏間，他曾與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潛等人在成都自辦過《工作》（雙周刊），為紀念這種情誼，體現在不同條件下、不同歷史任務中延續擴展出版業協作的意圖，表達為抗戰努力工作之意，他將擬想中的出版社命名為“工作社”。

工作社的成功創辦，離不開諸多親朋的支持。離開四川前，方敬曾向李廣田談及這一設想，深得李廣田支持；在昆明時，卞之琳為工作社設計了頗具法蘭西書風的社徽：“品字形三個小山尖，上面一只小鳥，是燕子吧，在翩翩地飛，最初還有一個細線圓圈，最后干脆破掉那個框框，更是意味不盡，風光無限”（方敬：《散文的芽》）；到桂林后，方敬從何其芳以及秦和處得到了資金贊助，在陳占元帶領下去廣東紙號購紙并存放在庫房，在洪遒介紹下確定了印刷廠，在巴金關心下確定了大地圖書公司作為發行者，愛人何頻伽改名何昭寧充當發行人，而他自己則擔任了編輯一職。真可謂萬事俱備了。

工作社的開場鑼鼓，當然是印行何其芳的《還鄉雜記》。為搜集那數篇散文，方敬他們上圖書館、逛舊書鋪、托朋友以及何其芳的弟妹，用盡了心思，然后編輯、寫《后記》、送檢、制版、印刷，這就有了1943年面世的《還鄉記》。

從目錄上看，《我和散文（代序）》以及后面的八篇散文均在，最后還刊載了《附記》，文末有“方敬 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二。 桂林”字樣。從頁碼上看，該書連序言、正文、附記一起，總共才88頁，較缺三篇半文章的《還鄉日記》還薄。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還鄉記》在“出版前就遭了人禍”（方敬：《散文的芽》），即在原稿送審時曾橫遭桂林圖書檢察官老爺們的刪削。1944年5月，當何其芳從延安回到重慶后看到該書，略為一翻，就發現《我們的城堡》仍殘缺不堪。經過問詢，他才知道這是國民黨檢查制度留下的印痕。但他以為只是該文被刪削過，故在隨后寫作《關于〈還鄉記〉》時，對于檢查制度，他并無只言片語。吊詭的是，這樣一篇中規中矩的文章，當年在昆明一個刊物上發表時，其末尾也曾被當地的檢查老爺們改動過。

第三個版本：《還鄉雜記》

刊載了八篇散文的《還鄉記》只有88頁，而缺失了三篇半散文的《還鄉日記》卻有94頁，可見，《還鄉記》所遭受的斧削，決不應只是《我們的城堡》一文。但或因何其芳當年太忙，或因《還鄉雜記》未獲重印機會，總之，何其芳并未一一核讀《還鄉記》所錄文稿。

等到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打算重印該書時，已是1946年了。何其芳這才抽空讀了讀《還鄉記》。遇到讀不下去的地方，他才翻良友版的《還鄉日記》以及曾公開發表的原始期刊進行核對。即便校讀得如此粗疏，他也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除了《我們的城堡》被割掉了二十三段之多外，《街》《縣城風光》《鄉下》也都被或刪或改，變得文意含混，甚至有些地方讓人不知所云。《縣城風光》中描述一個小軍閥修馬路以殃民那三段被直接刪去；《鄉下》中說到四川鄉下排斥外來勢力的傳說和空氣那個部分被割掉；《我們的城堡》留一兩段又耙去一兩段，凡是寫有“匪徒”二字的段落差不多都被刪了。面對著傷痕累累的《還鄉記》，何其芳真是氣不打一處來。在大致核對并抄錄完文稿后，他特意寫了《附記三》，對《街》等文章被刪削的大致情況進行了勾勒，以“給將來做文網史者留下一點材料”。而且，他將當年所寫而被昆明檢察官修改過的《關于〈還鄉記〉》作為《附記二》，將方敬在《還鄉記》中所寫的《附記》作為《附記一》，一并編入，試圖既呈現出《還鄉雜記》的出版史，也留下“對于檢查制度永遠的詛咒”。

然而，何其芳將書稿從重慶寄給巴金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卻遲至1949年1月才將其納入《文學叢刊》第八集出版。有意思的是，巴金深知方敬在桂林出版《還鄉記》的史實，亦從方敬的《附記》中知曉了該書曾以《還鄉日記》之名在良友出版的史實，然而，在面對何其芳寄來的《還鄉記》時，他選擇了更改方敬之意，而復原何其芳最初的命名。他舉出的理由，是避免與該社已出版的《還鄉記》（沙汀的長篇小說，1948年7月出版）相混同，從而給讀者帶來不便。顯然，如若不是遲至1949年1月才問世，何其芳的《還鄉雜記》可能就不是我們現在熟知的這個書名，而應是《還鄉記》了。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正文及后記等一共112頁，收錄了《我和散文（代序）》、八篇散文以及《附記一》《附記二》，但舍棄了何其芳控訴國民黨文網制度的《附記三》，而換上了巴金自己撰寫的《后記》。對此，巴金僅在后記中交代說：“因了某種關系被我刪去了”。這“某種關系”所指為何？有人認為是國民黨的檢查制度。但事實上，巴金寫《后記》已是1948年7月，而國民黨早在1945年9月就已宣布廢除戰時出版檢查制度了，因而此處的“某種關系”，或許僅僅是巴金意識到火藥味兒濃的《附記三》放在此處不再適宜而已。這樣的處理，或許正體現了巴金特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