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體會到看見的對象的情緒，它們才真為我所見，也才有了被看見的意義。不被了解和懂得的人是可憐的，不被了解和懂得的物是被無視和否定的生命。為索德格朗所見，是多么幸運。”這是王曄在《這不可能的藝術》中談到索德格朗時所寫的一段話。

為什么“被看見”竟可以稱為“幸運”？王曄說，因為這樣的看見，不止于看見自然的絢麗容貌，亦同時洞察絢麗后面潛伏的危險；甚至，這魔術般的目 光穿透一切世相，看見“一個圓圈畫在這一切周圍/沒有人越過”，看見了“輸”。而自然也在看人，自然醒著、活著，有它的悲喜。被看見，也就意味著主體與客 體的合二為一，意味著人與一切被觀察的對象一樣，沒多少主動性可言；但因為被理解，被講述，也還是獲得了特別的意義。

正如觀看者在對象的生之態度中看見了自己的生之態度，王曄坦言，盡管自己的書寫“試圖確保材料的客觀性”，但也必須承認，大多數的寫作，某種意 義上都是一定程度的自傳：“我在寫他人的同時，也在不動聲色地表達和透露自己，透露什么是我最矚目的。”瑞典現代文學經典是一個頗為寬闊的概念。透露什 么，意味著十分重要的角度選擇。這種選擇一方面當然要受摹寫對象和閱讀需要的限制；另一方面，作為“表達”而非單純“介紹”，角度選擇也包涵著某種強烈的 主觀性。“不可能的藝術”一說來自詩人埃凱洛夫，他把生命視為“不可能的藝術”。以此為書題，多少也顯示了王曄的書寫趨向。

對于對瑞典現代寫作乃至對北歐文學懷有興趣的人來說，《這不可能的藝術》所提供的營養堪稱恰到好處。其中有對原作文本的優美譯介，也有對作品的品味與分析；有對于摹寫對象生命圖景的獨特呈現，也有發自自我的生存究問。

王曄在20世紀瑞典文學經典中看到了光照，也看到了至關重要卻又易被忽視的陰翳。她幾乎不談論作家的創作成就、篇什、風格等等，她看到并著意呈現的是，作家怎樣成了“這一個”，作品又怎樣體現著作家與時間和空間，進而與生死的深度關聯。

“這一個”，懷著獨屬于“這一個”的孤獨，與他人的世界無法接壤。導致孤獨的界限各有不同，但是孤獨的造就卻是類似的。關于詩人古爾貝里，王曄 的取景是“一片湖”。那一片湖水，仿佛是詩人終于“被擁有”的證據，實質上卻是詩人最后的終結地，是詩人把自己與他人永遠隔斷的墻。死亡是人與他人之間永 不可破的界限，到此為止，一切關聯化為虛設。而雍松的界限在于出身。王曄引用了雍松原作里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細節，來隱喻這種不可能突破的界定：“魚露出 水面時，眼珠子從頭上突出來，吐著它們體內的一切。是減少了的水壓造成了這一現象……但愿我們能將自己留在氣壓夠強的地方。”生存環境對于人的規定，在形 式上似乎勉強向上就可以掙脫，但一旦掙脫，比不掙脫還要糟糕，因為，生命無法消受不屬于自己的空間。這種與生俱來的大被動，在特朗斯特羅姆，是一種強烈的 對“自我的異常”的恐懼。有一天他聽到老師對同學說，別激怒他，他沒有爸爸。又有一天，女老師高聲宣布他的圖畫是非常“特別的”。這些話讓他感到慌亂，因 為他從中感到了自己的“不正常”。這個24歲初登文壇就大獲成功的人，卻未專事創作，而是選擇了心理師職業。王曄敏感地覺察到：“除經濟考慮，可能更重要 的是，童年就和父親分離，害怕與眾不同的他，知道自己的不同，不想看來異樣，而選擇把自己隱藏在普通人的形色里吧。”這種對于“不一樣”的恐懼，也曾使雍 松拼力要“找尋一個母親，一個父親，一個姊妹，一個兄弟，一份友誼，一份愛情，一個和某個人、某個什么的共性”。

也許正是由于隔絕與孤獨的不可避免，這些在20世紀的瑞典語寫作中達到巔峰的人，都有屬于自己的隱秘“地塊”。王曄以“地塊”來指稱寫作者的精神立足地和構想地，并非出于建構概念的喜好：

我不主張用“環境”或“風景”來替代“地塊”這一字眼，因為在索德格朗的作品里，這地方不光是登場角色的空間、背景和舞臺，這地方還往往和包括跳入其中的詩歌敘述人“我”在內的所有成員一樣，是角色和主題本身。

相對于通常使用的寫作根據地、文學故鄉這樣一些客觀指稱，“地塊”包含了更具精神特質和個性色彩的意義。其一，“地塊”是作品與作品所反映的對 象共生共長、從而只存在于作家的“思維、書寫和讀者閱讀后的想象”中的虛構地。其二，“地塊”不僅是作品中的背景，而且與人一樣，是作品中的角色和主題。

無論是在自己的散文中，還是在對20世紀瑞典語作家的書寫中，王曄都十分著意于對客觀環境的精確描寫，并且認為這種精確對于虛構作品而言不可或 缺。然而，她也更加注重對象的能動性。她筆下的風景、動植物和人是對等的，它們不僅是人的映襯，是反觀世情的鏡子，也是主體。這常常讓我想起那些北歐神 話，想起伊薩克·迪內森的《走出非洲》。那種萬物有靈的感覺，的確是屬于王曄所言的“地塊”——是逼真的，卻更是夢幻的；也仿佛是盼望中的，具有濃郁的靈 魂氣質。惟此，特朗斯特羅姆才會寫下這樣的詩句：“我醒來到那不可動搖的‘也許’，/它抱著我穿越搖擺的世界。/每一幅世界的抽象圖都是一樣的不可能/正 如給風暴畫藍圖”；而雍松筆下那個“回不去他想回的地方，待不了他可待的所在”的烏洛夫，才有了可能的投奔地；進而，生命的精神才有可能活在那些死去的事 物中：“死去的一切有過它們生的悲喜和榮耀。即便死了，精神還在空氣中逗留，靈魂尚未走遠。它們不僅通過各種方式試圖把最精華的部分傳達給后人，也未必不 在分擔后人的喜憂……或許正是這生命的精神，始終盤桓在韋姆蘭大地上，成為期待被表達的薩迦。”

王曄在談到創作原委時說：“我的目力所及，國內還不曾有人系統、具體地評介現代瑞典文學。我這么做的主旨就是，分享我看到的珍寶的光芒。” 我確信王曄提供了更多。在《這不可能的藝術》中，不單是人的作品被看見，神的作品、藝術的緣由與醞釀池——生命亦被看見；不單是代表著20世紀瑞典語文學 高峰的他們被看見，來到這群峰之前的我們、我們所彼此隔絕的靈魂，亦被看見。這是一種安靜而確鑿的“幸運”，或許，也正是我們書寫和閱讀的全部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