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來主義”可成為民族電影發展的有益補充

不錯的翻拍資源——蒙古國電影《哭泣的駱駝》的海報。資料圖片

　　●“拿來主義”是對原創力匱乏的一種有益補充，翻拍模式可以成為中國民族電影豐富品種、贏得觀眾的一個選項。

　　中國少數民族電影有著豐厚的本地資源和外國優秀影片可供選擇翻拍。

　　當今中國電影產業高速發展，銀幕數、影片產量、觀影人次等指標都呈爆發式增長。在這個大潮中的少數民族電影，雖在各方面作出努力，但仍未改變所處困境，而且在人才儲備、生產方式上顯得滯后。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一是少數民族電影的接受群體相對狹窄；第二個深層原因則在于“文化折扣”影響了傳播。以往的討論習慣于研究電影創作和生產，很少從傳播學意義上探索規律。在破解諸多難題時，借鑒當代電影翻拍模式對跨文化傳播的促進作用，是可選擇的途徑之一。

　　為什么提出翻拍電影，一方面是遵循了傳播學的思路，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年看到了許多成功的案例。追溯好萊塢電影發展的歷程，大家能看到翻拍模式產生的巨大效益。如果一部電影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成功，那就證明這個故事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認可，還可能具有某些異域文化中的新鮮元素，所以“拿來主義”成為電影創作的一大良方。

　　要“抄襲”就“抄襲”最好的！如果一部外國電影在當地市場上獲得商業成功，或在A類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經過媒體的放大，有可能因此建立起一個文化品牌。翻拍這樣的電影便可在本土收獲品牌效應。當然，好萊塢依托美國電影高度發達的工業體系，對翻拍電影有一整套的邏輯，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努力實現在全球跨文化傳播的野心，既贏得票房，又輸出大國文化。我們所要借鑒的，是在電影創作和制片思路上將傳播學理念前移，將其置于應有的地位。因為跨文化傳播理念的缺失，會嚴重影響一個電影強國的成長。

　　舉幾個熟悉的案例：美國影片《真實的謊言》、《三個奶爸一個娃》都是翻拍片，但翻拍版成為了新經典。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無間道》，美國人拿去翻拍，又獲得奧斯卡金像獎。這些成功的案例使更多的西方電影人看到亞洲等地區的類型片是攫取創意資源的“肥美牧場”。韓國的《薔花，紅蓮》(美翻拍名為《不請自來》)，以及西班牙的《死亡錄像》(美翻拍名為《隔離》)等，都是較為成功的樣本。

　　當然，失敗的案例也不少：美版《龍紋身的女孩》是翻拍瑞典的同名驚悚片。原作于2009年全球大賣，成本1300萬美元，票房卻超1億美元。而翻拍片于2011年上映，投入產出比遠不如前者。

　　中國電影在高速發展中，也出現了對外國電影的翻拍片，如《保持通話》翻拍自美國電影《一線生機》；《歌舞青春》翻拍自美國同名電影；《我知女人心》翻拍自美國電影《偷聽女人心》；《三槍拍案驚奇》翻拍自美國電影《血迷宮》；《十二公民》翻拍自美國電影《十二怒漢》；而《101次求婚》翻拍自日本同名經典電視劇；《分手合約》翻拍自韓國經典愛情片《禮物》。《分手合約》還根據中國電影市場的特點進行了本土化改編，如減弱苦情煽情成分，加強喜劇因素，把主人公由中年夫妻改變為小情侶等，因而獲得中國觀眾的好感，收獲不錯的票房成績。這些案例說明，“拿來主義”是對原創力匱乏的一種有益補充，翻拍模式可以成為中國民族電影豐富品種、贏得觀眾的一個選項。

　　中國少數民族電影有著豐厚的本地資源和外國優秀影片可供選擇翻拍。本地翻拍資源如經典影片《五朵金花》、《劉三姐》、《阿詩瑪》、《冰山上的來客》，以及今天看來仍不失為優秀類型片的《沙漠追匪記》、《山間鈴響馬幫來》、《神秘的旅伴》、《摩雅傣》、《金沙江畔》、《八女投江》等，經過新的表現手法和商業元素的植入，都可成為廣大觀眾所喜愛的作品，是民族地區電影制作機構的優良的再創作資源。

　　在國際A類電影節獲獎的小成本外語片，如《哭泣的駱駝》(蒙古國)、《一次別離》(伊朗)、《蜜蜂》(土耳其)、《入殮師》(日本)等，都可作為藝術電影創作的創意資源。翻拍此類影片，以原作已經取得的跨文化認同來構建自己的藝術精品，可吸引更多的觀眾，獲得有效傳播。

　　當然，翻拍電影的前提是堅持本土電影的正向價值、民族特征和文化魅力，掌握跨文化傳播的方式，在學習借鑒中逐步增強自身的原創能力，如此，中國少數民族電影一定能不斷提高自己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