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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女作家不少,而且每個人都呈現出自己獨特的風貌。比如,海男的小說以先鋒意識見長;和曉梅的小說呈現了籠罩在現代意識下的民族性;半夏的小說創作擅長都市題材,富有市井氣息。而彝族作家段海珍的小說,幾乎都指向了一個主題——“女性突圍”,而這個背景卻是多元的,甚至是復雜的、瑣碎的、艱難的、浮躁的、觸目驚心的。
大凡作家熟悉的地方,往往就是創作的“根據地”,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營養寶庫。段海珍生活的姚安,就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域。這里是一個交通要沖,是古時長安、成都到云南的必經之地,各種文化在此交融。因此,從地域而言,西秦文化、巴蜀文化、古滇文化、南詔大理國文化、吐蕃文化都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民族而言,漢、彝、藏、白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化都在這里碰撞聚合。此外,儒、釋、道、巫盅文化以及現當代文明的沖擊,同樣對這片地域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這片土地有著異彩紛呈的文化,創作素材像山中生長的野生菌,俯拾皆是。段海珍有著豐富的底層生活經歷,對姚安的城鄉都很了解,這使得她的小說在題材上顯得非常豐富。
段海珍的小說充溢著多種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帶給她的影響。姚安是一個佛教興盛的地方,段海珍對佛教文化頗有興趣,并大量閱讀過佛經。對佛教文化的耳濡目染也影響到她的文學創作。比如《紅塵寶貝》,看似天馬行空信筆揮灑,但寫出了一個“六道輪回”般的情感故事。當然,她的作品也體現了濃厚的巫蠱文化。在《私奔的兔子》創作談中,段海珍寫到:“塔白是我童年的一個村莊。塔白是一個彝族老女人的村莊。那個女人精通巫蠱術,她可以光著腳板從燒紅的鐵犁頭上走過;她可以抓住她男人的衣領把他放在火上烘烤;在她的面前,任何人的憲法都不起作用;她仿佛掌控著生命的密碼,可以讓死去的親人與活人對話!痹谶@樣一片神秘的土地上,神性的寫作也是合情合理的。
多元文化的碰撞聚合,使段海珍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呈現了諸多可能性。她的小說塑造了一批多姿多彩、個性迥異、生動鮮活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山地女人形象,她們大都一生悲苦。比如,《紅妖》中的秋水,是一個從戲班子里買來的女人,這個妖媚的女人來到這個封閉荒涼的江邊小村“麻灣”,那是多么的不搭調,她對美好愛情與自由的向往最終屈服于艱難的生存環境。秋水是一個外來文化的符號,與邊地文化發生了碰撞,致使一輩子在不甘心中度過的女人命途坎坷,郁郁而終。其次是小城鎮的女子,她們既有城市女人追風趕潮的意識,又有小地方人的狹隘與保守,常有出奇不意的舉動。例如,《落血蓮瓣》中的李嵐是一個經濟優越、孤芳自賞的女人,她淡泊,不計名利,卻也因為與某局長的婚外戀,落入官場緋聞中,終以悲劇收場。段海珍還描寫了許多現代都市的新女性,她們空虛、壓抑、混亂不堪,也有大膽和堅定的愛情追求。例如,《九周半》中的謝曉檬,一個典型的現代都市年輕女性,一塌糊涂地愛上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全身心地投入了九周半的時間,最后弄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妒Щ鸬脑铝痢分械脑S亞,則是一名大膽追求愛情,甚至不惜以悲壯的方式悍衛愛情的現代女性,其性格能放能收,內心堅定果敢,對自己的生活有著明晰的方向,哪怕為之付出再多的代價。
在小說中,這些女性形象總是面臨著如何突圍的問題。女性“突圍”遇到了種種障礙。比如《鬼蝴蝶》中的阿姑婆,因被糟蹋染上梅毒,卻沒有選擇死亡,她以另外一種方式“突圍”,她成了傳說中神秘的盅婆,她用中草藥為自己療病,并在瓦窯中獨居了一輩子,最后以自焚的形式結束了自己痛苦孤獨的一生!短一N爛》中的桃花,不愿守著無愛的婚姻,和小學里的代課老師偷情,并懷了孕,被村里人罰“洗寨子”,從物質和精神上進行雙重打壓,接著還要讓巫醫折磨她。最終,她瘋了,成了一個完全的失敗者。《美麗任務》中的梅蘭,終其一生為一個叫夏明輝的男人苦守,雖然得以善終,卻也孤苦伶仃一輩子。梅蓮索性上山做了土匪,被鎮壓了。
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生活質量提高了,女性的突圍受物質制約的因素少了,但卻在精神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惑。她們必須為自己的困惑找到一個突破口,從而找到屬于自己的幸福和歸屬感!吨讣谆ā分斜蝗藠Z夫又奪人夫的蕭蓉、《奔跑的海鷗》中解決別人的心理障礙卻無法解決自身心理障礙的海鷗、《紅塵寶貝》中甘當別人“小三”的黎小樓……她們最終都完全喪失了自身的幸福。這其中的外因是轉型期社會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人性在復蘇的過程中失去了約束。從內因講是現代女性自身的弱點,她們的突圍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
但是,《失火的月亮》中的許亞卻是一個成功突圍的女性。她敢愛、敢恨、敢放棄、敢獨立。她敢一見鐘情,敢“一夜情”,敢懷孕,即便那名男人死于非命,她也敢將孩子生下來。她的內心堅定、強大、自信。她愿意為此背負一生的重擔。她的突圍至少從精神上是成功的,也是悲壯的。我想,作家要告訴我們的是,多元文化碰撞聚合下的女性突圍,其實要走很長的路,才能真正實現女性的自信、自強、自立。即便再艱難,突圍之路仍將繼續,正如作者在《紅塵寶貝》中所言:“我正在路上。因為,有一個我正在世界的另一端等我,我眼前的出發就是為了和未來的我相遇。”
多元文化的碰撞聚合,使段海珍的小說語言呈現了交融性。在其小說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語言受到多種語言文化的影響。首先是漢語川方言和滇方言,在她早期的小說如《紅妖》和《杏眼》中,俯拾皆是的村莊童謠和花燈小調,顯而易見有著漢語川方言和滇方言的特點。如《紅妖》中的一段童謠:“張打鐵,李打鐵,打得一塊鍋鏟鐵,炒得一鍋騷豆子。豆子放個屁,鐵匠好日氣。小豆子不拿器,筲箕肚子麻稈腳,底線脖子橄欖頭。聾子鐵匠不成氣,討個老婆又美器,馬蜂腰,戲子臉,隔壁張三望著更齪氣……”這段童謠中的一些詞匯如“日氣”、“美器”、“齪氣”等詞,明顯就是川滇漢語方言。其次是姚安本地少數民族語言如彝族語言,在《鬼蝴蝶》《桃花燦爛》《石頭的罪》中,不僅直接使用彝語名字,還大量使用彝語詞匯。第三,在段海珍近幾年的小說創作中,使用外來翻譯語言的篇幅也屢見不鮮,如《私奔的兔子》《奔跑的海鷗》等,不僅作品標題“歐化”,語言的表述方式也有所改變。《私奔的兔子》中的第一句“那個燈火煌煌的夜里,我誤入一片雨中森林”,就是典型的西方現代主義的敘述方式,“燈火煌煌”、“夜”、“誤入”、“雨中的森林”,一下子把人們帶入了作者設置的懸念之中。當然還有不少的網絡文學語言。在《紅塵寶貝》中,語言鮮活,而且頻頻分段,體現了網絡交流的即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