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展機遇

　　中國“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向前推進，使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關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格局。經濟的變局必然帶來文化的變化。新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已經成為一個熱點。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絲路文學與絲路文學交流也必將是絲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環。而絲路文學的復興，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絲路文學的界定與絲路文學交流

　　整合絲路文學的前提，是對絲路文學進行準確的定位。絲路文學至少有兩種涵義，一是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的文學，二是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目前大多研究者所使用的絲路文學概念，是將這兩種涵義都包括在里面的。但問題就來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學，范圍何其廣，題材更是千種萬樣，如何能用“絲路文學”一統了之？如果將我國西北省區的文學和絲路沿線國家的文學都統稱為絲路文學，雖然直截了當，但能否形成相關方的共識，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不無疑問。而且循著第一種涵義，有的研究者將絲綢之路開辟之前的文學，也歸入絲路文學，未免更不能令人信服。

　　絲路文學概念的不當延伸，絲路文學的泛化，既使學術研究失去方向，亦使創作陷入茫然。

　　我認為將絲路文學定義為“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更為科學。這一定義雖然將目前包羅萬象的絲路文學縮小了，但它的內涵更為充實，外延也更為清晰。發生在絲路沿線地區和國家的非絲路題材的文學，并不因合理地將之排除于絲路文學之外而失去價值。絲路文學只是一種文學的分類，并不涉及價值評價和藝術評價。

　　絲路文學交流不僅是絲路題材文學的交流，也泛指絲綢之路地域的文學的交流，是從文學的維度對“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的輻射和延伸，并為文學創作樹起新的標高。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中國的“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正是放眼當今世界這兩大主流而提出的。和平與發展，也是當今人類的追求、人性的渴望。開展和加強絲路文學交流，既是對“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的積極回應，也是文學表現美好人性、追求人類共同價值的新的蹊徑，這對文學繁榮和發展的促進作用，無疑是可以想見的。

　　絲路文學的輝煌在于新的創造

　　絲路文學無必要將自己的光榮寄托于遙遠的古代。絲路文學的輝煌，更在于當代新的創造。

　　中國絲路文學的新創造，是在中國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一個綜合國力極大提升、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逐步成為現實的強大國家的背景下進行的。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對絲路文學的新創造有著直接的召喚和推動作用。絲綢之路是一條開放之路，在此時代背景下行進的新絲路文學，必然既紹續著遠古絲路的漢唐氣象，亦呈現著21世紀的中國氣派和民族風格。新絲路文學，在整體上應該是內涵豐厚、有強烈人民性的文學，是朝氣蓬勃、元氣充沛的文學，是骨硬筋強、血旺體壯的文學。它應一掃無病呻吟、疲軟困頓的頹靡之風，以深刻的思考、恢弘的氣度和健康的審美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構成。

　　中國絲路文學的新創造，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使各民族國家的文化發展呈現復雜的態勢。一方面，全球化使各民族國家的文化演進趨同化。另一方面，文化的趨同化又引起各民族國家的警覺性反應，文化的尋根和本土化回歸成為一股世界潮流。然而，無論是趨同化還是本土化，各國民族文化的發展都是對全球化的回應，亦即它內在地具有一種世界性的坐標。新絲路文學是一種多國家、多地區、多民族的文學，世界性的視野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而作為“世界工廠”、世界最大市場的當代中國的絲路文學，理應更放眼世界，胸懷全球。它既面向國內，也面向國際；它是民族的，也是人類的；在性格上，它是外向型的文學，追求世界性的理解和認同。

　　絲綢之路是一條交流之路。在美學上，新絲路文學應是前沿性的創作，運用經過古今中外藝術經驗的洗禮而成熟的現代性的風格手法，以既貼近又引領當代讀者的審美趣味，表現時代生活，探索人性風貌。在整體上，它應是超越了歷史的成就而代表著中國當代水準的文學。

　　絲路文學為少數民族文學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古絲路在中國境內，大體涵蓋今天的西北地區和西藏。這一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絲綢之路與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生活關系緊密。發展和繁榮絲路文學，給絲路地域的少數民族文學帶來的機遇是不言而喻的。絲路文學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創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親歷親受絲路地域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的，莫過于身處該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絲路文學創作，應更多地寄望于他們。同時，絲路地域一些少數民族是跨境民族，與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絲路文學交流，道路最便捷、條件最有利的也是該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絲路地域曾經誕生了中國三大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其中《格薩爾》《瑪納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江格爾》的申遺也早已啟動。絲路地域還孕育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居素甫·瑪瑪依、倉央嘉措等文化與文學巨匠。深厚的底蘊，光輝的傳統，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絲路文學的勃興，使少數民族文學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

　　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內含著這樣一些焦點：對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化的命運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切；表現民族文化傳統、民族生活習慣與現代性、與當代現實生活的沖突；宏大敘事的民族民間化；底層邊緣人物的勵志書寫；對反腐倡廉社會熱點的關注，等等。如彝族詩人吉狄馬加長達400多行的長詩《我，雪豹……》以瀕危動物雪豹為主人公，傳達了一種強烈的生態意識和生命意識。而擬人化的雪豹形象又是一種象征和隱喻，讓人聯想在全球化和后工業化時代的夾縫中民族文化的艱難前行與悲壯堅守。思想、情感與表現手法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使作品達到了詩藝創造的深湛境界。

　　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小說《神授》帶有魔幻色彩，表現民族傳統文化和現代性的碰撞。還有的作家把民族生活和文化傳統與現代市儈觀念的沖突，放置到歷史故事的框架中加以表現。比如蒙古族著名作家阿云嘎的長篇小說《滿巴扎倉》，從鄂爾多斯草原上的一座寺院展開廣闊的歷史畫卷，思索重大的思想和文化命題。

　　但在表現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沖突方面，也不是所有的作品對民族文化都抱著仰視和歌頌的態度，也有作品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和嚴肅的反思。藏族作家阿來的長篇非虛構作品《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就是通過地域史的書寫展開關于民族歷史與文化的反思，作品還涉及了對那個時段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政治的反思，同時還有現實的思考。

　　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創作還表現出這樣一些共性：對時代生活的真實感受、對人生的思索、對人性的拷問、對純真愛情的向往、對物欲橫流的批判等等。如回族“80后”女作家馬金蓮的中篇小說《長河》，描寫的是一個回族村莊村民的生生死死。從這些生生死死中，主人公“我”悟出了某種人生的真理。作品在文學界內外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藏族女作家尼瑪潘多的小說《城市的門》描寫底層生活的艱難，又超越了通常的苦難敘事的悲情渲染，而是讓溫情照亮人物的命運。維吾爾族作家凱賽爾·柯尤木的小說《蘋果樹下的夢》融現實與夢幻于一體，令人感動的是它內在的天真質樸和理想主義追求。蒙古族“80后”女作家木琮爾的小說《雛鳳清聲》，以俏皮和反諷的語言敘述一種青春的反抗，作品反映了時代嬗變的諸多信息。

　　另一方面，各民族作家在創作上也普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題材的狹窄，寫作的同質化、重復化、類型化，原創性的嚴重不足。而絲路文學的創作，可以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一些焦點主題的深化提供路徑；同時，也因為絲路文學所要求的國際視野、題材的新鮮性和豐富性以及風格手法的現代性，而對當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短板起到克服和補強的作用。

　　絲路文學前景廣闊，任重道遠。有志于此的中國各民族作家必須以開放的精神、世界性的視野和創新的手法進行絲路文學的再造。同時，絲路文學也給少數民族文學注入新的元素，帶來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