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抗戰文學：精品迭出，鏗鏘依舊

馬融參與創作的《回民支隊》，拍成電影后家喻戶曉。

薛恩厚與汪曾祺等合作改編的京劇《沙家濱》成為抗戰題材名劇。

　　抗日戰爭是中華各族兒女精誠團結、同仇敵愾的歷史。故而與之匹配的，抗戰文學也有中華各民族作家的貢獻和參與。這里僅以回族為例，對其不同階段的抗戰文學作品進行梳理，以期對中華多民族抗戰文學的評估維度有所補益。

　　創作之基：回族抗戰斗爭的豐沛實踐

　　“每當歷代勢衰，回教徒必有動作。”此言出自魯迅先生1932年致友人許壽裳的一封書信，所談背景雖與時局相關，卻是這位文化巨匠對當時尚顯邊緣的回族群體，及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關系的點睛之筆。

　　確乎如此，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回族兒女總是勇于為祖國沖鋒陷陣。“九·一八”事變后，在東北軍愛國官兵中涌現出楊登舉、吳松林等回族抗日將領；在華北大地出現了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支隊和劉震寰領導的渤海回民支隊；在西北大地，出現了以回族士兵為主干的青海騎兵第一師、寧夏八十一軍兩支抗日部隊……

　　上述波瀾壯闊的“抗戰動作”，必然在有正義感的回族作家筆下留下眾多昂揚著時代聲音的作品。這里所談的回族文學中的抗戰題材作品，主要是1937年全面抗戰之后發表的作品。概括地看，較有代表性的有：白平階的小說《跨過橫斷山脈》、沙蕾的詩歌《瞧著吧，到底誰使誰屈服》、馬宗融的評論《抗戰四年以來的回教文藝》，以及穆青的通訊《雁翎隊》、桂濤聲的歌詞《在太行山上》、李超的話劇劇本《湘桂線上》等。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間，主要出現了薛恩厚的戲劇劇本《苦菜花》及《沙家浜》、馬融的電影劇本《回民支隊》等。新時期以來，則又以馬國超、馬自天、馬德俊、馬連義、白山、楊英國等回族作家為代表，誕生了一批正氣凜然的抗戰之作。

　　領銜之范：回族文學的抗戰同期聲

　　宏觀地看待抗戰期間回族作家的創作實踐，其陣容和數量未必龐大，但有限的作品中卻不乏精品。比如白平階，是云南第一位發表小說并成名的回族作家，也是回族現代小說的奠基者之一。早在1938年，年僅23歲的白平階就因短篇小說《跨過橫斷山脈》而聲名鵲起，后又發表了中篇小說《古樹繁花》、《風箱》、《金壇子》、《驛運》等，皆反映了抗戰初期云南邊地各族人民搶筑“中國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的偉大史實。著筆于最基層的筑路勞工和貧苦民眾，具有特殊的文學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

　　白平階最重要的作品《跨過橫斷山脈》，1938年秋發表于香港《大公報》七七抗戰紀念特刊《我們抗戰這一年》的頭條。南洋各華文報紙紛紛轉載，并被中國新文藝社收錄于報告文學集和小說集中。中共地下黨則將《跨過橫斷山脈》和其他抗戰小說一起，油印成冊，廣泛傳播。負責中國抗日戰爭對外宣傳工作的葉君健很快將其譯為英文，題目改為《在滇緬路上》，發表于倫敦《新作品》雜志。作為當年香港《大公報》副刊編輯，著名作家蕭乾曾在晚年回憶說，1939年春天，他之所以“一個人從香港奔往滇西”，寫出了報告文學《血肉筑成的滇緬路》，正是因為看了白平階的《跨過橫斷山脈》。

　　沙蕾是回族現代文壇第一位成名的詩人。其早期詩歌吹響了抗戰救亡的號角，充盈著反抗專制、追求民主的呼聲。1938年，日方稱日本軍隊占領東亞之目的，不僅在于占領領土，更要使東亞各國民眾徹底屈服。沙蕾聞訊，即以《瞧著吧，到底誰使誰屈服》一詩給予尖銳回擊：“我們的各階級各宗教信仰的大眾/已排成一個不可散的行列/來吧，你飛機，你大炮，你坦克車、毒彈和其他的威力/我們的步伐是只有向前/我們的英勇將使侵略者的武器沉默/中華民族是不會永給人欺凌的！”這首詩以全民結為一體的氣概、必勝的信心，表達了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豪情，成為抗戰詩歌名作。

　　抗戰同期回族文學的重要記憶還有：從延安魯藝走出、后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作為黨的新聞戰線的先鋒戰士，于1943年發表名篇《雁翎隊》，首開新聞創作散文式寫法之先河，以散文的抒情筆調，詩一般的語句，描繪了白洋淀的風光和抗日軍民沉靜從容、樂觀自信的精神；來自云南的詞作家桂濤聲所作的歌詞《在太行山上》、《歌八百壯士》等家喻戶曉，成為中華兒女救國圖強的精神號角；沙陸墟在國難當頭之際，發表以古喻今的長篇小說《岳傳新編》，鼓舞人們的抗敵熱情；劇作家李超、胡奇以戲劇為武器，分別留下《湘桂線上》和《悶熱的晚上》等話劇力作。

　　正義回聲：和平年代依舊鏗鏘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和平年代，回族作家從未停止對抗戰記憶的搜尋與再現。最有影響者當屬劇作家薛恩厚于上世紀60年代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評劇《苦菜花》。作品講述了抗戰時期，膠東半島昆侖山區農村的廣大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抗日革命根據地，對日寇、漢奸進行反“掃蕩”的斗爭。該劇連演1000多場次，一時譽滿京華。1964年，薛恩厚與汪曾祺等合作將滬劇《蘆蕩火種》改編成京劇《沙家浜》，更成為家喻戶曉的抗戰題材名劇。

　　馬融參與創作的《回民支隊》，塑造了馬本齋從農民轉為革命戰士，后成長為抗日英雄的忠誠、堅毅的人物形象，是我國第一部直接描寫回族生活的電影文學劇本，拍攝后家喻戶曉。由此，以馬本齋及回民支隊的故事為藍本的作品層出不窮，僅馬本齋之子馬國超一人，就創作有長篇小說《馬本齋》、《民族英雄》及傳記文學《馬本齋將軍》等多部作品。

　　“文革”十年，回族文學創作在大陸遭遇停滯，但在臺灣地區，出身回族的白先勇卻在上世紀60年代，創作了一系列反映“憂患重重的時代”的小說，結集為著名的《臺北人》，其中《歲除》、《秋思》、《國葬》等都與抗戰背景有關，多表達歷史的追憶與時境的落寞。近幾年，白先勇亦摯情于民國風云題材，隨筆《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中亦披露諸多抗戰往事。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茁壯成長起來的回族作家也有多部作品聚焦于抗戰題材。比如，馬連義的代表作《回民代表》就描寫了主人公哈松為被日本鬼子殘忍殺害的馬家營上百口回民老鄉洗凈尸首、發送歸主的悲壯情景。女作家白山繼承了父親白平階對滇緬公路傾情書寫的愿望，以報告文學形式將這段邊地各族人民的愛國壯舉進行了詳實細微的記錄，著成厚重壯觀的《血線——滇緬公路紀實》。散文領域，馬瑞芳的《祖父》、馬犁的《血染的借條》、《白山紅翠蓮》等作品，亦都展現了中華兒女的不屈精魂。

　　新世紀以來的15年中，回族文學中的抗戰題材作品更多了幾分居安思危、以史為鑒的意味。白山的《冷月》記錄了云南回民家族在抗戰年代的心酸遭遇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節操。楊英國的《風流鐵血夢》、丁文方的《鳳簫上的刀痕》、馬守蘭的《綠色月亮》、吳育文的《亂世人生》，也都直接描寫了日寇鐵蹄踐踏下的冀魯地區，回族人民英勇抗爭的歷史。郝文波的《朝覲者》、哈步青的《穆斯林赤子之戀》、謳陽北方的《無人處落下淚雨》、蘭草的《阿媽的白蓋頭》等多部長篇小說，則局部涉及抗戰背景。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戴雁軍的長篇小說《盟軍戰俘》、蔣仲文的話劇劇本《記憶·奧斯維辛》、馬寶康的報告文學《復活的史迪威公路》聚焦于世界視野，以各自側面展現了國際反法西斯戰場上的正邪博弈，拓展了少數民族抗戰敘事的維度。

　　近一兩年，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老作家馬自天以86歲高齡，寫出反映安徽安慶地區回族人民抗戰斗爭、呼吁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中篇小說《小親親》；同為耄耋之齡的詩人馬瑞麟，提筆寫出《題滇西抗日戰爭紀念碑》、《巍巍長白山 滔滔鴨綠江》等詩章。中青年作家中，阿明的《一頂禮拜帽》、李進祥的《討白》等短篇小說，王俏梅的《曳著一條紅色的光》等散文，以及青年作家冶生福以青海藏、回、撒拉、漢等各民族群眾組建騎兵師東行抗戰的歷史為藍本，新近創作出的長篇小說《折花戰刀》，都堪稱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