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審美向度

　　戰爭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無法避免的文明痼疾。它破壞了人類社會的和諧寧靜，暴力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秩序。戰爭以其極端化和殘酷性考量著人類的肉體和靈魂，而戰爭文學的書寫，可以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和內在心性。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明，但同時，也是一個屢遭戰火的國度。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悍然入侵，將全體中華兒女拖入了戰爭的泥淖。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少數民族作家迸發出強烈的愛國熱情，以高昂的政治熱情和使命感，將文學作品鍛造成匕首和投槍，與日本侵略者作堅決的斗爭。

　　在1931年至1945年的抗戰文學譜系中，少數民族抗戰文學勇敢地揭示出日寇的恐怖兇殘，衷心地禮贊浴血奮戰的抗日英雄，彰顯出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注。此時期，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井噴式的涌現，同時改變了“五四”以來我國現代文學反帝文學的薄弱態勢，真正促使啟蒙與救亡實現了匯合與重奏。

　　少數民族作家充滿了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抗戰文學大多采用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悲憤地控訴日本法西斯對各族人民的凌辱和殘害，如滿族作家李輝英在《萬寶山》中控訴了日本侵略者的狡黠殘暴，表達了人們反抗的合理合法。此外，少數民族抗戰詩歌因其短小精悍，易于宣傳而成為少數民族作家頗為熱衷的創作體裁。此時期創作的抗戰詩歌作品，語言直白、質樸、直抒胸臆，甚少晦澀的意象，洋溢著真誠的愛國熱情、反抗精神及悲憫情懷。比如在滿族詩人金劍嘯的革命敘事詩《興安嶺的風雪》中，英雄們的抗爭雖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但他們卻沒有絲毫的猶豫與退縮；同樣，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創作的《中國》《我們是新疆的兒女》《直到紅色的花朵鋪滿了宇宙》《愛與恨》等詩作表達了對國家的摯愛，號召各族兒女為祖國母親而英勇戰斗；此外，還有蒙古族詩人納·賽音朝克圖的《壓在苫笆下的小草》；壯族詩人藍鴻恩的《黃昏，我渡過紅河》；白族詩人趙式銘的《軍歌》；納西族詩人李寒谷的《獻詩》等。這些詩作均彰顯出濃烈的愛國情懷及誓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鋼鐵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作家的抗戰文學作品往往能夠順暢地將戰爭的陰霾和凄涼的氣氛轉換成昂揚的樂觀和必勝的明朗。他們在抗戰文學的書寫中善于化悲劇為壯劇，建構出壯美、開闊、暢達的藝術境界。如滿族作家端木蕻良的抗戰文學書寫始終綿延著民族的自信心和抗爭偉力。在他的文學世界中，活躍著一群極具草莽英雄氣質的地之子。典型的為《科爾沁旗草原》中的大山；《遙遠的風沙》中的煤黑子以及《大江》中的鐵嶺和李三麻子等。這些英雄人物都不是盡善盡美的完人或神人，但在面對國家傾覆的危險時，他們絕不妥協退縮，始終保持民族必勝的自信，在保家衛國的抗爭中凸顯彪悍雄強的生命活力。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不僅為中國現代文學注入鮮明的時代特色，而且還表現出堅韌的反抗性和頑強的戰斗精神。同時，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創作實績，忠實地記錄了全民抗戰的民族向心力與凝聚力，表現出各族兒女在國難面前同呼吸、共命運的家國情懷。

　　在抗日戰爭的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作家的抗戰文學被納入到救亡的浪潮中，其民族性的質素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熱情中尚未得到充足的展現。即便如此，由于世代的文化積習、宗教浸潤、歷史風俗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作品依然攜帶著本民族的遺傳符碼。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作家在尋根文學的熱潮中開始珍視本民族獨特的民族文化瑰寶，在作品中有意識地凸顯極富民族特性和地域文化的貯藏，開啟了全新的美學視閾，同時也預示著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成熟。比如蒙古族作家韓靜慧的小說《額吉與罌粟花》以民族國家的反侵略戰爭為宏大背景，講述了一位普通蒙古族額吉的遭遇。文本中的額吉在殘酷的戰爭中歷經了從懵懂到惶惑直到最終選擇反抗的心路歷程，而草原文化精神所攜帶的強大救贖力量和敬畏生命的傳統則消解了戰爭的非人性。平凡的額吉在母性的高貴和草原文明的博大中，解構了現代戰爭中“勝王敗寇”的庸俗論調。

　　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書寫旨在喚起中華民族各族兒女的抗日斗志，鼓舞全民族抗戰的信心。基于此，少數民族抗戰文學極端重視作品的通俗化。同時，救亡與啟蒙的功利性目的，也決定了戰時的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審美向度——質樸直白的語言風格；凝練緊湊的情節推進；線性簡潔的敘事邏輯；強烈深濃的情緒渲染。時代的激變，語境的置換，讀者的期待，導致了少數民族作家的抗戰文學在接續“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同時，必須在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進行必要的變革。換句話說，少數民族抗戰文學欲最大化地達到宣傳之目的，必須從廟堂的高義邈遠置換為民間的江湖認知。由此，才能將文學的大眾化和化大眾發揮到極致。在通俗化的過程中，少數民族作家吸納了本民族民間文學的優長，借鑒民間文學的敘述方式與藝術形式，將抗日戰爭的神圣性與合法性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比如滿族作家老舍在抗日戰爭時期創作了大量的通俗文藝。其中包括相聲、快板、鼓詞、墜子、戲劇等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在戲劇文學方面，老舍傾力寫出了《張自忠》《殘霧》《國家至上》等十多部劇作。尤其在《國家至上》的劇本中，老舍以一位回族拳師張老師為主人公，生動地呈現了回族人清潔正義，虔誠剛直的民族性格。同時，該劇也成功地宣揚了民族團結、共同抗日的主題。此時，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中的詩劇、活報劇、話劇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作家們意圖通過戲劇的演出，取得廣大百姓的認可，有效地增強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志。其中，哈薩克族作家合邁德·蒙加尼的話劇《戰斗的家庭》；維吾爾族作家黎·穆塔里甫的《戰斗的姑娘》和《死亡線上的掙扎》；烏孜別克族作家秀庫爾·亞里坤的抗戰話劇《上海之夜》等均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

　　抗日戰爭的爆發，激發了不同地域，不同族屬的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活力。少數民族抗戰文學以其質樸暢達的描寫，昂揚深濃的情感，悲壯崇高的詠嘆，雄強粗獷的風格自成一體，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沃野中不可忽視的殊異碩果。少數民族抗戰文學的書寫，不僅將中國的抗戰文學匯入到世界戰爭文學的潮流之中，而且有力地拓延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審美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