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沙溝的了一容

　　認識了一容好多年了，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末。

　　在寧夏西海固的作家中，我對了一容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和期待。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學沒讀完的孩子，帶著一本《新華字典》和一本海明威的小說，敢于走出沙溝，闖蕩于西南西北城市鄉村沙漠戈壁，打工要飯，四處流浪，不昔與乞丐、小偷、騙子為伍。其人生經歷、膽識使我想到俄羅斯的高爾基和中國的沈從文，對于作家來說，這是巨大的財富和可貴的資源，是任何讀書、看報所取代不了的。了一容是一條有血性有追求有圖謀的漢子，當他感到可以圓他的文學夢，可以實踐他的文學情結的時候，他就回到西吉老家，開始了正兒八經的文學之旅。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到1999年《絕境》問世，他很快就完成了從探索到成熟的創作蛻變，在一批業余作者中凸顯出出類拔萃的優勢和潛能，進入了專業文學者的行列。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的門檻并不高，不需要大學中文系本科文憑或碩士、博士頭銜，只要你摸著它的竅門就成。也就是說，文學創作是有規律可尋的，沒那么玄奧和神秘。上世紀80年代初，我到延邊延吉去開一個座談會，在軟臥車廂里，有幸邂逅丁玲、陳明一行人，剛好和魯迅研究專家蔣錫金教授住一起，他睡下鋪，我睡上鋪。蔣先生為人隨和，非常健談。下車前，我跟他說，希望他能寫點關于魯迅是如何刻苦學習文學創作的。因為我相信，魯迅不是天生就會寫小說、搞文學的，他一定有一個學習、操練的過程，一定也讀過某些作家的作品，練過筆、投過稿、退過稿、改過稿，不會像我們所宣傳的那樣，有個好思想就能寫出好作品，就能成為好作家。我知道，魯迅其實是“仙臺醫科專科學校”的肆業生，自他母親去世后重返日本就再沒學醫而是轉向了文學。

　　文學需要悟性。

　　了一容不但勤奮好學，而且聰穎過人，有很好的悟性。最近他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說集《紅山羊》，在后記中他寫道：“我們人類還有許多的缺陷和不完善，包括我自己的肉體因無法超脫塵俗中的一切平庸而倍感痛苦和糾結……我只能通過寫作來慢慢完善自己……小說中想象的、看到的和聽到的，在現實中都有發生。”沈從文在談到如何寫小說時也反復強調：“要貼著人物寫。‘要’寫人、寫事、寫心。”作家的天職是凈化人的靈魂，承載鮮活的歷史，給人生以警示和啟迪。

　　《紅山羊》精選了他不同時期的9篇小說，頗具代表性。在這些作品中，大凡以童年視角寫作的作品往往都寫得比較成功。《紅山羊》是通過一個7歲男孩的所見所聞所感來完成的。對了一容的創作來說，這是一個大的轉折，他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寫極普通的“抓羊絨”的生產過程，但卻挖掘出了深意。其中寫到，你抓我抓大家反反復復地抓，把一只白山羊抓得鮮血淋漓，慘不忍睹，變成了紅山羊，看得人自己厭惡自己：為了錢，人咋這么歹毒、這么殘忍、這么貪婪？

　　在以往的小說中，了一容筆下的人物大都是社會底層的不幸者、苦命人；一群被侮辱、被歧視、被壓迫的邊緣人物，被遺忘了的猥瑣人物，但他們往往在困境、絕境中，在靈魂深處，有那么一點人性的東西、閃光的東西，讓人類社會還存在某種溫暖與光明。比如《命途》中的撒拉老漢與東鄉少年結伴而行，當伊斯哈兒趴下喝水時，“老頭兒手里突然舉起一塊猙獰的石頭，對準了年輕人的后腦門”。但最終沒有砸下去，而是把石頭藏在身后“撇”了，避免了一場圖財害命的慘案。比如《掛在月光中的銅湯瓶》中，老奶奶對自己的殘疾兒子不離不棄、乞討度日，非要送走兒子，她自己才離開這個世界。了一容是個嫉惡如仇的人，在他的小說中，毫不掩飾他的愛恨情仇。他絕不是編個故事、布置個場景，想當然地造個細節敷衍成篇，耍手筆、玩技巧之流，他的每一篇都要嘔心瀝血地投入情感。我覺得這在當下是難能可貴的。

　　從沙溝走出來的了一容，這么多年來應該說是在不斷地充實自己、完善自己，不斷地在文學的旅程上艱苦地攀爬。《紅山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老實說，對西海固所有作家的點滴的進步和成就，我都由衷地感到欣慰。這么說，也許是我很不自量力。但我作為一個普通讀者，作為半個寧夏人，我想我是有資格的。我羨慕他們，我嫉妒他們，同時我也不滿意他們！我覺得他們完全有條件創作出不朽的經典之作，但有時候我覺得他們一直是小打小鬧，做小買賣搞小本生意，像傳統的農民，春種秋收，自我滿足，餓不死也撐不著，這大大地局限了他們的創作！他們有生活、有技巧、有視野、有審美能力、有語言文學功力，他們什么都不缺，就缺少野心，缺少雄心壯志，缺少經典寫作意識。我希望有生之年見到他們爆炸原子彈，見到他們震動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