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題材美術詮釋中國現實主義精神

七七的號角（油畫） 唐一禾

太行鐵壁（中國畫） 王迎春、楊力舟

　　視覺藝術作品對于歷史的再現，其實都是對歷史的文學性或詩性的重建。有關抗戰歷史的美術創作已走過了七十余年的歷程，幾乎貫穿于近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美術史。但這七十余年有關抗戰歷史主題的審美表達并不盡相同，在不同歷史時期關注戰爭中“人的發現”時，都會因不同時代的思想特征而產生審美視點上的變化。這種審美視點的變化所揭示的不同時代的思想特征，構成了美術創作有關抗戰歷史主題“人性”文化的積淀。

　　有關抗戰歷史主題的美術創作先后經歷了三個時期的審美轉換。

　　第一個時期(1931—1949)：救亡圖存，藝術社會學的審美轉換。

　　抗戰，讓藝術回到了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上，藝術社會學再次把藝術創作“題材”的意義凸現出來。直面戰爭，用繪畫直接呈現戰爭，這不僅表明畫家社會意識的改變或覺醒，而且暗示了中國美術20世紀30年代以后審美理想和價值體系的轉換。抗日戰爭所改變的中國歷史命運，才在真正意義上確立了中國藝術的現實主義方向，從而形成中國美術現實主義的主流，影響20世紀中國美術40余年的發展道路。

　　抗戰所改變的中國藝術發展方向，還在于對充滿激昂悲壯情懷和崇高審美理想的表現上，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成為抗戰題材抒發的最主要的審美精神。戰爭是殘酷而悲壯的，它拒絕“柔美”，排斥“為抒情而抒情”、“為藝術而藝術”的繪畫。在主張“藝術應服從于抗戰”的畫家看來，“抗戰期間仍舊忸忸怩怩去畫玲瓏剔透的抒情畫，就如同人家要你打一把殺人見血的鋼刀，你卻孜把功夫用在刻花鐫字的講究上。殺牛不能用縛雞之力，刺虎不能用捉兔之勢”。抗戰喚起的民族自尊，使大多數藝術家意識到用藝術重塑民族精神的必要，而這種藝術又必須以剛健樸實、悲壯雄渾為最終的審美理想和價值取向。

　　由魯迅倡導的新興版畫，本就不是學院美術，也非文人雅集的清供。她面向現實的審美姿態，決定了她在民族危亡之際能夠走到大眾前面，為救亡圖存而呼喚和抗爭。一塊木板，幾把刻刀，所需條件不多，卻能印制出無數張富有激情和充滿視覺張力的作品。利刀勁筆，直面人生和社會，正是抗戰時期沒有哪一個畫種能夠像版畫這樣活躍和興盛的原因。走出個人狹小的天地，奔赴抗日前線，不僅是每位版畫家個人生活道路的轉折，而且是新興版畫藝術史的轉折。版畫家因走進底層社會，在與農民、工人和士兵的接觸中轉變了他們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追求。沒有哪一幅美術作品能夠像江豐的《“九一八”日軍侵占沈陽》木刻那樣，在日軍占領東北的第一時間即以所見真相的圖像揭露侵略者的野心；也沒有哪一幅繪畫作品能夠像李樺的木刻《怒吼吧！中國》那樣，在全面抗戰來臨之際以一位被縛凌辱卻寧死不屈的中國人形象來喚起民眾，發出中華民族奮勇抗爭的聲音。

　　在油畫方面，唐一禾是表現抗戰主題最為飽滿的一位油畫家。他的《七七號角》用寫實主義和象征主義的手法，表現了一群奔赴抗戰前線的青年學生的形象。在抗戰時期最能體現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中國人物畫，是蔣兆和創作的《流民圖》。這幅在中國畫史上出現的第一件表現悲壯慘烈情感的巨作，用寫實主義的造型語言和人物的心理刻畫，給歷史留下了民族屈辱與抗爭的記憶。

　　第二個時期(1949—1976)：現實主義，英雄與理想的頌歌。

　　當抗日戰爭成為歷史以后，有關抗戰歷史主題的藝術創作，也進入藝術和藝術史的記憶。1949年10月，改寫歷史的新中國迎來了經濟建設的和平年代，但剛剛結束的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作為革命傳統的鮮活內容，仍然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凝固在人們和平生活的情境中。

　　在美術方面，最先引起人們關注的抗戰作品，是兩種最具大眾傳播效應的連環畫——一是《雞毛信》，二是《鐵道游擊隊》。劉繼卣在《雞毛信》中塑造的海娃，在日寇面前機智勇敢而又詼諧幽默，令人感到真實親切；甚至就連海娃放牧的羊群也成為主要形象，被刻畫得富于靈性，在患難之際是如此地與小主人配合默契，相依為命。這套曾獲1955年中國保衛兒童委員會兒童作品評獎一等獎的作品，無論文字腳本還是繪畫，都曾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藝術創作突破概念化、塑造典型人物等方面產生過積極的影響。1955年由丁斌曾、韓和平繪制的《鐵道游擊隊》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這套連環畫在長達千幅的畫面中，既重視連貫性，又富于變化，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和風土人情的描繪，都富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濃厚的生活氣息，可謂一部工程浩大的優秀長篇。

　　如果說連環畫在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和文學情節上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那么，獨幅繪畫在敘事上的限制，在某種意義上，也恰恰提供了藝術創造的無限空間。最早產生社會影響的抗戰主題性油畫作品，是羅工柳于1951年創作的《地道戰》。作為描繪地道戰這個在抗戰中發揮重要戰術作用的作品，畫面無疑比較注重整體情節的表達。該作品有兩個焦點，一個是畫面中心的女民兵，一個是瞭望口。作為整個事件的焦點，握著槍通過瞭望口向外注視的民兵起到了動一發而涉全局的作用——通過他的眼睛，一方面把觀眾的視線和聯想引向戶外，另一方面則調動了畫中所有人物的臨戰狀態，增添了敘事情節的豐富性。

　　以《地道戰》《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轉移》《家》和《英雄小姐妹》為代表的作品，基本體現了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現實主義的審美追求。他們注重對于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的形象塑造與刻畫，注重視覺藝術中對于文學敘述性瞬間的選擇與描繪，注重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精神的表達與發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題材，也是“雄壯華彩”的氣概大于“悲慘哀傷”的成分，是豪邁激昂、雄渾壯麗，而不是悲戚哀慟、慘烈憂傷。因此，“崇高”是五六十年代抗戰歷史主題現實主義美術作品的主調。真誠的現實主義和質樸的英雄主義，是他們藝術創造無法被后人超越的精神氣質。

　　第三個時期(1976—2005)：民族“傷痕”，當代人文視角與審美價值。

　　從“傷痕文學”開啟的新時期美術，首先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主題性創作進行了深刻反思。當時提出革命歷史畫要“忠實于歷史真實”的觀念和強調造型藝術的獨特規律“忌用說明性、解釋性的細節來表現故事和情節”的思想，都影響了新時期以來關于抗戰題材美術創作的趨勢。一方面是高舉“忠實于歷史真實”的現實主義旗幟，揭露“傷痕”，批判現實；另一方面則是突破現實主義表現方法的局限性，嘗試和探索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各種藝術表達方式。

　　客觀地看，以抗日戰爭為歷史主題的創作已不是新時期美術創作的主要內容，而且，在新時期開始嶄露頭角的青年畫家，即使創作抗戰主題也缺乏戰爭的經歷和體驗，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上世紀末的20余年間創作的有關抗日戰爭內容的美術作品，又形成了和戰爭年代、五六十年代不盡相同的創作風貌和審美追求：一是在審美精神上，由原來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轉向了悲情現實主義和平民主義，像現實中的“傷痕”美術一樣，畫家們往往也通過抗日戰爭的素材尋找中華民族歷史的“傷痕”。因此，這個時期以表現“大屠殺”為題材的作品非常廣泛，而且作品大多通過酷烈的場景描繪，宣泄歷史悲劇的縱深面。它和五六十年代在表現“悲壯”時的只“壯”不“悲”正好相反，是“悲”而不“壯”。就表現人物而言，也由原來的表現“英雄”、塑造“典型”而轉變為對戰爭中普通人的描寫，甚至日軍俘虜的呈現。二是在表現方式上，突破了單一的現實主義再現模式，將象征主義、立體主義、并置陳列、表現抽象、媒材拼貼等多種現代藝術語言和觀念納入抗戰歷史主題的創作中，從而使這一歷史主題的美術創作具有當代藝術的特征和文化含義。三是伴隨著“九·一八”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和抗日戰爭紀念館的相繼建立、修整，而出現了半景畫、全景畫等紀實性作品的創作。這些作品往往根據特定的環境而創作，具有再現真實的歷史空間與場景的作用。

　　從“傷痕”美術的寫實，而引發畫歷史之真實，英雄崇拜和領袖崇拜終于被復歸到生活中平凡人的視線。這一時期的抗日美術作品，極少像過去那樣表現英雄和領袖。像沈嘉蔚的《紅星照耀中國》則極度把領袖安排到大眾的群像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位置、神態，都顯示了當代人把領導、英雄視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審美心態。而一度引起爭議、獲七屆美展金獎的邢慶仁的《玫瑰色回憶》，是以當代人文觀念消解的英雄主義。在延河邊上被賦予書卷氣的女戰士形象，的確已遠離戰火紛飛的年代，作品表達的主題也非常模糊含蓄。但它傳遞給我們一個信息，就是用日常生活的平淡來代替“典型”和“理想”，用日常狀態的質樸來代替“崇高”和“夢幻”。

　　新時期有關抗戰歷史主題的創作，大都突破了寫實主義繪畫的單一模式。王迎春、楊力舟的《太行鐵壁》，已不是敘述具體的事件，或尋找文學情節的某一瞬間，而是直觀地將抗戰中的歷史人物、普通將士、敵后民兵和太行堅如鋼鐵的巖壁整合一體。它在當時既獲得了繪畫語言形式上的突破，也因象征手法的運用而深化了“太行鐵壁”的寓意。馮遠的《星火》本身就有以火把的“星星之火”寓含“可以燎原”的深義，而這戰士手中的“火把”也構成了畫面富有節奏的形式語言，它起到的不僅僅是好看(這非常重要)，更由此使有限的尺寸獲得了視覺及內涵的無限張力。這個時期的許多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形象的象征性。它們不僅賦予了畫面固有形象以更多的內涵來深化主題，而且這些象征物也往往成為形式語言的要素。

　　總體來看，從新時期始至20世紀末，形成了抗戰歷史主題創作的第三個時期。它以“傷痕”引發的描寫真實而轉向民族悲劇的凸現，由此改變并形成了這個時期抗戰美術作品的整體凝重的色調。它把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轉變為人性的溫情，由此關注戰爭中普通人的生命體驗，從而挖掘出戰爭中人性的覺醒和呼喚。應該說，這種審美視點的變化，是新時期個性張揚的人文主義思潮的折射。對于包括紀實性作品在內的現代藝術觀念和語言的借鑒與運用，不僅突破了單一的現實主義表現模式，而且極大地提升了對抗戰歷史主題的表現深度。雖然這一時期的創作主體缺乏戰火硝煙的經歷和體驗，但他們從當代人文視角所表達的戰爭主題是獨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