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用長征精神講好中國故事

　　人物簡介

　　翟俊杰，1941年10月生，河南開封人，八一電影制片廠國家一級導演，主要作品有《血戰臺兒莊》《長征》《我的長征》等，多次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華表獎、百花獎、解放軍文藝大獎、中國電視飛天獎、金鷹獎等，2005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文藝名家講故事】

　　他是中國“第四代”導演的代表，對電影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他是中國紅色軍旅電影的探索者，從《血戰臺兒莊》到三拍長征故事，不斷創新、突破、超越；他是演藝界的孝子，多次“帶著”母親拍電影……本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藝名家講故事》欄目對話八一電影制片廠國家一級導演翟俊杰。

　　古典詩詞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電影

　　1941年，我出生在河南開封一個書香人家。我的祖母是中國傳統的勞動婦女，在夏天乘涼的晚上，她經常給我講《楊家將》《包青天》等中國傳統故事。我的祖父是女子師范的國文教師，我4歲就開始跟著祖父學習背誦古文，《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等大量古代文學經典都是那個時候記下來的。70年過去了，這些古代經典我幾乎還能倒背如流。受家庭教育的影響，我一生都對優秀傳統文化深深地著迷。

　　從事電影拍攝工作后，我發現，中國古典詩詞里包含了很多電影元素。比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宛如一個鏡頭融入另一個鏡頭的“疊化”效果；“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恰似電影中“升”的鏡頭運用；幾乎人人能口誦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簡直就是一個微型電影的分鏡頭劇本，把構圖影像、光調色調、情境氣氛、人物感情都勾畫出來了。電影是個舶來品，來到中國才100多年，而中國古典詩詞中所蘊含的這些電影表現手法，我認為是一種“藝理相通”，這種“藝理相通”是聯系文藝領域各個門類的共同紐帶，值得好好學習借鑒。

　　戰火洗禮讓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責任

　　1958年，我揣著一本祖父抄寫裝訂的文摘，考入河南人民廣播電臺學習無線電專業。1959年，我參軍當上文藝兵，挎包里裝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的自我修養》，奔赴遙遠的喜馬拉雅風雪高原。我經歷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在戰場上，文藝兵也要參與掩埋烈士、押送俘虜、站崗放哨。需要演出時，我們就在雪地、草原、哨所、陣地為藏族同胞和戰士們表演節目。晚上，我們就在羊圈、馬廄或汽車轱轆底下睡覺。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們遠遠看到一股濃煙飄上天空。大家摸索著前進，走近了才發現，濃煙是邊防五團副團長乘坐的小吉普車燃燒產生的，車已經被燒得不成樣子，不遠處的土丘上有很多彈殼，副團長他們被敵人伏擊犧牲了。當時我們沒有像現在影視劇里表現出的那般嘶吼、號啕，但保衛祖國邊疆的決心在心里更加堅定。

　　再后來，我考取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解放軍報社做記者、編輯，我常深入到部隊的最基層，進一步加深了我對軍隊、對國防的理解。1976年，我成為八一電影制片廠的一員。

　　這些經歷都是生活賦予我的積累，為我以后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隊，感恩這個偉大的時代，也更明白了自己的責任。

　　三拍長征是我最大的驕傲

　　戰爭題材電影是電影的一個重要類型。我一直鐘愛這個題材，先后拍攝了《血戰臺兒莊》《七戰七捷》《大決戰》等。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經三次拍攝關于長征的電影，每一次拍攝我都力求做到：創新、突破、超越。

　　第一次拍長征，是30年前的電影《金沙水拍》。我試圖通過講述長征途中毛澤東以及他身邊人的故事，營造一種悲壯色彩。影片一開始就是毛澤東和賀子珍在長征路上生了一個孩子，他們忍痛將孩子寄托在老鄉家。同時，賀子珍的小弟賀敏仁也參加了長征。賀子珍為了掩護戰友身負重傷。賀敏仁心疼姐姐，跑到寺廟里拿了幾塊銅板買酥油，想給姐姐補充一下營養。但是鐵的紀律不允許這樣的行為，最后賀敏仁被執行槍決……我認為，重大歷史題材電影，絕不是戰史的簡單描述，而是在歷史資料基礎上的藝術加工。

　　第二次拍長征，是20年前的電影《長征》。我選擇詩意化的表現風格，全景式地展現波瀾壯闊、悲壯感人的歲月。在音樂上，我采用“聲畫對立”的手法，慘烈的場面出現的是凄美的《十送紅軍》歌曲，我還把這首歌的最后一句詞做了改動：“問一聲親人紅軍，此一去西征何時才回還？”絕大多數戰士在長征途中倒下，永遠回不來了。這種“聲畫對立”引起人們豐富的藝術聯想。

　　第三次拍長征是前些年的電影《我的長征》。這一次，電影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十幾歲的紅軍小戰士，他的家人、戰友都在長征的不同階段倒下了，他歷經艱苦，最終成長為一名優秀戰士。這是一部紅軍戰士的成長史，更是長征精神的集中體現。

　　這三部長征作品的創作過程，實際上是我自己理解和發揚長征精神的過程。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者有機統一的藝術作品，是我的職責。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我還有意四拍長征故事。我曾多次到井岡山、瑞金等革命根據地采風，希望獲得更多靈感、更多故事，實現創新突破。

　　“帶著”母親拍電影

　　在拍電影《大決戰》前，我的父親已經病重。我在臨出發前給他磕了個頭。父親說，忠孝不能兩全。母親說，公家的事兒再小也是大事兒，家里的事兒再大也是小事兒。我聽了父母的話很感動，灑淚出發了。到達拍攝地后，我就連續收到家里發來的三封電報：“父病重速歸”“父病危速歸”“父病故速歸”。組織上批給我三天假，讓我回去送送父親。父親遺體火化后，我把一點骨灰放在一個小盒子里隨身攜帶，晚上就放在枕邊。

　　父親去世后，我更加珍惜母親健在的日子。早年母親行動還方便的時候，我為了多陪伴母親，每次拍戲都自掏腰包“帶著”她。我在拍攝現場指揮，母親就坐在我旁邊觀看。我的分鏡頭劇本，母親是第一讀者，有時她還會跟我說：“這個鏡頭，好像用近景比較好吧？”看到母親健康地陪在自己身邊，就算什么話都不說，我也是心安的。

　　因為對父母的孝行，我被評為第一屆中國演藝界“十大孝子”。我經常告誡兒女：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不孝之人不可交，對于孝道的推崇已經深深地融入了我們一家人的血液里。

　　擁抱生活才能擁有好故事

　　文藝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只有深入基層、深入生活，才能獲得最真實、最動人的故事。我曾經到贛南紅色蘇區采風，聽說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這位老奶奶和丈夫結婚后第二天，丈夫就隨著紅軍大部隊長征了。后來，她的丈夫犧牲在長征路上，但老奶奶堅信丈夫一定會回來，一直在等待丈夫回來，直到去世。我親自參與了這部專題片的編寫錄制，并給這部片子起名為《紅土地上的望夫石》。老奶奶盼夫歸的形象，就像是紅土地上佇立的石刻雕像。這個故事就是從生活中來的，如果不深入基層，可能連片名都想不出來。

　　我拍軍事題材電影的時候，經常告訴演員，不管是扮演八路軍還是紅軍，都要實地去體驗艱苦的生活。真正接觸那里的環境后，強烈的反差本身可以讓演員更加理解、更加靠近所扮演的人物。

　　很多人問我，對年輕導演、編劇、演員有怎樣的期望？我期望年青一代的影視工作者，能真正堅守中華文化，熱烈擁抱現實生活，同時汲取先進的電影藝術理念，把國產電影、電視劇拍得更加精彩，不但服務于祖國和人民，而且能夠更好地走出去，向世界藝術化地講述我們中國的精彩故事。

　　(中國文明網、光明網記者根據訪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