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作家應該發現當下社會一些亟待關注的問題

圖為由阿來編劇的影片《西藏天空》劇照。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阿來不算是高產作家，很多人認識他，是因為小說《塵埃落定》。2000年，41歲的他憑借這部小說，成為茅盾文學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隨后他的《空山》《格薩爾王》均以家鄉為背景，以不同的時空維度和視角，讓我們對藏地文化有了真實而豐富的感受。近日，阿來出版了新作小說集《蘑菇圈》，共由《蘑菇圈》《三只蟲草》兩部中篇小說組成。小說集聚焦當下社會，分別圍繞松茸和蟲草兩種珍稀食材展開故事。從過往描寫土司家族跨越到以當下的“松茸蟲草熱”為觸發點，反映出保護生態的深刻現實主題，阿來的文學寫作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阿來將在這兩個故事當中傳遞什么？

　　嘉賓：阿來

　　四川省作協主席 茅盾文學獎得主

　　采訪：黃啟哲 本報記者

　　“盲目的消費主義崇拜是另一種腐敗”

　　記者：從《塵埃落定》到《空山》，過去你擅長在小說中以西藏傳統的家族為線索展開故事。而這兩部中篇小說新作為什么選擇當下“火熱”的松茸和蟲草作為故事的“主角”？

　　阿來：近些年城市化的進程中，鄉村日漸受到關注。然而從普通百姓到知識界，很少從鄉村本身出發去關心鄉村。如今鄉村引起外界關注，一般有兩種可能：一是當地獨特的人文資源或自然風景；二是當地能出產的珍稀的物產，尤其是與吃相關的物產。在消費主義至上的潮流下，都市人對松茸、蟲草這樣的野生食材趨之若鶩，也引發鄉村兩個層面的變化，一個是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取用，另一個是人的心境變化。

　　更進一步，如果說農作物還是大家的必需，但是像蟲草這樣的藥材則被賦予了另一層意義。雖然蟲草被證實有一定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但作為藥材它是有替代品的。可是目前僅僅是因為過度的炒作遠遠超出它的實際營養價值，成為一種奢侈品。

　　其實健康食品，不單單只是純天然、無農藥的健康食品，這些食品的生長地也不應距離我們的生活太遠，否則不管是運輸、保存還是人力成本都將產生過多的碳排放量，影響到生態環境。而像蟲草這樣珍稀的食材，其消耗的碳排放量更是遠遠超過這個標準，從這個角度講，過度消費對自然環境又是一層破壞和傷害。

　　記者：除了對自然的破壞和過度消耗，你也提到人的心境變化。兩個故事里的主人公，阿媽斯炯和小男孩桑吉，分處兩個時代。面對松茸和蟲草的態度，雖都含有對自然的敬畏，可是也有不太一樣的地方，比如阿媽斯炯采摘松茸不會一次采光，總會為周圍的動物留出一部分長得特別好的作為食物，甚至在采摘完還要和松茸說說話，把它們當做自然的饋贈。而桑吉喜歡把蟲草的數量換算成各種商品的價格，并以此衡量可以為親朋購買什么樣的物品。在這一點上，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兩代鄉村人觀念的某種變遷？

　　阿來：阿媽斯炯作為上一個時代的人，背負的傳統道德感比較強，對于蘑菇圈有守護的使命感。所以面對社會變遷和新的變革，她的第一反應是抗拒。而桑吉作為一個少年，有人性中美好的東西，同時也在順應社會的變化，對于來自城市的新生事物和背后的消費觀念是沒有抗拒的。鄉村過去是相對自給自足的半封閉地區，城市化進程主導了它們這些年的變遷。如果說我過去的小說《空山》傾向于討論改革開放前的事情。那么現在這兩篇小說主要討論的是市場經濟對于鄉村的影響。而小說中人物的態度變化或多或少代表了我周遭老鄉們的經歷。比如對于“豐收”的認識。如果說過去的“豐收”是指風調雨順，作物自然成熟，產量大質量好，那么現在光是看自然條件不夠，真正的“豐收”還受制于當年的市場價格變化。

　　“如今文化界面臨選擇有兩個，建構奇觀或是呈現真實”

　　記者：你的上一部作品《瞻對》中，首次以非虛構的形式，梳理了一個康巴地區部落的兩百年歷史。完成創作后，你曾說過一席話，“寫一本新書，所謂現實題材，都是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寫的時候有新鮮感，但寫著寫著，發現這些所謂新事情，里子都很舊，舊得讓人傷心。索性又鉆到舊書堆里，寫舊事。又發現，這些過去一兩百年的事，其實還很新。只不過主角們化了時髦的現代妝，還用舊套路在舞臺上表演著。”然而這一次，你又轉向當代題材的寫作之中。對你而言，如何看待創作題材當代的“新”與歷史的“舊”？

　　阿來：我過去的作品幾乎都在寫過去的事。然而，寫作歷史，不是為了歷史而歷史，為封建帝王將相樹碑立傳，對傳奇故事巨細靡遺的反映，甚至以現代人的身份逃到歷史中去作津津有味的宮斗之類的陳腐生活與趣味的構建，這不是文學的責任。在我來說，以歷史為對象的寫作，是因為意識到在我們生活的當下，有一些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梳理過去的來龍去脈，是為了尋求當下問題的答案。而我回到當代的寫作，同樣是因為發現了當下社會一些亟待關注的問題，所以才想到可以從生態入手，以那些被過度消費的鄉村物產為主題寫一組小說。寫完蟲草的故事后，我意識到松茸也可以寫，而這兩篇完成后，我又開始創作崖柏手串為主題的小說。它們同屬一個生態母題，卻又在故事中可以涉及各種現實問題和社會現象。

　　記者：兩部中篇小說，確實還涉及到很多問題。比如《三只蟲草》中，反腐大潮也打向“蟲草行賄”；還有阿媽斯炯一生保護自己的蘑菇圈沒被人發現破壞，卻最終被GPS定了位，充滿荒誕卻也不失合理。

　　阿來：涉及到這么多內容，不單是為了突出當代感，而是盡可能地呈現鄉村社會的真實。如今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界面臨選擇有兩個，一是去建構奇觀，制造物質的想象，為利益盤算；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一些被誤讀的地區和文化進行去魅。就好像《三只蟲草》的故事里，一方面城市的消費觀念帶給鄉村諸多沖擊，但是同時也為他們開啟了知識之門。少年桑吉雖然為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逃課去挖蟲草，卻也熱愛讀書，對一套《百科全書》念念不忘，這也暗示了他的兩種選擇，繼續挖蟲草，或者通過知識改變命運。

　　“每次去山里尋訪，我會從不同人那里了解當地的狀況”

　　記者：我與你聯系時，聽說你正在山里尋訪。在你的故事里，對于鄉村的描寫非常真實具體，卻也沒有過多對于陌生事物的獵奇或者刻意展示之感。不知道這和你的尋訪是否有著密切的關系。你每年有多少時間花在尋訪上？是為了尋找寫作的素材，體驗生活嗎？

　　阿來：我三天前才從山里出來。對我來說，時間分成三份：三分之一在山里；三分之一留給學術活動和行政事務；最后三分之一是寫作。看起來留給創作的時間不多，其實也夠了。在山里尋訪，不是體驗生活，也不是積累寫作素材，而是因為我的家鄉在那里。所以每次去，沒有什么目的性，和老百姓打交道，也和當地的村干部打交道，從不同身份和立場人那里去全面了解當地的狀況，如果可能的話，還會身體力行地參與到當地的事務中去。大家也對我都很熟悉，也很樂意和我分享很多事情和困惑。每次鄉親看到我，都會說：“阿來你回來了！”

　　在山里聽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未必能夠成一一對應在書里，但是可讓我對那里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現狀有所熟悉和了解。由此，再想去描寫當地的人和事，就變成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句話，我并不只是去深入別人的生活，我在那些地域，也建立了一種自己的生活場域。

　　記者：在作家身份之外，你曾做過圖書出版商，也擔任過《科幻世界》的主編。這種身份的間離給你帶來了什么樣的感受和收獲？

　　阿來：在我30歲的時候意識到自己與文學有著不解之緣，然而不代表我只能局限在職業作家這一個身份里。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去探索人的各種可能性。一路走來，我做過農民、工人、機關干部、出版商，直至今天也不是在專事寫作。每一種職業都給我帶來不一樣的經歷和體驗。我們常說要深入生活，對我來說，深入生活不只是深入別人的生活。與其以局外人的身份說一些不咸不淡的話，不如自己去經歷一番。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