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翻譯官》：少女的自白

電視劇《親愛的翻譯官》劇照

　　性別化的社會不僅期望少女要“乖巧”“純真” ，還要求她們自覺擔當青春世界純潔性的捍衛者——與詹姆斯·迪恩那樣的輕狂少年劃清界限，并排斥瑪麗蓮·夢露那樣縱情而為的叛逆女孩。然而，上世紀60年代的搖滾樂使少女們對性的向往變得坦誠、熱情，如今在偶像劇的影像時空中，甚至精英階層也開始用“可能相愛”的目光回望少女，并參與她們的“脫單”臆想。在電視劇《親愛的翻譯官》中，實習生喬菲和翻譯官程家陽的愛情顛覆了師生身份與貧富階層，演繹了一場跨越學生時代和職場生涯的浪漫奇遇。這場偶像劇里的戀愛，如同上世紀60年代來襲的披頭士狂潮，它是一場少女的狂歡——曾讓萬千女孩越過警戒線四處跑動、尖叫暈厥，如今又使她們瘋狂地追尋著現實世界并不存在的完美愛人。

　　《親愛的翻譯官》更像是消費時代大眾狂歡所構建的一個自證式預言。在少女的狂歡世界里，完美的愛人必須擁有一個光鮮亮麗的身份，突破天際的顏值，并且品行忠誠可靠。因此在高家明、程家陽、王旭東這群年輕精英的塑造過程中，身份、階層等一切差異化意識已經被預先剔除，于是青年醫生高家明、翻譯官程家陽才會被平凡女生喬菲吸引，“富二代”王旭東才會對三流女演員吳嘉怡一見鐘情。

　　而身份、階層差異的阻礙更進一步被戲劇化的面目遮蓋住本質。喬菲作為一個上流社會的闖入者，她與高家明跨階層戀愛失敗的原因，并不顯示為兩人在行為模式上的差異，而是由高家明的母親支付給喬菲的十萬元分手費引發了諸多誤會。這段感情的終結，在現實中來看，或多或少是因為高家明無法擺脫原生階層的桎梏，但在劇情導向中，兩人的分手不過是家族權錢游戲的犧牲品。于是，階層行為模式的不可調和被置換為偶然事件的不可逆轉，換言之，對于少女粉絲來說，不完美的不是一個來自上流社會的愛人，而是愛人身邊那群唯利是圖的家族成員。離開高家明后，喬菲遇到了愿意為她放棄上流社會生活的程家陽，最終實現了尋找完美愛人的預言。

　　這類尋找完美愛人的自證預言，或稱偶像劇的套路，讓《親愛的翻譯官》多少顯得幼稚和粗糙，但這些不是全部。劇中的喬菲是社會預期的“純真”少女，獨立樂觀，學業有成；她最親密的朋友吳嘉怡卻是瑪麗蓮·夢露式的叛逆女孩，從生活方式到人生理想都與喬菲南轅北轍。在兩性關系中，喬菲依舊執行著所謂的中間路線，既展現出足夠的魅力，又必須恪守貞操，只有這樣才能贏得“完美愛人”的尊重和求婚。而跳脫出常規戀愛模式的吳嘉怡，她的兩次一見鐘情都進展得異常艱辛。偶像劇套路的背后是社會對少女的性別期待，它允許少女以無限索取的心態呼喚完美的愛人，最后卻揭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人。

　　搖滾樂、偶像劇……流行文化就像成長陣痛的止疼藥，以更加包容的路徑引領一群人走向情感與心智的成熟。《親愛的翻譯官》中，喬菲曾在重癥監護室外目睹母親生命垂危的場景，從此留下了幽閉恐懼的后遺癥，無法在同傳箱內進行翻譯工作。作為喬菲的完美愛人，程家陽陪伴喬菲一次次回到她內心創傷誕生的場景里，替她清除深藏在記憶里的絕望和遺憾，當內心只留下平靜和滿足，幽閉空間對于喬菲來說也就不再是創傷的枷鎖。成熟的終極狀態，意味著不斷用新的自我去面對過往的創傷和經驗，當少女們帶著“可能相愛”的目光看待千差萬別的個體時，雖然社會生存法則并沒有改變，但至少她們眼中的世界會變得更可愛一些。

　　在很多人看來， 《親愛的翻譯官》充斥著不切實際的臆想，似乎毫無意義。但正如“少女”終將成為“婦女” ，可是這個世界卻總有騷動的少女越過警戒線，對著舞臺的中央大喊“我愛林戈(披頭士樂隊成員之一) ” ——狂歡與寫實不過是同一問題一體兩面的答案。在流行文化的陣地上，一批人戀戀不舍地離開，但總有另一批人惴惴不安地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