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真善美 提升正能量

　　弘揚真善美，提升正能量，對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提高人的綜合素質，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真善美體現文藝的本質和功能

　　真善美不僅是藝術普遍永恒的母源性標準，而且全面深刻體現藝術的本質和功能，統攝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文藝研究的全方面和全過程。從創作對象方面說，文藝尤其要選擇和表現社會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人物和事件；從服務對象方面說，文藝承擔著推動和促進建構真善美的社會和培育真善美的人的神圣職責；從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藝術家、作為評論主體的批評家、作為研究主體的理論家來說，只有樹立真善美的堅定信念、追求和贊揚真善美、誓做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助于文學藝術實現建構真善美的社會和培育真善美的人的歷史使命。簡言之，只有文藝工作者是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利于表現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利于為社會培育和造就真善美的人。

　　從學理上說，意識形態應當具有真善美的屬性。有真的意識形態，也有假的意識形態；有美的意識形態(一些當代中國學者曾提出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實質上是探索意識形態和美的關聯，追求美意識)，當然也有丑的意識形態；有善的意識形態，也有惡的意識形態。真善美的意識形態體現文藝的本質和功能，追求真意識、善意識和美意識的有機統一是文藝的使命。文藝描寫人生和社會必然通過意識形態的折射。“文學是人學”、“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些界說，都說明文學所表現的人生和社會，必然與真善美發生深層的關聯。謳歌真善美的人生和社會，抨擊假惡丑的人生和社會，體現文藝的本質和功能。

　　真善美是一個有機和諧的整體。真、善、美對應著知、意、情。三者各司其職，不可以彼此混淆，相互取代。美學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美學家，如鮑姆伽登把美界定為“感性認識的完善”，黑格爾把美說成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實質上都是認真為美，以真代美，把審美范疇和認知范疇混淆起來。康德認為美不涉概念和不沾功利，實質上只把美視為純形式。這種純形式負載的純審美非真非善，把審美范疇和認知范疇、道德范疇割裂開來。這些美學家的美論實質上都是不完整的，都沒有把真善美統一融合起來。藝術表現真善美可以偏重，但不能偏廢。從真善和美的關系而論，真是美善的基礎。不真的善是偽善，不真的美是虛美。從真與意識形態的關系而論，不真的意識形態是虛假的，甚至是有害的意識形態。從真與人生和社會的關系而論，不真的人生和社會，是虛假的，甚至是有害的人生和社會。因此，真實是藝術的生命。求真、向善、尚美，是作家、藝術家、評論家和理論家的基本素質。真是對人生真諦和社會真理的叩問，善是對真提出的道德要求，美是真和善相得益彰迸發出來的燦爛光輝。

　　現實生活中，既存在著真善美，同時也存在著假惡丑。真善美和假惡丑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任何社會都有正面和負面，都有光明面和陰暗面。這是很正常的。作家藝術家可以歌頌真善美，可以暴露假惡丑，也可以表現真善美和假惡丑的矛盾、沖突和搏斗。這是創作主體的選擇表現對象的自由權力。應當鼓勵作家藝術家正面表現社會生活和先進人物的真善美，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也提倡作家藝術家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假惡丑，以引起療救的注意，有利于社會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設。

　　文藝與真

　　真是藝術的生命。真是善和美的基礎。誠然，藝術需要虛構和想象，把生活真實轉化為心理真實和情感真實。但這種高于生活真實的藝術真實應當更深刻地反映社會的真理和人生的真諦。假是滋生“丑”和“惡”的溫床。虛假的東西是蒼白的，是沒有力量的，甚至是有害的。魯迅先生曾堅決反對“瞞”和“騙”的文藝，并告誡作者如果“社會閱歷不深，觀察不夠，那也是無法創作出偉大的藝術品來的”。恩格斯要求文藝創作應當追求“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融合”。他把這種“完美的融合”稱贊為“戲劇的未來”。我們通常把恩格斯提倡的“藝術的未來”理解為藝術理想，體現藝術理想的藝術真實是可以劃分的。

　　“大真實”和“小真實”。“大真實”和“小真實”是相對而言的。“整體真實”和“局部真實”是相比較而存在的。以國和家的關系而論，國即大家，家即小國。創作主體有權力選擇書寫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創造性勞動。民生、民權、民主，乃民眾之大事也。大眾的命運是和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的。作家藝術家所描寫的題材基本上、主要是、大量地表現為他們所親自體驗過的、被他們的情感所溫暖過的特別是下層群眾的打拼與掙扎，分享他們的艱辛和喜悅，從而折射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發展。從唯物史觀看人民的歷史地位，普通老百姓即是共和國的“天”。人民群眾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關涉到社會的穩定和歷史的發展，“小家”與“大家”處于一個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中。這方面，讀者期待著有更多的精品力作問世。從宏觀和全局上看，當代中國的作家藝術家應當清醒地、理性地、自覺地“意識到”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內容”，豪情滿懷地承擔起藝術的歷史使命。當代中國的“歷史內容”是推動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偉大社會實踐，促進歷史變革和社會轉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代中國的這種特定的“歷史內容”是當代中國的“大真實”，關系到整個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和命運，應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藝術的“大敘事”。后現代主義反對“大敘事”不適合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當代中國的國情和文情。當代中國的“歷史內容”體現出來的“大真實”帶有主導性、統領性、全局性、整體性的特征。作家們不僅要表現這個歷史階段的正在改變著的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描寫普遍老百姓的痛苦和歡樂、掙扎和祈盼。同時更應當反映當代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整個社會的全景式的總體風貌和發展趨勢。處于變革時代的中國，理應涌現出大作家，用大手筆書寫“大真實”。

　　“深層真實”和“表層真實”。藝術真實不能只躊躇和停留在事件和人物的表層，應當通過對現象的藝術概括揭示社會的真理和人物的靈魂。文藝作品理應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文學的思想性比文學的藝術性和觀賞性更加重要。文藝創作不能只滿足于追求和炫耀形式，而更應當關注和表現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描寫現代化歷史過程中的陣痛、風險、代價、經驗和教訓，表現權力、資本、利益的占有和分配的沖突，表現社會發展和人心向背，表現普通老百姓的生態和心態，表現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我們反對僵化的舊理性，同時更應當建構富有蓬勃生命力的、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的新理性。為了提高文學的“思想深度”，應當對西方現當代的文化消費主義、文化娛樂主義和一切非理性主義的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加以辨析。大眾文化中的一些“俗文化”、“劣文化”和“丑文化”演示粗鄙的欲望和原始的野性，籠統地褻瀆一切現代文明是不可取的。這些“去思想性”的非理性主義有助于反對失去了歷史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的舊理性，但不能同時把那些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的新理性也一并反掉了。提升文學的思想文化水平，是作家藝術家的基本素質。作家藝術家同時應當是一個思想家或至少是一個善于思考的人。當代中國的思想啟蒙尚未完成，人文知識分子應當開智明慧，以提升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質。思想淺薄和文化平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正面真實”和“負面真實”。歷史生活和現實生活中，都存在著正面真實和負面真實，即光明面和陰暗面。發揮文藝的批判精神，揭露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是完全正當和正義的。有責任感的作家藝術家不應當掩蓋現實生活中那些尖銳、嚴峻、冷酷、重大的社會矛盾，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正直的富有良知的作家藝術家應當增強憂患意識，幫助人民清除阻擋歷史發展的障礙和籠罩精神文明建設的霧霾。當代中國的思想界、人文知識分子和作家藝術家、評論家、理論家應當鼓起勇氣，集中揭露和批判中國宗法制的歷史積垢和不健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滋生的陰暗面。我們擁有幾千年的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但悠久超強的中央集權制度，形成一種頑固不化的以權力為中心的社會文化結構和政治思想制度，釀成對權力的極端崇拜，造成以權力為中心的人身依附關系，行政化體制包管天下。這種政治文化不可能使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得到真正落實，反而助長不民主、不公平現象的滋生和泛濫。長期以來，我們不但沒有富有成效地批判腐朽思想，對掃蕩和肅清保守、專制、沒落的政治文化思想流毒也關注的非常不夠。揭露和批判家長式“官本位”體制的危害，對樹立“人民本位”，推動制度改革，建構民主機制，培育官員的公仆意識、人民意識和民主精神的自律性、自覺性和堅定性，厥功至偉。揭露和批判還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拜金主義和商品交換原則掩蓋下以潛在的或合法的名義進行著的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的齷齪行為，對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律意識和道德規范是完全必要的。

　　藝術應當表現真善美，揭露和批判假惡丑也是為了弘揚真善美；藝術應當表現光明面，揭露和批判陰暗面也是為了擴大光明面。真實是藝術的生命。只有反對造假的文藝，才能確立真意識，有利于建構真的人生和真的社會。

　　文藝與善

　　長期以來，學界曾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據說這是恩格斯的看法。這種論調是值得研究的。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哲學的終結》中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黑格爾的前一種說法闡明歷史進步需要除舊更新無疑是正確的；后一種說法認為“人類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具有“深刻的片面的真理性”，但顯然是夸大了“惡”的歷史作用。有的學者把黑格爾宣揚“惡”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是“歷史發展的杠桿”提升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并“張冠李戴”地強加于恩格斯，認定為恩格斯的歷史觀。這是非常悖謬的。(1)恩格斯明明說“在黑格爾那里”，指的是黑格爾的看法和主張。黑格爾對惡的歷史作用的論述，十分審慎，很有分寸感，他并沒有徑直說“惡”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只是講“惡”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表現形式”，換言之，從表現形式上看來，歷史發展的動力是“惡”，而歷史發展的動力究竟是什么，黑格爾并沒有坦言直告。(2)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中，無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找不到肯定“惡是歷史發展動力”的明確論述。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發展動力的見解，我們熟知兩個帶有指導性的觀點。一是認為歷史的發展取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這兩種觀點是緊密聯系的。人民是最重要的生產力，或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與人的關系是社會生產關系中最根本的關系。歷史的發展實質上是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的創造性活動。人民的歷史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才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這種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和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非科學的歷史觀劃清了原則界限。誠然，善惡斗爭也會對歷史的發展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3)人民是歷史的范疇。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由于“實行習慣性的偽善”，刺激追逐財富的強烈欲望，擴張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這種歷史過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正當性。盡管如此，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種歷史的正當性現在不僅消失了，而且剝削不論以什么形式保存下去，已經日益愈來愈妨礙而不是促進社會的發展，并使之卷入愈來愈激烈的沖突中。”可見，馬克思、恩格斯非但沒有把“人類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說成是“歷史發展的杠桿”，而且指出，資產者“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來聚斂財富”，只能“愈來愈妨礙而不是促進社會的發展”，是引發社會沖突和人世間紛爭的破壞性力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食利者用刺激人們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追逐和聚斂財富進行了無情地嘲諷和深刻地批判：資產者認為“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是文明時代惟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殊不知如此這般地追逐和聚斂財富是“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

　　當代中國社會作為發展中國家，通過不斷完善的、強有力的市場經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造福于13億多中國人民。這種宏偉壯麗的事業體現最偉大最崇高的善。正確表現當代中國社會新歷史條件下市場經濟中的善惡關系，是當代中國作家藝術家的職責。市場經濟培育了新的道德觀念，增強了人們的主體意識、自由獨立意識、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對傳統道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但如果不加分析地令商品交換原則在社會所有領域大行其道，會使拜金主義泛濫成災，造成道德失范和道德滑坡，因此，強化和優化社會與人生的道德關系刻不容緩。作家藝術家應當努力表現和激發市場經濟中的善的動機、行為和目的，以提升正能量，反映和遏制市場經濟中的惡的動機、行為和目的，以抵制負能量，求得市場經濟的健全發展。社會主義的文藝創作應當引導大眾善待國家、善待人民、善待他人、善待自己，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忠于國家和民族，恪守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和家庭倫理道德，提升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水平。不應把創作、表演和批評極端地世俗化和超功利化，視為嗜金奪銀的買賣關系和商業行為。作家藝術家應當秉持道德良心，揚善懲惡，表現“善有善報”和“惡有惡報”，切忌違背道德律令，煽動和鼓勵“惡有善報”，褻瀆和懲罰“善有惡報”。這可以理解為文化人的崇善宗旨和行善方式。

　　善是文藝的靈魂。只有反對宣揚惡的文藝，才能確立善意識，有利于建構善的人生和善的社會。

　　文藝與美

　　作家藝術家可以選取不同的表現方式，既可以用正面的表現方式，直接肯定和表現真善美，也可以用負面的表現方式，通過否定假惡丑肯定和呼喚與之相對應的真善美。關鍵在于作家藝術家的政治信仰和價值取向。中國傳統文化和文藝作品中比較推崇優美。自古至今，和諧與優美，或和諧的優美，或優美的和諧，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色，是非常值得強調、珍愛和傳承的。隨著時代的變遷、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生活的凸顯，其他一些重要樣式的審美，理應引起文藝工作者足夠的重視。

　　綠色美。我們相當一段時間內，比較忽視自然美，否定自然美的獨立性或只把自然美視為人化的存在物，沒有充分肯定廣闊的非人化領域的自然美的神奇和魅力。現代工業化的歷史過程改變了社會面貌，提高了人的生存狀態，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但同時造成了對自然和人的生存環境的污染。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一把雙刃劍，既賜予人類福祉，又帶來了對社會的懲罰。現代工業化的負面作用，使人們痛切地感受到必須熱愛、尊重和敬畏自然，優化和美化人和社會的生存環境至關重要。當代中國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促進和推動綠色文學、生態文學和環境文學的發展，為建構綠色的人生環境和美麗中國而不懈努力。

　　心靈美。當代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的本意是想優生優育，提高人的綜合素質。事實上，獨生子女，由于金貴，長者對后代過于寵愛，使一些童孩變得綿善而又脆弱，滋生著嬌驕二氣，甚或男孩女性化。家庭、學校和社會都重視儀表美而忽視心靈美，看重人的麗質，實際上對培育人的綜合素質和綜合能力強調和落實的很不夠。年輕人追求“顏值”而淡漠人的文化價值，逐潮美容而輕薄美心，如此等等。作家藝術家、評論家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應當通過創作和評論塑造青年群體的美好、健康、充實、奮進的心靈，培育一代新人強大的人格力量。

　　崇高美。崇高美可以理解為對優美的補充。我們不僅需要柔曼和諧的優美和明媚清純的秀美，同樣需要陽剛、風骨、偉岸和壯美，凸顯中華民族的高超、強健、雄悍和不可戰勝的力量。實現現代化的偉大壯舉，是前所未有的宏偉事業，成為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的“宏大敘事”。任何開創性的歷史新篇章都要經歷千辛萬苦的過程，都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奮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幾代開路人和創業者以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為基調、為主旋的獻身精神、犧牲精神、崇高精神和悲劇精神。中國當代文藝創作所塑造的先進典型和英雄人物都應當具有一種中國化的“普羅米修斯情結”。中國古代哲人力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內養充實而有光輝的“浩然之氣”，外顯威武不屈、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這種追求崇高精神的文化傳統理應得到承接和弘揚。

　　樸素美。樸素美是一種古樸、稚拙，簡約、素巧、自然、原始的大美。文學藝術首先應當具有充實動人的內容，也需要絢麗多彩的形式，以求錦上添花。但也要防止通過一味追求光色圖像效果，炫耀形式，掩蓋內容的空虛、蒼白和貧乏。時尚主義往往追求浮艷和奢侈。唯美主義崇美和尚美是有價值的，但“唯美”是不可取的。實質上，世界上并不存在著純粹的“唯美”。內容勝過形式的樸素美更加清純，自然可愛。“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當代中國尚屬發展中國家，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們有權力選擇優裕美好的生活。文藝也應當追求美妙和華麗。同時也要恰當適度地表現原始本能和野性欲望，抑制那些丑陋、低俗和粗鄙的東西。文藝的創作和表演應當有助于倡導清純簡樸之風，抵制和掃蕩奢侈淫靡之氣，有利于提高人的綜合素質。

　　文藝創作主體、批評主體、研究主體的真善美

　　真善美既是評價藝術的尺度和標準，也體現藝術的本質、功能、價值和作用。文藝弘揚真善美，提升正能量，關鍵在于文藝隊伍，關鍵在于作家、評論家、理論家樹立和堅定真善美的信念。創作和培育真善美的人，有理由要求作家、藝術家、評論家和理論家誠實熱情，德藝雙馨，誓做真善美的人。

　　真善美具有鮮明的導向作用。提倡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實質上可以理解為以人民的真善美和人民生活中的真善美作為文藝的導向，包括文藝創作的導向、文藝評論的導向、文藝研究的導向。“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也可以理解為發現和表現人民的真善美服務，為發現和表現社會主義的真善美服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可以理解為以真善美為靈魂的核心價值體系。“德藝雙馨”實質上要求文藝工作者應當具備“真善美”有機統一的文化操守和綜合素質。可以這樣說，只有作家、評論家和理論家擁有“真善美”的內功、修養和信仰，才能優化和實現“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才能優化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才能優化和落實“德藝雙韾”，才能強化和提升“正能量”。

　　為了培育和堅定創作主體、批評主體、研究主體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信仰，應當盡可能地克服和防止如下一些社會文化思潮對作家、評論家和理論家的思想影響。

　　關于文化精英主義。精英負載著時代思想的精華，是一個民族的智慧、機能和素質的代表，是體現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標志。我們需要新時代的精英。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對提高整個社會和全體大眾的思想文化素養和倫理道德水平具有示范性的引領作用。問題的關鍵在于建構文化精英和人民大眾的親密友善的良好關系。

　　關于拜金主義。文藝作為一種生產的精神產品，必然參與消費過程，贏得文化利潤。這是理所當然的和完全必要的。精神產品具有承擔為國家創造軟實力和提高綜合國力的職責。在確保文藝的文化思想質量的前提下，應當攫取更大的文化利益。這是正當的和正義的。非功利和純審美的觀點是不正確的，也是行不通的。但非純美唯功利的觀點也是不可取的。圣潔高雅的藝術，應當注意防止銅臭氣。金錢是具有兩面性的，既可以調動創作激情，也具有一定的腐蝕作用。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應當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利益觀、功利觀、價值觀，處理好文藝的審美屬性和商品屬性、文化價值和票房價值、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對弘揚真善美，提升正能量，是至關重要的。

　　關于崇洋媚外主義。我們應當是人類一切優秀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狹隘的封閉的民族主義會堵塞通向真理的道路。新時期和新世紀后，當代中國文論界有選擇地承接和吸納了西方現當代文論的有益滋養，使傳統的中國文論產生了結構性的優化，得到了重塑和新變。這是必須充分肯定的。毋庸諱言，西方現當代文論中國化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以后現代主義為主調的各式各樣的非理性主義的文藝思潮和文藝觀念，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當代中國來說，表現出明顯的時空錯位，并非完全適合當代中國的國情和文情。這些文論思想過于精英化和書齋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多半停留于語言層面。這些社會文化思潮“化中國”的謀略和企圖大大超越了“中國化”的改制和重塑。有志氣、有骨氣的中國當代的文藝家和理論家，應當更加尊重和珍惜中國經驗和中國精神，本著“以我為主”的原則，吸納中西文論的精華，交匯融通，優化組合，擇善而從，推動中國特色的文學藝術和文藝理論的新發展。

　　關于歷史虛無主義。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是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作為創造主體，通過偉大的社會實踐取得的赫赫實績，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具有劃時代和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的革命史、建設史和改革史理應得到尊重和敬畏。作家藝術家、評論家、理論家遏制和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應當注意兩種傾向。

　　從歷時態的意義上說，應當防止和克服宣揚向后看的歷史觀，用過時了的舊歷史的“實”來“虛”掉革命和建設的新歷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必然取代宗法制小生產農耕社會的歷史結構和文化思想結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一些受到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影響的小說，專門消解主流的歷史和歷史的主流。有的作品把革命過程中的陰暗面描寫的細膩、巧妙和精湛，很有文化底蘊和思想深度。此類作品是頗有爭議的。

　　應當防止和克服用陰暗面“虛化”和取代光明面的歷史觀。我們應當“虛”掉那些虛假的或黑暗的歷史，但不能同時把那些本真的或光明的歷史也一并“虛”掉了。當代中國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理論家應當樹立和弘揚正確的革命史觀。應當抵制和拒絕通過“虛歷史化”、“非英雄化”和“去革命化”，對歷史、業績和英雄人物進行顛覆性描寫。作家藝術家應當正確地表現歷史，把屬于歷史的還給歷史，深刻把握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豪情滿懷地描繪歷史發展的光明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