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教育百年歷史映襯下的發展成就也呈現出現實的困局

　　1912年的中國文化界出現了兩件影響深遠且值得紀念的事。一是7月9日在北京成立了“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后來幾經演變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二是11月23日在上海創建了“上海美術院”，后更名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即今天的南京藝術學院。這兩件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事件都能夠聯系到蔡元培先生的文化理想和美育思想，而前者有魯迅先生的勘選館舍之勞，后者有劉海粟先生的創建之功，都能夠匯入到新文化的洪流之中，都有許多可以解讀的豐富的內容。而兩者之間也有明顯的不同，博物館為“國立”，反映國家意愿，表明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國政府在推動新文化方面的作為；美專為“私立”，反映個人抉擇，表明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的新一代文化人在推動建立新社會和新文化中的睿智。

　　歷史走過了100年的歲月，中國的博物館事業和中國的美術教育事業不僅有了長足的發展，而且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博物館和美術院校都是西方具有幾百年歷史傳承的文化成果，它們于20世紀初在中國的引進，面對強大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晚清的社會現實，固然有其相應歷史背景下的重重困難，可是，在新與舊之間，人們還是看到了新的方式貼近了社會的發展，滿足了社會的需要。博物館以具體的實物讓公眾能夠看到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美術院校則讓青年更好地把握造型的方法和技巧，并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去表現現實，關愛人生。兩者都關乎知識和教育，對于推動中國社會在20世紀的現代化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可以說，沒有知識和教育，國家就不可能強盛，就不可能有100年后今天的中國現實。

　　面對百年歷史，有許多需要總結的內容，也有許多令人感嘆的人和事。其中，年僅17歲的劉海粟先生創立上海美術院，這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年歲。時事造就英雄，劉海粟先生30歲時和軍閥孫傳芳為了人體模特兒而斗法，從而成就了這位“藝術叛徒”。歷史就是這樣以一種特有的方式，沒有預案的推演歷史劇的每一個情節，劉海粟在這個舞臺上的表現每每讓人刮目相看，有許多既不能拷貝又不能重復的內容。實際上，每一個時代都有許多特定的時代內容與歷史機遇，前瞻和把握、順勢和開拓，成為歷史篇章中最精彩的情節。文化和諸多領域一樣，如同伽利略的一個又一個新發現，總是挑戰陳規舊俗，其開拓和創新都會帶來風險。試想，沒有現代藝術教育就沒有20世紀中國美術事業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道路，人們可能還是用師傅帶徒弟的方式進行個體的技法傳授，可能還是以臨摹《芥子園畫譜》的方式而獲得造型的基礎。美術院校的出現不僅是引進了西方的造型體系和表現方式，而且學科化的建立還解決了人才批量化生產的問題。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人才批量化的產出，又推動了美術教育事業的發展，從1918年的北平國立藝專，1928年的西湖國立藝術院(1929年改為國立杭州藝專)，到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八大美術學院”以及綜合性、師范類的美術教育，及至當下遍及大專院校中不計其數的院校和系科。顯然，美術院校、系科的高度普及和超常發展，使得這個國家難以承受如此眾多藝術學生的容量，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林風眠先生1928年的感嘆：“國立的，私立的(基于體制，現在私立的卻很少，不像民國時期)，到處都是。這樣多的藝術學校，宜可以產生許多新的藝術創造者出來了！但是，結果，一個藝術大學的畢業生，往往連張構圖都畫不成！這也沒有別的，藝術院校雖然那樣多，國立的呢，往往是專門安置失意政客之場所；私立學校，卻又在那里向學生同教員逐什一之利。”

　　當歷史的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的時候，一段歷史的新篇章也就進入到屬于它的高峰期。中國的美術教育經歷了百年的發展歷程，雖然在時間上與西方的發展史相比并不算長，然而，歷史上所未有的龐大的藝術教育規模卻在當代中國呈現。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布局是和這個國家的產業與發展相關的，如今超大規模的藝術教育已經把藝術教育變成了職業培訓，而產業中又難以消化那么多的人才輸出，結果是，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巨大數量的從事藝術工作的群體，這是一個不生產吃、不生產穿的營生，卻要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社會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來“包養”這個為自己藝術理想和自由人生而存在的群體。其中，“國立的”要花費納稅人的供養，而“私立的”也要消耗社會的公共資源，都會產生社會不公。無疑，這是藝術教育膨脹的結果，長此以往，在惡性循環中必將暴露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對于藝術教育要站在全局的立場上研究、制定“計劃生育”的政策，使之更符合社會發展的實情。（陳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