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我堅持文學的天道

　　讀曹文軒的作品，無論小說，散文還是理論著作，總會被他別致的文學感覺所吸引，那種別致在這樣一個時代甚至流露著些許孤獨。每次見到曹文軒，他總會給你一個很寬容的讓你安心的笑容，這種寬容里傳達出了他的體諒、他的謙遜，還有他的堅持。無論文還是人，曹文軒始終行走在他的軌道上，不為外界改變，不為外力左右。不過，在2010年12月15日的第八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頒獎典禮上，面對張越的現場采訪，他說，《大王書》是他最看重的一部作品，因為，那是他的改變之作。曹文軒之所以贏得了那么多讀者的喜愛、那么多獎項的喜愛，是因為他始終堅持著自己的美學標準和創作準則。那么，這次，曹文軒的改變是什么？會給他的創作帶來什么影響和變化？于是，就有了這次采訪。

　　劉颋：您說過“我的創作風格一貫如此，從來就沒有任何改變”，在今年的頒獎典禮上，您也說了，《大王書》是您最看重的作品，因為它是您的轉變之作。可以說，在您的創作中，有變的努力，也有不變的堅守。請談談您創作中的變與不變。

　　曹文桿：《大王書》以及這之前之后寫的所有作品，無論從外表看上去它們有多大的差異，但從根本上來講，都是建立在我所體悟到的那些基本面之上的。那么文學還要不要變法？當然要，但它的變法應當是在基本面之上的變法。任何一種被命名的事物，都有它的基本性質，我們只能在承認它的基本性質之后，才能談變。我常喜歡拿普通事物來喻理。比如，我說椅子：什么叫椅子呢——也就是說，椅子的基本性質是什么呢？定義是：一種可供我們安放屁股的物體叫椅子。這就是“椅子性”。如果，這個物體不具有這個功能，那么它也就不是椅子了。事實上，椅子也一直在變法，我們能說得清楚，這個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種椅子嗎？四條腿的，三條腿的，兩條腿的，一條腿的，沒有腿的；還有，古今中外，有多少種材質又有多少種風格的椅子呢？但變的不是性質——再變，也不能變成劍，一把劍，是不能當椅子的。不信，你坐上去試試！既是文學，就有文學性。沒有這個“性”也就不是文學了。現在的一些文學，依我看，就正在將它變成劍。就是基于這樣一個樸素的理解，我在變法。《大王書》和《草房子》《青銅葵花》相比，真的很不一樣。前者看上去頗有點氣勢，荒漠大川，天上地下，場面宏大，情節跌宕，是一種浪漫性的敘述；而后兩者，則是煙村茅屋、小橋流水、細樹矮籬，有點溫婉，有點小調。但從追求美感、傾向悲憫、著重人物、喜歡風景、留心細節等方面相比，我還是覺得它們都是我的文字，是在同一美學平臺上的把戲。事實上，我在寫任何一部作品時，都有頑強的突破和革新的欲望。我看重《大王書》，是因為它是我這些年花心思最多的作品，還因為我看到，有些人在還沒有細看它時，只想著《草房子》《青銅葵花》等，認為我可能不善于干這樣的活。其實，我在骨子里，是一個更傾向于浪漫和幻想的人，這一點，只有我自己知道。

　　劉颋：優雅的文學姿態，優美的文學語言，憂郁的人文關懷，這是您的作品給很多讀者留下的印象。您也認為，文學作品應該堅持一些基本、恒定的元素：人性道義、悲憫情懷、美育功能、藝術情調，等等。在當下這個喧鬧得讓人迷茫的文學市場上，您的堅持您的理想更具有悲壯的理想主義色彩。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曹文桿：我對文學的理解和界定，顯然是非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幾十年來，我對文學的“伺候”，一直是按我的文學理路來進行的。我知道，現在的情況可能要比當初好得多，因為十多年間我畢竟以我的作品顯示了它們的生命力和合理性，看似平靜但連續不斷的再版、發行和逐年走高，在默默地訴說著什么，也無聲地支持了我的文學理念。而在十多年前，不要說是別人，就連我自己也會經常性地發問：你對文學的見解，是確當的嗎？是不是一種淺薄？一種荒謬？一種無稽之談？我會在一些場合發表我對文學的看法，往往都具有一種戰斗性，甚至挑釁性，其實當時在場的人未必是與我相左的。這是一種孤獨、不自信而導致的非常心態。但多少年來我還是堅持著，沒有放棄，沒有改弦易張。因為我自認為我對文學的感受，是有文學史的背景的，它們來自于我對經典作品的體悟。由于我是這樣認為的，我也就敢于懷疑潮流，懷疑批評家們對一些作品的判斷，懷疑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文學標準。我堅持認為文學是有基本面的，這個基本面從有文學的那一天開始就存在了，它是文學的天道。我更相信20世紀上半葉之前的文學家們對文學的理解。后來世道變了，變得有點兇，有點古怪，“逆反”成了一種時尚，一種深刻的標志，凡已有的一切都是一定要顛覆的。幾乎整個西方主流，如同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所說的那樣，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讓那些已經死去的歐洲白色男性統統退場。因為，這些男性代表了從前的文學史，他們是西方文學的道統。文學的標準被人為地、強制性地改變了。

　　劉颋：那么，如何堅持自己的文學標準呢？

　　曹文軒：最近我經常在問一個問題：如果將那兩個日本人——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生活的年代顛倒一下，讓大江去川端的年代寫大江式的作品，讓川端降到大江的時代寫川端式的作品，這兩個日本人還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嗎？我想，這個問題，傻子都知道答案。那么，現在的文學依了新的標準，到底是合理的呢還是不合理的呢？回答這個問題很困難，但我們可以采用一個最簡單的辦法，那就是發問：那些專以變態為題材的作品，那些徹底驅逐了審美價值的作品，那些極度夸張了人性之惡而將人性之善完全否定了的作品，那些惡兮兮、臟兮兮的作品，如果沒有它們，我們的生活會不會更好一些呢？如果，我們不去在意那些朝思暮想的國際認定，批評界也不那么毫無立場地追捧那些有了國際認定的作品，我們只說文學的理、文學的道、文學與我們的幸福，我們也許會在一種放松的心情下正視文學的原旨。文學的原旨，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的。其實，我所持有的并不是什么文學的理想，而只是堅持文學的原旨罷了。我只想我的文字能讓人對人性多少有點兒信心，對生活多少有點兒希望，對靈魂多少能有點兒觸動，我不想讓我的文字火上澆油、落井下石、釜底抽薪、心里添堵，也不想讓人破罐子破摔、撕破臉皮耍無賴。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不能使人過得更美好，更像人，你即使說到天上說出花來，我也不能接受你那深刻的一套。中國作家的焦慮，不就是為了那個國際認定嘛！其實，這個認定是一個十分微妙、復雜的問題。我們對我們所以未得到國際認定的原因分析，可能忽略了許多重要細節。

　　劉颋：談到兒童文學乃至當代文學，您曾指出它們面臨的“古典性的缺失”的問題。認為后人把《紅樓夢》的傳統、《西游記》的傳統都丟掉了。“古典性”怎么理解？

　　曹文桿：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文學與其他東西不一樣，我們不可以將它置入進化論的范疇里來論。文學藝術沒有經歷一個昨天的比前天的好，而今天的又比昨天的好的過程。文學的標準就在那兒，在《詩經》里，在《楚辭》里，在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里，在《紅樓夢》里，在魯迅、沈從文、蕭紅、張愛玲、錢鍾書的作品里，當然也在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契訶夫的作品里，千年暗河，清流潺潺，一脈相承。如果將文學置入進化論的范疇里論，那么，我們就會得出這樣一個見解：魯迅的作品必須要比曹雪芹的《紅樓夢》寫得好，因為曹雪芹早在那個時代就寫出那般好的小說了，你魯迅生活在多少年以后的現代，難道還不應該比曹雪芹寫得好嗎？同樣，你徐志摩的詩理所當然地要寫得比李白、杜甫的詩好才對。可是，文學史所顯示出來的是這樣的景觀嗎？不是一峰更比一峰高，而是一座一座同樣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時空里。當世界萬物都在受進化法則的制約時，惟獨文學是不在進化論范疇之中的，這就是文學的奇妙之處。古典沒有因為今天而矮出我們的視野，而且我們還看到，文學的今天是與文學的昨天連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開的，一旦分開，下游的河床就會干涸，五谷歉收，饑荒就來了。我們沒有感到饑荒的臨近嗎？相對于中國的詩歌傳統，中國的小說傳統并不特別理想，幸虧我們還有橫空出世的《紅樓夢》和《西游記》。他們分別代表了傳統的兩條路線。這是兩條風景很不錯的路線，但我們后來另辟蹊徑去了，這也沒有錯，錯就錯在我們不該將這兩條路線丟失。如果不丟失的話，中國當下文學一定又會有許多好看的字面。

　　古典的特質究竟是什么？大概是很難說得清楚的。“莊嚴”，大概算是一項吧？即使《西游記》，諧謔之下也還是莊嚴。當下文學，是在快樂至上的語境中進行的，是反莊嚴的，誰莊嚴誰就是假正經、偽君子。文化的痞子性、無賴性、沒正經，已漸趨漸濃。還有，就是它的“雅致”。小說雖然出自市井，但傳統小說的主要傾向還是趨雅的。“雅”是古典的最為豐厚的遺產，但當代文學將這筆遺產放棄了。再一項就是它的“意境”——我說的是中國的古典。我總覺得，中國古典的一個個美學范疇，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意境”與西方確定的那個“深刻”，誰更高級一些？說不好，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地說的：你那個“深刻”我可以達到，而我這個“意境”卻是你未必能夠達到的。

　　劉颋：您曾用“無中生有”、“故弄玄虛”、“坐井觀天”、“無所事事”四個成語來描述您心目中的真文學。關于文學的“有”與“無”以及與現實生活的“有”和“無”的關系，您的論述相當精彩，您的創作在表達自己的審美情懷之時，也從未回避社會現實對人的影響、對人的命運的改變。您是如何把握文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的？

　　曹文桿：我一直就是這樣看的：文學與生活不是對應的關系，更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早在15年前，我就在我的一本叫《第二世界》(當時叫《思維論》)的書中說過，我們可以將那個有太陽、有月亮、有高山和河流的世界叫做第一世界，將那個由我們的想象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叫做第二世界。文學是第二世界，是創造出來的，而且這種創造是無邊無際的。文學比試的不是誰更接近存在，而是誰更具有想象力。文學是因為我們不能夠滿足第一世界而誕生的。正是這種創造，今天的人類才擁有了如此燦爛輝煌的文明。今天的人類，之所以是這個樣子，其中文學是立了汗馬功勞的。文學通過創造，為人類提供了一個一個的境界，這些境界吸引了人類，也在潛移默化中改造了人類。我們將作家的責任感窄化了——窄化到了：文學是為民請愿的；是要讓那些貪污分子將搬回家中的公家沙發重新還回去；要讓那個城市的廁所蓋在更合理的位置上；要讓下崗女工在下崗之后有繼續生存的條件；冬天的暖氣應該是熱的；麥蚜蟲的肆虐應該得到制止；孩子們的書包應當從10斤減到2.5斤……我對西方的文學充滿了復雜的感情，但有一點我是欣賞的，這就是：它的視線從不停留在所謂的日常生活上。它不討論這些很容易衰亡的問題。文學是創世紀、創世界的。我們看到了“藝術”、“構思”、“絕妙”等詞匯。它是讓人類的精神世界變得更加富有的。這與我們尊重經驗并不矛盾。經驗的更重要的用途，是創造第二世界——把在第一世界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幻化到無窮無盡的第二世界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