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兒童世界的苦難——兼評曹文軒長篇兒童小說《青銅葵花》

  　 兒童文學苦難的缺失

　　關注兒童生存中的苦難因素，本是我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但是，最近幾年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似乎正在疏遠這一傳統(tǒng)，以致于一些兒童文學研究者發(fā)出了“兒童文學要直面苦難的缺失”的呼吁。正像青年評論家譚旭東所言：“許多兒童文學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都市貴族化’傾向和‘消費主義寫作’的取向，兒童文學作品不再是對強者少年的描寫，不再是對底層兒童的生活和情感的再現(xiàn)或表現(xiàn)，而是追隨都市商業(yè)化進程和休閑文化的腳步，‘淡化苦難，表現(xiàn)快樂’成了許多作家的創(chuàng)作原則。”這樣一種創(chuàng)作傾向，導致了有些兒童文學作品過于輕飄，缺乏深度，甚至失之油滑。這不但造成了廣大農村少年兒童、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子女以及城市弱勢群體子女形象的缺席，而且就是被描寫到的那些充斥著時尚符號的都市少年兒童，他們精神世界的復雜性也被大大地簡化了，遮蔽了他們生存的真實狀態(tài)。在這種背景下，曹文軒的新作長篇兒童小說《青銅葵花》的出現(xiàn)就具有特殊的意義。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言：“《青銅葵花》在享樂主義泛濫的今天，無疑是另一種聲音。它進行的是一種逆向的思考。它是對苦難與痛苦的確定，也是對苦難與痛苦的詮釋。”

　　曹文軒對于苦難的關注并不是自《青銅葵花》始，《草房子》中的杜小康、桑桑以及《根鳥》中的根鳥，都是在各種各樣的磨難與挫折中成長起來的。但是，在《青銅葵花》中，作者頭一次旗幟鮮明地把“苦難”作為他思考的主體。作為一個具有鮮明的創(chuàng)作主張和自覺的美學追求的作家，一個有著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作家，曹文軒從來都不是一個彷徨的東張西望的人，他不會被任何潮流——包括當前來勢洶洶的市場化、商業(yè)化大潮——所淹沒，他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是堅定的、斬釘截鐵的，他永遠是引領者而非跟隨者的形象。由于他在文學理論上的深厚功底，使他自踏上文壇起，總能對一些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熱點問題提出高屋建瓴的起導向性作用的主張。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他提出的“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曾深深地影響了新時期以來的兒童文苑。最近幾年，他又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觀念，作了一個新的定義：兒童文學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這一觀點提出后，也在兒童文學界引起不小的反響。同時，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作家，他也是他的創(chuàng)作理論的最典范、最精確的實踐者。《青銅葵花》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曹文軒在該書后記《美麗的痛苦》中，對“苦難”所作的詳盡的闡釋也不是隨意的。可以說，這源于他對當前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態(tài)勢清醒而理性的把握，是他在敏銳地洞察了當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缺失之后，迅速地在創(chuàng)作和理論兩個方面做出的反駁和回應。

　　苦難：生命的命定內容

　　在曹文軒的筆下，苦難不是生命的意外而是生命的常態(tài)。他在后記中說：“苦難幾乎是永恒的。”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青銅葵花》并不是對苦難的展覽和悲憤的呼號，而是冷靜地把它當成了生命的命定內容。在《青銅葵花》里，來自城市的小女孩葵花，幾乎經(jīng)歷了人世間所有的可以稱得上苦難的東西。她先是失去了母親，然后背井離鄉(xiāng)，跟著父親到了五七干校，在這里，她認識了大麥地村的啞巴男孩青銅。很快，葵花的父親落水死亡，她被青銅一家收養(yǎng)，然后和他們一起經(jīng)歷水災、蝗災、寒冷和饑餓，最后，她又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返回了城市，再一次面臨著生離死別。在寫到這些苦難的時候，曹文軒并不去追問和大聲質疑造成苦難的歷史的、社會層面的因素，在他的眼里，“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苦難，苦難絕非是從今天才開始的。”雖然造成苦難的原因也許千差萬別，但是苦難卻是永遠存在的，所以，曹文軒意不再追究苦難的緣由，而是想重新思考苦難的內涵，它對生命、對成長的價值和意義，而人在苦難面前又該保持何種態(tài)度。

　　苦難對于我們生命的價值是什么呢？我們看到，在《青銅葵花》中，苦難并沒有摧毀人，反而使他們呈現(xiàn)出人性的熠熠的美麗的光輝。為了能供養(yǎng)葵花上學，青銅在風雪天里去賣蘆花鞋，他甚至連自己腳上的鞋子也賣掉了；當葵花參加學校的文藝節(jié)目，要戴一串銀項鏈而又買不起的時候，青銅為她做了一串晶瑩潔白的冰項鏈；當年邁的奶奶一病不起的時候，葵花偷偷跟隨大人到南方去撿銀杏賣錢給奶奶治病……在苦難面前，這種親情的溫暖以及苦難所激發(fā)的創(chuàng)造力，讓我們看到了苦難的價值所在。正像作者所說的：“有些苦難，其實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一些無法回避的元素。我們要成長，就不能不與這些苦難結伴而行，就像美麗的寶石必經(jīng)熔巖的冶煉與物質的爆炸一樣。”

　　曹文軒筆下的人物在苦難面前是從容的、鎮(zhèn)定的，很少有失控的表現(xiàn)。雖然葵花小小的年紀就經(jīng)歷了人生各種各樣的磨難——災難如此密集地降臨到一個人的頭上，其真實性令人生疑——但她卻始終沒有被打垮。而另一個主角，男孩青銅，作者干脆讓他在一場災難后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雖然其真實性再次令人生疑，但是，無疑，這有利于刻畫他在苦難面前那種沉默而堅韌的力量。曹文軒頑強地不讓他筆下的人物在苦難面前倒下去，即使有違藝術上的真實。這都是因為他鄙棄那種驚慌失措的、叫苦連天的態(tài)度，他認為“我們需要的是面對苦難時的那種處驚不變的優(yōu)雅態(tài)度。”因此，《青銅葵花》的人物，在苦難面前，毫無例外地都呈現(xiàn)出一種詩意和淡定的姿態(tài)。

　　兒童文學如何書寫苦難

　　由于所采取的兒童視角，必須考慮和尊重兒童的接受心理和習慣，因此，兒童文學如何書寫苦難也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這方面，曹文軒的處理是比較巧妙的，他筆下的苦難并不是血腥的不加節(jié)制的。他通過美感、詩意和童趣化解了苦難的沉重，使之更易被少年兒童所接受。

　　美感。《青銅葵花》堅持了曹文軒一貫的古典的、浪漫的審美追求，他挖掘出了苦難背后的美感。他說：“痛苦是美麗的。”的確，我們在看過他的作品后，會發(fā)現(xiàn)，苦難并不都孕育丑惡和痛苦，它不可思議地也綻放著美麗和優(yōu)雅。比如，在寫到葵花的父親落水死亡時，那個場面是令人心碎的，但是，它同時又呈現(xiàn)出令人屏住呼吸的美。葵花的父親是個雕塑家，他一生的作品就是用青銅雕塑葵花。這一天，他到大麥地的葵花田里去寫生，回來的船上，旋風刮走了他手中的畫夾，他畫的十多張葵花都落水了。這時，作者寫道：

　　“他看到空中飄滿了葵花。

　　這些畫稿在空中忽悠著，最后一張張飄落在水面上。說來也真不可思議，那些畫稿飄落在水面上時，竟然沒有一張是背面朝上的。一朵朵葵花在碧波蕩漾的水波上，令人心醉神迷地開放著。

　　當時的天空，一輪太陽，光芒萬丈。”

　　他正是去撈畫稿時失足落水淹死了。這個場景讓人想起了李白撈月亮失足落水而死的傳說，散發(fā)著古典的憂傷而浪漫的美感。這樣的細節(jié)在書中比比皆是。在寫到蝗災之后，青銅和葵花去挖蘆根充饑時，青銅想給葵花打一只野鴨，結果兩個人在大雨中失散了。在彼此尋找而又找不到的令人揪心的時刻，當他們渾身泥濘地見面后，在這個似乎很難尋找到美的元素的場面里，作者的眼睛是那么執(zhí)著和仔細，似乎不找到美，他就誓不罷休。他寫道：“雨過天晴時，青銅牽著牛，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蘆葦蕩。牛背上，坐著葵花。她挎著籃子，那里面的蘆根，早已被雨水沖洗得干干凈凈，一根根，像象牙一般的白。”讀到這里，我感到身上一陣戰(zhàn)栗，因為，這種美太殘酷了。可是，它也讓我們看到，當人無助地被命運的風雨打得暈頭轉向的時候，美感依然存在，那像象牙一樣白的蘆根似乎在提示我們，無論處于什么樣的困境，人并非像自己想像和哀嘆的那么狼狽。

　　詩意。曹文軒不是個詩人，但是，他是把小說當詩來寫的。正如廢名曾經(jīng)說自己用唐人寫絕句的辦法來寫小說，曹文軒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呈現(xiàn)了類似特質。這樣說，除了因為他小說語言的簡約，還因為他的小說追求的不是故事的曲折復雜，而是詩的意境。與其說他的小說是由細節(jié)組成的，不如說是由一個一個意象構成的。書的題目“青銅葵花”本身就是一個大的意象——青銅是神秘的、冷色調的、沉默的、堅強的；葵花則是熱烈的、暖色調的，奔放的。兩者的組合，所形成的意象直指本書的精神內核。而每章的題目“小木船”、“葵花田”、“金茅草”、“冰項鏈”等等也都是用充滿詩意的小的意象來統(tǒng)領每個章節(jié)的內涵和主旨。曹文軒正是用詩意的筆觸過濾了苦難的愴痛的過于刺激的色彩。

　　童趣。除此之外，曹文軒也善于擇取一些富有童趣的細節(jié)，把苦難隱藏其中，讓孩子在笑聲中更深地理解苦難。如餓極了的青銅和葵花無力地躺在船上，看著天上的白云，像所有的孩子一樣，他們喜歡把白云想像成各種各樣的東西，在這對被饑餓折磨著的孩子眼里，白云一會像棉花糖，又像饅頭、蘋果、羊，他們甚至想像著吃羊腿、喝羊湯，想像著吃蘋果，吃得肚子撐得要炸了……這一段描寫非常符合孩子的心理。曹文軒就是用這樣美的饒有意趣的細節(jié)不動聲色地描寫了饑餓，甚至達到了含淚的微笑的藝術效果。

　　“快樂文學”的苦難內蘊

　　對于苦難意識的張揚，并不是對“兒童文學應該是快樂的文學”這一觀點的否定，相反，是對這一種觀點的一種正確的解讀。曹文軒認為，“快樂”兩個字應該是“快感”，這種快感應該包括喜劇快感，也包括悲劇快感。因此不能把快樂等同于膚淺的享樂，等同于搞笑和無厘頭。

　　一直提倡兒童文學應是“快樂文學”的高洪波對“快樂”二字也有嚴格的限定。他說：“‘快樂文學’并不是狹義的那種近乎盲目的快樂，而應是發(fā)自內心的智慧、機敏和幽默傳導出來的快樂信息，這種信息潛移默化地貯存于小讀者心靈深處，對他的性格形成起一種催化劑的作用。用我們的作品使孩子們歡笑，促他們思考，讓他們的視野開闊、性格豁達、談吐風趣……即使在苦難面前也持一種達觀和恢宏、避免不應有的‘性格缺陷’。”

　　這兩個人對“快樂文學”的詮釋，有一個共通之處，即“快樂”和“苦難”并不是對立的，只有以“苦難”打底子的“快樂”才是真正的、有質量的、有底蘊的快樂。正如曹文軒在小說后記中所引用的羅曼·羅蘭的話：歡樂和痛苦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凡是不能兼愛歡樂與痛苦的人，便是既不愛歡樂，亦不愛痛苦。　　這是曹文軒此書想告訴小讀者的，我想，這些觀點，對當前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也不無啟迪和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