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憫情懷是文學存在的理由

　　悲憫情懷是文學存在的理由

　　悲憫情懷(或叫悲憫精神)是文學的一個古老的命題。我以為，任何一個古老的命題——如果的確能稱得上古老的話，它肯定同時也是一個永恒的問題。我甚至認定，文學正是因為具有悲憫精神并把這一精神作為它的基本屬性之一，它才被稱為文學，也才能夠成為一種必要的、人類幾乎離不開的意識形態的。

　　——曹文軒《三個放羊的孩子的故事——三個文學的隱喻》

　　曹老師語錄：情感是文學的生命，悲憫情懷是文學存在的理由。

　　有很多人都認為，兒童文學是讓兒童快樂的一種文學。我一開始就不贊成這種看法。快樂并不是一個人的最佳品質。并且，一味地快樂，會使一個人滑向輕浮與輕飄，失去應有的莊嚴與深刻。傻乎乎地快樂，不知人生苦難地咧開大嘴來笑，是不可能獲得人生質量的。

　　有人說，今天的孩子本來就是很累很苦的，文學應制造歡樂，而不應雪上加霜。這種說法，來自于一種主觀印象，并無足夠的事實根據。事實上，今天的孩子，倒是過多地沉浸于游戲之中，過多地沉浸于快樂之中了，我們還沒有看到現代生活狀態中的孩子所有的那些輕浮嗎？

　　在我看來，文學從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始終將自己交給了一個核心單詞：感動。文學就是情感的產物。人們對文學的閱讀，更多的就是尋找心靈的慰藉，并接受高尚情感的洗禮。我以為人類當初之所以選擇文學，就是因為文學能做“感動”的文章。古典形態的文學做了若干世紀的文章，做的就是感動的文章。感動自己，感動他人，感動天下。文學沒有理由否認情感在社會發展意義上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皆是與情感不可分割的。

　　人類社會滾動發展至今日，獲得了許多，但也損失或者說損傷了許多。激情、熱情、同情……損失、損傷得最多的是各種情感。在科學主義興起并成為我們一生的追求時，我們固然在理性方面變得強大起來，但同時，我們的感性卻在一直受損。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完全倚賴于知識，而這些知識由于是在忽視經驗、忽視情感、忽視人的直覺與悟性、忽視人的獨立自主精神的情景中產生的，它們在被我們吸取并被看作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唯一憑仗時，我們這些知識的機器與奴隸，對世界的解釋，十有八九是停止在物象表面或與事實相悖的。機械性的作業、勞動重返個體化傾向、現代建筑牢籠般的結構、各種各樣淡化人際關系的現代行為原則，使人應了存在主義者的判斷，在意識上日益加深地意識到自己是“孤獨的個體”。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在止不住地加深著冷漠的色彩。冷漠甚至不再僅僅是一種人際態度，已經成為新人類的一種心理和生理反應。人的孤獨感已達到哲學與生活的雙重層面。

　　如果我們的兒童文學只是以取樂為能事而喪失了感動的能力，悲耶？幸耶？

　　文學的意義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在人類的整個文明進程中，文學在幫助人類建立道義感方面是有巨大功勞的。當一個人的情感由于文學的陶冶，而變得富有美感的時候，其人格的質量絲毫不亞于一個觀點深刻、思想豐富的人。對于兒童文學來說，這一點更是至關重要。兒童文學是讓兒童產生快感的文學，而不只是讓兒童產生快樂的文學。不能把快感與快樂混為一談。快感包括但不只是快樂。悲劇也能使人產生快感——悲劇的快感。幾十年前張愛玲寫過一部電影劇本，叫《太太萬歲》。其中有個太太，她說她最喜歡看苦戲，并且說，越苦越好。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去劇院看一出悲劇呢？因為悲劇也能使人產生快感。朱光潛先生的《悲劇心理學》這本書里，從理論上詳細地論證了悲劇與喜劇異曲同工的審美效應。事實上，我們大家都有這個體會，當我們心情悲哀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是哭泣與流淚。我們常對一個極度悲哀的人說：讓他哭吧，哭一哭，心里也許就會好受些。

　　我寫過一篇小說，叫《藍花》，寫的是一件較為真實的事情。在我的老家，有一種幫哭的風氣。有些人家辦喪事，會請一些特別擅長哭的人來幫著一起哭。作品中的那個女的，哭得可以說讓人稱絕——千古絕哭。我見過她的哭，哭起來大悲大切，地動山搖。有時，那聲音仿佛從萬丈峰巔跌入萬丈深淵，讓人覺得她氣都絕了。此時，四下一片寂靜——死一樣的寂靜。然后，就聽見這聲音慢慢飄忽升起，最后飛揚起來，在天空里回蕩。她讓所有那些心中存在大大小小悲哀的村婦們都勾起辛酸之事，然后隨著她的悲慟哭聲，而沉浸在溫暖、自憐的悲哀之情里。然后，她們會一下子輕松起來，開始更美好的生活。

　　我反對廉價的愉悅，而且還主張文學要有一種憂郁的情調。我現在分不清楚，是因為我骨子里的那股憂郁的情調使我喜歡浪漫主義，還是因為我喜歡浪漫主義——愛屋及烏——喜歡上那股憂郁的情調。前一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我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憂郁不是無節制的悲苦，更不是絕望的哀號，這是一種很有分寸的情感。

　　悲憫精神與悲憫情懷，是文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情懷。當簡·愛得知一切，重回雙目失明、一無所有的羅切斯特身邊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當沈從文的《邊城》中爺爺去世，只翠翠一個小人兒守著一片孤獨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當賣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擦亮最后一根火柴點亮了世界，并溫暖了自己的身和心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我們在一切古典形態的作品中，都體會到了這種悲憫。

　　有人認為我的作品可能顯得有點兒憂郁。但我沒有寫那些悲切之事，我只是喜歡寫一些微帶憂郁的情調，我以為那就更應該得到容許了。我沒有使讀者心灰意懶，沒有使他們感到世界到了末日，而是帶給了他們感動和震撼。

　　我想再講一個馬的故事。這匹馬叫雪兒，名如其人，它是一匹渾身雪白的駿馬。雪兒和它的主人坡娃在北方遼闊的草原上過著平靜的田園生活。草原上有茂密的森林、起伏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和美麗的山花，雪兒就在這樣美麗的大自然中無憂無慮地生活著。但是突然有一天，戰爭打響了，日本人的鐵騎踏破了這里的平靜，雪兒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折。日本人因為急需運輸物資，把草原上的馬匹全都征用了。一個日本高級軍官河野一眼就看出雪兒是一匹世間罕有的良馬，這個日本軍官家中世代養馬，真的懂馬，喜歡馬，他想要把雪兒訓練成自己的坐騎。雪兒身上被烙上了一枚日本軍營的火印，這成為它終生的屈辱。河野對雪兒也非常優待，但雪兒根本不屈從他的奴役，數次在河野訓練它成為一匹戰馬時想要帶著河野一起沖下懸崖、同歸于盡。河野實在無法馴服雪兒，終于放棄了，讓雪兒去從事最苦、最累的拉大炮的工作。雪兒被迫去拉大炮，但它不知道的是，它拉來的這些大炮，全部對準了它之前生活的村莊。村莊里的人們死傷無數，雪兒心中無比悲憤和羞愧。等到它終于有機會重新回到村莊時，它死活不愿意回去，深深地低下了頭……

　　這就是我最新寫作的長篇小說《火印》的故事。雪兒雖然是一匹馬，但更是一個人，身上具有高貴的人性和尊嚴。當雪兒屢次遭受日本人的折磨而毫不屈從的時候，當雪兒被迫拉來大炮對準自己村莊的時候，當雪兒面對自己的村莊深深得低下頭的時候，我們被震撼了，我們內心無比痛苦和糾結，甚至要替雪兒的遭遇落淚。這就是一種悲憫的情懷，是一種寶貴的情感體驗。

　　別總拿西方的文本說事，說真理，說應該，說責任，說合理。中國人該說自己的標準了。(本文編輯整理曹文軒《三個放羊的孩子的故事——三個文學的隱喻》《寫童書養精神》和曹文軒近期演講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