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壇

　　一個學生畢業了，決定他留校任教，然后卻又許他逍遙校外，放他歸老家故土，優哉游哉一年有余，這在北大歷史上究竟有無先例，說不大好。

　　一九七七年秋，我總算熬畢業了，上頭卻說：你留校。“北大不可留”這一認識深入骨髓。幾度春秋，幾度恐怖，將人心寒了。北大不好，很不好。又要將好端端一生縛于危險四伏的講壇上，更叫人不情愿。說老實話，北大在我印象中，是很不招人愛的。

　　借“深入生活”之名，我回蘇北老家了。在鄉間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無法無天地晃悠了一年多，我才又回來——我只有回來，因為種種原因，我別無選擇——我必須站講壇——這大概叫“命”。

　　要命的是，我后來卻完全顛倒了，直顛倒到現在非北大不肯去，并把講壇一寸一寸地挪到了心上。細究起來，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它叫人有一種自由感。這或許是因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它似乎一下子將恐怖用完了)，而獲得了這人類最寶貴的東西。又或許是它的自由、民主的傳統。這傳統像靈魂一樣，長期壓抑，縱然有人挖空心思用摻沙術，也未能使它泯滅。而如今，它又醒了，并赤裸裸地在未名湖邊游蕩。我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規矩，受不得束縛，受不得壓抑，我怕一旦走出校門，失去這開朗、輕松的氛圍。它叫人有一種安全感。它不在真空，免不了染上種種社會惡習，但它畢竟是文化人群居之地，高度的文化修養使人少了許多雜質。文化溫柔了人的性情，凈化了人的魂靈。走動于這群人中間，覺得不用提防，更不必睜大了眼“橫著站”，至少是我所在的一片小天地里如此。大家溫文爾雅，且又能互相謙讓，關系簡單如1＋1。我實在害怕每天得付很多腦力去琢磨人際關系，害怕算計，更憚懼受暗箭襲擊。那樣活著，委實太累。我還很欣賞這里的節奏。它外表上看，一盤散沙，稀里嘩啦，全無約束，然而在它的內部有一種看不見的張力。這無形的張力，像鞭子催趕著人，使人不敢有片刻的喘息。它松散，吊兒郎當，卻在深處激烈競爭著。一出校門，我輕松得如春天乍到卸去沉重的寒衣，而一踏進校門，就像被扔進急速翻卷的湍流里。而就在這湍流里，我獲得了生命擴張的快感。這里的人都很忙，來往甚少，有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味道。時間長了，我倒習慣了這種寧靜與寂寞，甚至是孤獨。我由一個坐不住、猴兒一樣不安分的人，變得別無它想，死心塌地地蝸居于斗室，竟不肯到人流中去，到熱鬧中去了。那顆原先喧鬧不寧、躁動不安的心，安靜得連我自己都感到迷惑與吃驚。我分明覺察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種種氣質，已一點一點地滲入我的血液。我變得跟這個社會有點格格不入了。

　　我不太好走得出去了。

　　使人不肯離去的原因，主要還是那個寒陋的講壇(北大的講壇未免有點寒陋得不像話)。

　　要上講壇了。半個月前，我還無動于衷，全不當回事。可是在上講壇的頭一天，我忽然緊張起來：也就是說，明天，我將開始教學生涯了。教師的責任感似乎與生俱來，不做教師，你一輩子感覺不到，而你只要一做教師，它就會自動跳出來抓住你的靈魂。晚上，我敲開一位先生的門，問：怎么講課？

　　他像修煉很深的禪師面對未悟的弟子，頭微微向上，少頃，說出四個字來：目中無人。

　　我退出門外。

　　我記得我的第一次課就沒有失敗。下面安靜極了，我能清楚地聽見臺下動人的喘息聲，這全靠那四個字給我撐著。從那以后到現在，我一直信那四個字。我對“目中無人”似乎有所悟：目中無人非牛氣哄哄，非內荏而色厲，非蔑視，非倨傲，非輕浮，非盛氣凌人。無就是有，有卻是無。是一種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氣勢上的？是對學術觀點的誠實和對真理的自信吧？……此言似乎只可意會而不可細說。但有一點，似乎又是可以說的：所謂無人，就是沒有具體的人，而只有抽象的人——具體的人則無。因此緣故，即使只給二十人的一個班上一年課，在課堂上我也往往難記住一個具體的面孔。似無人，但恰恰是把聽課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無人，卻不敢再掉以輕心。我很景仰一位先生，既為他的人格又為他的學識。然而我想像不出，就是這樣一位先生——一位憑他的學識，上課玩兒一樣的先生，卻在上課之前竟對明明認識的字一個個懷疑起來，然后像小學生一樣，去查字典，把字音一一校對，標注。我敢說，他的這種心理，完全是因為他對講壇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這件小事使我不禁對他又景仰三分。我喜歡這份嚴肅，這份認真。當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風度”。我很欽佩有人不用講稿，竟然雄辯滔滔，口若懸河，一瀉千里。我曾見過一位先生，他空著手從容不迫地走上講臺，然后從口袋里摸索出一張缺了角的香煙殼來。那上面寫著提綱要領。他將它鋪在臺子上，用手抹平它，緊接著開講，竟三節課不夠他講的，并把一個個講得目瞪口呆，連連感慨：妙，妙！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這人缺這份好腦子。我得老老實實地備課，然后一個一個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寫在稿紙上。有時看樣子離開講稿了，但所云，卻幾乎無一句是講稿以外的突發靈感。我有數，像我這樣做教員，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個，無奈何。時間一久，我退化了，離開講稿竟不能講話，一講，八成是語無倫次，不知其所云。

　　我何嘗不想來點名士風度，來一張香煙殼兒就侃它個三四個小時，好好瀟灑它一番？可我不敢。

　　講壇是圣潔的。我認識一位外系教員，此公平素浪漫成性，情之所至，撈衣卷袖，把衣領一一扯開，直露出白得讓人害臊的胸脯來，有時還口出一兩個臟字，以示感嘆，以助情緒。然而有一次我去聽他的課，卻見他將中山裝的風紀扣都扣得嚴嚴實實，一舉一動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嚴肅得讓人難以置信。課后我跟他開心：何不帶一二感嘆詞耳？他一笑：“一走進教室，一望那講壇，我頓時有一種神圣感。在上面站了一輩子，我從沒說過一個臟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興起來，放浪形骸，并有許多頑童的淘氣和丑惡。然而，在臨上講臺前一刻，卻完全沉浸到一種莊嚴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點褻瀆的行為，甚至苛刻地要求我的聽眾。生活中的嬉皮士，我無意管他，因為人家也是一種活法。可在課堂上，我絕不容忍其混雜于我莊重的聽眾之中。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計是社會上來偷聽的)，穿著一件極短的短褲，一件極敞的汗衫，光著大腳丫，腳蹬一雙拖鞋，“叭嗒叭嗒”就來聽我講課，我像受了侮辱似的走過去：“對不起，請出去！”他大概從我的目光中看出什么來了，便很聽話地提著書包出去了。后來我又從聽眾席上發現了他。他穿著很整潔，極穩重地坐著。我不禁朝他感激地點了點頭。

　　既為圣壇，就得布道。有人提醒著公眾：一些人在利用大學講壇。說得對極了，既占著，就該利用。不利用是傻瓜，是玩忽職守，倘若把講壇僅僅理解為傳授純粹的知識，大概未免淺薄了一些。講壇應該也是宣揚真理的地方。占住講壇者，豈敢忘記布道！既給知識，也給品質、人格、真誠和正義。其實，沒有后者，一個人怕也是很難獲得多少知識的。再說，一個人即使學富五車，但全然無人之骨氣，又有何用？我們何必諱言布道呢？別忘了布道。當年的魯迅不敢忘，聞一多不敢忘，我們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氣。他應當堅決捍衛知識的純粹性。他應善惡分明。他只承認以自己的感受為原則。他不能油滑，見風使舵，像捏面團一般把講稿隨政治風潮變來變去。他給他的聽眾是一個助教，一個講師，一個教授的形象，也是一個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門口，總覺得那講壇很遠，很高。我朝它走去，有一種攀登的感覺。我曾有過幻象：我被拋進一個巨大的空間里了，就像走進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靜靜地站到講壇上，等待著鈴聲，宛如在聆聽那雄渾的令人靈魂顫索的鐘聲。我喜歡這種肅穆，這種凈化了的安寧。我曾多次體味到莫斯科大學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覺：

　　“我走上講壇，我有一種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許有一天，我會厭倦北大的講壇，但至少現在還戀著。戀它一天，就會有一天的神圣感。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