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獎的“規矩”

兩年一度的安徒生獎對于我們的最終意義，或許不僅僅是哪位作家獲獎，而是對我們正在發展著的兒童文學有何啟示。

上世紀80 年代初，關于IBBY的信息才進入中國，而這時離IBBY開始頒授安徒生獎已將近30年，它已經得到了國際兒童文學界較普遍的認可。這些年，國內兒童文學界對這個機構的了解逐漸增多，但還稱不上熟悉。我當然也知之不多，卻因為關注它所頒授的獲獎作品，對它的留意與思考相對多一點，遂生有如下五說。

是“作家獎”而非“作品獎”

IBBY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B”類組織的國際少年兒童文學讀物理事會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的英文縮寫，是一個得到國際上普遍認可的非營利組織，也是一個具有較高權威的世界性兒童文學讀物評議機構。1954年，該組織決定從1956年起頒授以安徒生命名的國際兒童文學獎，即人稱“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的安徒生兒童文學獎，每兩年獎勵一位在兒童文學創作中成就杰出、貢獻卓著的兒童文學作家(1966年起增添一位畫家或圖畫故事書創作家)，獎品是鐫有安徒生頭像的金質獎章一枚，受獎者必須是在世的。這項大獎，只授給一生在兒童文學創作上竭盡才智的兒童文學作家，它同諾貝爾文學獎一樣，一生只能獲得一次，一旦獲得了，就擁有了終生的榮譽，所以我一開始就把它叫做“作家獎”——“國際安徒生兒童文學作家獎”。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世界兒童文學史》里，我就開始這樣定稱，不管后來人們如何稱呼，我都始終堅持這樣稱謂。它所表彰的是該作家一生的文學造詣和建樹及其一以貫之的、卓有成效的相關文學活動，同時也有表彰該作家所在國為兒童文化工作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之意，意味著該國家對兒童文學事業有較多的投入和嘉勉。因此，歷史上，這項大獎多授給年事較高的作家，從沒有授給年輕作家的先例。我將其定位為“作家獎”，是因為后來IBBY實際上頒發了許多以安徒生命名的作品獎、提名獎，錄入IBBY的表彰榜，授予榮譽證書，而這類獎是可以被多次授予的。例如俄羅斯去年棄世的國歌歌詞作者米哈爾科夫，他不曾被授予過該項大獎，卻曾三次因兒童文學創作和兒童文學活動被IBBY榮譽表彰。不止是米哈爾科夫沒有，整個蘇聯幾十年里都沒有人獲得過這項大獎，然而至少有20位作家獲得過以安徒生命名的鼓勵性、表彰性的榮譽，我所知道的就有俄羅斯作家、詩人巴爾托、米哈爾科夫、托克瑪科娃、阿列克塞耶夫、扎霍杰爾、阿列克辛、梅德韋杰夫、阿肯姆、波戈廷，烏克蘭詩人恰雷，愛沙尼亞童話作家拉烏德，摩爾多瓦童話作家、詩人萬格利，土庫曼作家、學者坦格雷庫里耶夫，韃靼詩人格利耶夫，吉爾吉斯作家別歇納利耶夫，塔吉克詩人拉德查勃，塔吉克詩人拉希多夫，拉脫維亞詩人基耶多尼斯，白俄羅斯詩人維特卡，巴什基尓詩人卡里姆。有些人把獲得過這一類鼓勵性獎譽的作家籠統稱為“得過安徒生獎”，造成了諸多誤解，以訛傳訛，讓人莫衷一是。

關心兒童的艱難處境

安徒生獎的評獎標準中，理所當然地重視人文關懷，重視人性開掘和人性建設，重視給孩子講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富有，什么是戰爭和饑餓。它“能為全世界的兒童打開通向人類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窗口”，“為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開通一條道路，給全世界人帶來幸福與和平”(斯洛文尼亞女作家埃拉·彼西亞語)。它重視兒童心靈最易遭受的創傷問題，比如社會動蕩與家庭破碎的不幸，比如兒童權利、童年特性、兒童獨立人格受漠視受侵害給孩子帶來的身心傷害，它倡導把兒童文學書寫成一盞盞明亮的心燈，幫助孩子去“發現用別的辦法發現不了的東西”(林格倫語)。所以，那些讀起來沒有藝術感、沒有深層內涵的作品，那些并非來自生命的感動、來自心靈的力量、來自情懷和思想的大器、來自獨特經驗、來自非凡才華、來自對人類共同問題的思索的作品，是不能被評委會一致首肯的。

提倡文體的多樣性

雖不是硬性規定，但安徒生大獎傾向于授給在一種以上的文體創作方面都有建樹的作家。最早的安徒生大獎得主伊蓮諾·法杰恩(又譯為法吉昂)的名作中，就既有童話也有小說，或介于小說和童話兩者間的童話小說；凱斯特納既有小說名著，如《愛彌兒和偵探們》《兩個小路特》，也有童話名著，如《5月35日》《從火柴盒里跳出來的小男孩》；羅大里既有詩歌名作《一行有一行的氣味》《一行有一行的顏色》，還有人所共知的童話名著《洋蔥頭歷險記》《假話國歷險記》等，其小說也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介紹到我國，甚至，羅大里的文學成果中還有理論著作《童話文法》(或譯作《童話法則》)。林格倫的著作中，童話、小說、回憶錄諸類文體的作品齊名。

作家對兒童是否“專一”

安徒生大獎一般不授給從成人文學向兒童文學轉身的作家，縱然其轉身很漂亮很華麗。譬如美國的E.B。懷特，盡管他從《紐約客》幽默隨筆專欄作家轉身而為童話作家，為成人也為孩子寫出了能讓全人類共享的、各個時代共享的童話作品，雖只三部，卻迄今都代表著美國童話的最高成就，根據他的童話拍攝的電影則屢創美國電影的票房奇跡；譬如英國的羅·達爾，晚年由譽滿西方的偵探小說創作轉向兒童文學創作，其作品每一部都那么優秀，甚至于讓有的中國學人用這樣極端的語言來強調他的《女巫》的卓越：世界上最好的童話是哪一部？《女巫》，《女巫》，還是《女巫》！我曾經用這樣的語言來形容達爾幻想小說之又多又好：“上天把各種文學創造天賦像暴雨一般幸運地澆落在達爾身上。”達爾作品的藝術質地無疑在許多英國兒童文學作家之上，但是安徒生大獎并未授給達爾，直至他辭離人世。順便，我也想在此說到英國的瓊·艾肯的一些童話，其想象力超常豐富，是一個幻想文學的大家，但是由于她前期的作品兒童文學特點不夠明顯，也并未參與兒童文學界內的活動，所以終其一生也無緣于安徒生大獎。

重視整個國家的參與程度

安徒生大獎的評授實際上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因素之一是，它大多是授給在國內國際已經獲過各種重要文學獎項的作家，譬如克里斯蒂娜·涅斯玲格在獲得這項大獎之前，曾獲得過德語兒童文學的所有大獎：弗雷德里克·伯克獎、德國青少年文學獎、奧地利兒童圖書獎、維也納青少年圖書獎等等。

因素之二是，它適當地注意了被授予的對象要有地域分布的廣泛性，只有這樣解析，才能說明為什么德國普雷斯勒的童話如此普及于世界，以至于日本上世紀70年代就成立了“普雷斯勒童話研究會”，卻未能獲得此項大獎；同樣的情況在美國或許更多，譬如《時代廣場上的蟋蟀》的作者喬治·薩爾登、《尼姆的老鼠》的作者羅伯特·C。奧布賴恩，就其文學品質論，按理都應該是達到安徒生大獎的資質的。反過來說，有些作家雖然被授予了安徒生大獎，但其作品并不為人們所耳熟能詳，這樣的例子為數不少，并且不止在今天，即使在將來，這些作家的作品也未必能走進世界兒童的書包。兒童文學作品的傳播，歸根結底靠的是作品多大程度上被孩子接受，即可讀性、可理解性、受青睞程度。兒童文學的閱讀說到底是多大程度上能被兒童自發地接受，順利地抵達它們所預設的讀者對象。孩子絕不會因為是安徒生獎獲得者的書就去“硬著頭皮讀”。“硬著頭皮讀”是成人的事，首先是兒童文學學人的事。

因素之三是，與本國的兒童文學讀物聯盟、兒童文學評議機構的運作能力、財力、影響力有關。這種機構許多國家都有，例如在俄羅斯叫“RBBY”，在日本叫“JBBY”，在中國叫“CBBY”，等等，但是運作能力和財力卻大相徑庭。有的國家的這類機構在國際上活動頻繁、強勁有力，且有實效。比如日本，它作為一個東方國家，在西方主導的IBBY中卻很有影響，他們對這項大獎一直堅持申報，結果1994年的安徒生大獎就授給了日本的石田道雄。

因素之四是，一個國家有多少兒童文學作品已經在英語世界出版發行，進入英語的“國際化”車道。我曾在多種場合強調過：作家所屬國為了擴大文化影響、增強“軟實力”而譯出的作品，經商業性推銷、交換而流傳到西方的作品，一般是只能供西方文學人研究時作為樣品了解該國兒童文學現狀用的。我國的兒童文學要在真正意義上走向世界，為我國彌補兒童文學上的“赤字”，要走進西方人的兒童文學史，必須要靠被西方通曉漢語的文學人所“中意”的作品，被他們真正理解、喜愛，并主動地用地道的西方語言翻譯、出版，并受到西方孩子歡迎。最終，所依憑的只能是全世界讀者共享的文學質地，只能是作品對人性美的藝術弘揚。

　　綜上五說，我以為，安徒生獎對全世界優秀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涵括力過去和將來都是十分有限的。事實上，我們也不是惟安徒生大獎的馬首是瞻。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輕視、忽視國際安徒生兒童文學獎。我在1996年談論衡量兒童文學發展水準的尺度時曾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一個國家產生和積累了多少影響力超越國界的作品，一個國家的兒童文學穿越國界、政體隔閡和宗教藩籬的能力，被國際認可和接受的程度，乃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兒童文學發展水準的重要尺度。而公認的國際性兒童文學獎項的獲得情況，就理所當然地成了衡量該國家、該民族、該地區兒童文學發展水準的較為可靠的依據。這類評獎也可能存在偏見和不公正的問題，但倘在“偏見”、“不公正”之類的諉辭中尋找自慰，于自己的兒童文學發展定然有害無益。所以，2006年的安徒生大獎頒獎典禮在中國澳門舉行，卻并沒有把該項大獎留在中國(歷史上多是在哪個國家召開就把獎授給哪個國家的作家)，那份痛楚和辛酸，我們還是不能諱忌，還是要勇于提起它、討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