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家借好雨 滴滴潤繁花——漫談中國兒童文學譯事

　　中國兒童文學濫觴于我國風起云涌的“五四”譯風大開以后。那些通曉外國語而又熱心倡導兒童文學的文學人，諸如鄭振鐸、周作人、夏丏尊、冰心、趙元任、穆木天、茅盾、胡愈之、趙景深、魯迅、張聞天、顧均正等，自然首先成為了我國兒童文學的拓荒者。他們中間許多是集譯家、作家、評論家于一身，從外國，主要是從西方，把那些經過時間檢驗的、經過流傳考驗的作品統統“拿來”，順便也就從較早發生民主和科學革命的異邦攜入了“兒童本位的文學”的理念，為我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奠下了寬闊而又沉穩的基礎。“五四”當時及以后，以文學研究會成員為骨干的一批作家懷著師夷的激情大開譯風，其譯風之烈，超越今天一般人之想像。

　　嗣后，陳伯吹寫于1948年的概括描述中國兒童文學自覺史與發展史的文章中，把從“五四”到上世紀40年代末的我國兒童文學劃分為“文學風味時期”、“教育價值時期”、“科學常識時期”、“社會意義時期”四個時期。今天一查他對時期劃分的依據，清一色都是外國兒童文學作品！我國兒童文學最具象征意義的有兩位人物冰心和葉圣陶，他們的創作動因中，正是受到外國兒童文學的激勵和促動。所以說，中國的兒童文學開端期里的創作，是在安徒生、王爾德童話春陽照耀下現出的第一畦綠意。

　　蘇聯兒童文學翻譯：

　　褊狹、無奈，亦功不可沒

　　譯介外國兒童文學作品，我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熱潮。第一次是20世紀20-30年代，第二次是共和國成立之后的50年代，第三次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提出以后。

　　三次譯介熱潮就其譯入國的界面大小而言，恰成葫蘆形：二三十年代譯入國分布西歐、北歐、東歐、美國和日本，構成葫蘆形狀上半部分的小圓肚；共和國成立后，緣因于意識形態沖突和國際環境，譯入國一下從廣闊的歐美亞收縮到幾乎只剩蘇聯和東歐，構成葫蘆形狀褊狹、細圓的中腰；1978年改革開放后，對全世界的優秀兒童文學展開了全方位的譯介，半球無分南北東西，文種無分小說、童話、詩歌、散文，題材無分城市鄉村、社會人生、山河湖海，人物無分小孩成人、現實虛幻、宗教信仰，風格無分游戲幽默、詼諧喜劇、抒情浪漫、批判現實、感傷沉郁，無以勝數的精典名作，但凡是能起到在精神上養育孩子的作用的，只要是能藉以拒擋平庸的，我們統統加以譯介，其出版品種驚人之多和印刷數量驚人之大，構成了葫蘆形狀下半截的大圓肚。

　　有必要專門提一提前述中說到的葫蘆形中腰的“狹”和“細”。

　　為新中國的孩子選擇兒童讀物，“健康”、“進步”本不該算是錯誤的標準，但那時這個尺度被作了泛政治、泛體制的理解。1952年中國作家協會在上海一地出版的兩萬三千多種兒童讀物中抽查了二百多種，認為符合健康、進步標準的僅有二十幾種，也就是說，只有很少量的作品被認為是適合新中國兒童閱讀的，凡情調上與“革命”、“工農兵”相抵牾的，都一律被排除在“健康”、“進步”的標準之外。于是，兒童文學讀物一時顯得空前匱乏，當時的對策就是由有關部門主導，從蘇聯大量譯介兒童文學作品，這在強調一切效法蘇聯、一切以蘇聯為楷模的時代背景下，應是勢所必然，甚至是惟此一途的。確實，蘇聯作家和教育家推薦給我國翻譯的蘇俄時期及沙俄時期的作品，“政治上是可靠的，思想上是進步的”。這次譯介運動事實上迅速緩解了我國兒童缺少文學讀物的精神饑渴。用運動方式進行俄蘇兒童文學譯介工作，其頗見聲勢的展開，在較短時期內造就了一批俄羅斯兒童文學譯家的同時，也催生了一批我國自己的兒童文學優秀作品，例如譯家任溶溶先生50年代在俄羅斯童話浸浴中創作出來的《“沒頭腦”和“不高興”》，半個世紀后的今天看來，其文學的經典性品格也仍耐得住挑剔。

　　當時，泛意識形態集權體制如何規約了兒童文學翻譯工作，在過來人的經驗中是十分具體而深刻的。這里，我且舉三個實例。

　　第一個例子是羅大里，因為他是意大利共產黨人，他的詩歌、童話和小說就同蘇聯、東歐的兒童文學作品一起于50年代陸續被放心地一 一介紹進來，今天看起來似有圖解階級斗爭之嫌的《洋蔥頭歷險記》，當時就是被竭力推崇從而廣為流傳。

　　另一個例子是曹靖華先生譯的卡塔耶夫(曹先生譯作“卡達耶夫”)的《七色花》中為什么會少了一個重要句子。曹靖華漢譯《七色花》(這篇名定得好，如譯成“一朵七樣顏色的仙花”就遜色多多了)時，正值我國人人同仇敵愾高唱《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我國志愿軍戰士“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在朝鮮戰場上同美國人兵戎相見，你死我活。童話中寫到小姑娘然妮婭(曹先生譯作“珍妮”)擁有了一朵七瓣顏色不同的魔花，每一片花瓣都各具神力，能實現小姑娘心中的一個愿望，于是她在跟另一個小姑娘賭氣比賽誰擁有更多玩具的時候，她就讓橙色花瓣把世界上所有的玩具都召來身邊，此處有兩句“蘇聯的玩具來完了，美國的玩具開始到了”。曹先生譯到這里，就把“美國的玩具開始到了”一句被動地也是自覺地刪去了(也不排斥是被編輯鉤去)。而就形象豐滿和故事完整這兩者的需要說，這一句恰恰是很重要的——一個蘇聯小姑娘能召來蘇聯所有玩具不稀罕，遠在千萬里之外不同體制下的美國的玩具也都應召趕來，這才顯出這橙色花瓣魔力之神通廣大，所以是萬不可刪的，一刪就損傷了童話質地。當時正值在知識分子中尤其是在關涉外語工作的知識分子中大張旗鼓“肅清崇美恐美媚美思想”，其聲浪之高漲，一浪高過一浪，刪去此一句符合 “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標準。作者卡塔耶夫其實也是生活和創作在與美國激烈對抗的體制下，可見我國當時泛意識形態化的風勢之甚。

　　第三個例子是巴金先生譯王爾德《自私的巨人》(《巨人的花園》)時為什么會譯少了兩句。童話說巨人最喜愛的那個孩子“兩只手掌上有兩個釘子的傷痕，一對小腳丫上也有兩個釘痕”，這說的是上帝愛世人，讓自己的兒子耶穌代世人受難，釘死在十字架上，童話中的小男孩是耶穌的化身(見基督教《新約全書》)。巴金考慮到關于耶穌的說法是一種宗教迷信，不足取，而張揚無神論是當時之大勢，是思想進步的表現，于是從中國的國情需要出發把“釘痕”兩句給刪去了。這雖說是有違作者王爾德的原意，但于中國小讀者而言，倒也無甚不可，無甚不好。

　　指陳以上三點，不是為了聳人嘩世，也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因為后二者流布殊為廣泛。“七色花”甚至被各地用作兒童文學欄目名，那就顯見是認為這朵魔花具有象征意義和涵括意義，而依據則是曹先生不無殘損的譯作。關于《自私的巨人》，曾有北方一家出版社托我編一套“大作家兒童文學作品叢書”，其王爾德一集我沒有采用巴金先生的譯文，而樣書到我手里一看，封面最顯眼處竟無端被赫然陡增了“巴金”二字。

　　新時期譯作：

　　千樹萬樹梨花開

　　1978年確實是值得紀念的年份。沒有這一年具有根本意義的歷史性重大轉折，我們甚至可能今天都還不會詰問：我們長年經受貧窮，長年惶惶不安，難道我們是為一個月幾斤糧數兩油、一年幾尺布數兩棉，為活得提心吊膽、度日如年而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嗎？正如鳥兒是為自由飛翔而被創造出來的，人是為生活得快樂和幸福而被創造出來的啊。

　　中國兒童文學的譯事之盛衰不免與國運之昌頹聯系在一起，休戚相關。閉關鎖國對兒童文學譯事造成的后果之慘烈，到1978年的前些年，則已是從事翻譯工作就庶幾等同于“崇洋媚外”、“里通外國”、“外國特務嫌疑”，于是譯家不是隱匿了就是受難了，其譯作自然也就“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了。30年前，我們意識到共和國的人禍實在不能再繼續了，我們痛識到閉關鎖國的嚴重危害和惡劣后果，譯家們的心很快就為改革的春風所復蘇，為開放的艷陽所焐暖。我們趕快“師夷”，趕快“借西風”。這時候，也只有到這時候，我們才開始懂得、進而真正懂得兒童文學應有的本體特征、兒童文學應有的美學內涵、兒童文學應有的品質和地道兒童文學的真諦。“五四”時期的文學人做到的，20世紀末我們做到了；“五四”先輩們沒有做到的，20世紀末我們也都做到了。三十年，我們已經從人家那里學來了不少，拿來了不少，幾乎是該借該拿的都從人家那里有償無償地借來拿來了。

　　雖然我們的翻譯就其整體水準而言還不算很高，就其隊伍來說也還說不上穩定和強大，傅雷式一絲不茍的嚴謹譯風也沒有被我們很好地繼承和發揚，譯酬也似乎低薄了些，以至于有的譯家發牢騷說這是“喂耗子藥，求千里足”。不過，但凡世界著名的、外國暢銷的兒童文學作品，我們大多先后有了漢譯本，安徒生的童話全集我們有三個質量都稱得上是上乘的翻譯版本，《木偶奇遇記》《小王子》的譯本就更在五個以上，連《騎鵝旅行記》這樣的長篇童話的譯本我們也不只有一個，如王爾德童話之類的在西方家喻戶曉的短章，則其譯文應是不計其數了。只是，我們的出版顯得散亂和無序些；只是，同我們的東鄰日本相比，我們譯介的齊全性(如果包括經典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在內)，顯見有所弗如，顯見我們是太過著眼于出版利潤了。我們這樣的大國，一旦所有的出版社都意識到兒童文學是一塊有利可圖的蛋糕，都來惦記外國質量和銷量皆是可觀的作品，那么我們的譯事自然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正是在這樣迅速轉暖的譯事氣氛中，我在80年代中期撰成了《世界兒童文學史概述》；正是改革開放給譯事帶來了累累成果，使我到世紀末就有可能完成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交托的編輯《世界經典童話全集》20大卷的繁重任務。

　　著述《世界兒童文學史概述》一開始擬構，我就不想寫成大學外國文學教科書那樣的只紹述數十個文學史地位絕對穩定的作家的“大路貨”，而是決意要涵括已經有譯本和暫時還沒有譯本的幾千個世界兒童文學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描述到盡可能多的各大小國家里發生過的兒童文學現象，要捎帶起些辭書、典冊、導游圖和路線圖的作用，要能拓展國人的兒童文學視界，要能激發國人對兒童文學的閱讀期待，如此，僅就我自己熟知的那些外國兒童文學知識來寫是顯然不夠了，僅就我能讀到的外文資訊來寫也還不夠，我不能不借助大量已有的譯本。

　　開始，我對可借助的譯文數量不敢有樂觀的預期，不料，當我到圖書館和書店里努力去細細地尋尋覓覓，發現改革開放惠風帶來的兒童文學譯品出版速度之快著實令我驚喜，也就是說，西方兒童文學史資訊中提及的名作精品，我國到80年代中期有漢譯本的已至少達到六成，并且，譯者對這些著作的紹介和研究成果也給我提供了不少解讀啟示。書稿撰成后，責任編輯攜我的手稿到陳伯吹老先生的上海家中，祈托他賜撰一篇序文，不想老先生竟是當即就慨然允諾，撥冗翻讀了我的手稿，認真披覽了我書稿的長序，其后在序文中說了許多鼓勵出版社也鼓勵我的話，說“這是一件‘扛石臼’的工作，如此沉重，非有拔山、舉鼎之力不辦，但是他知難而進，具有一木支大廈的精神和氣概，值得稱頌和尊敬”。我有拔山、舉鼎之力嗎？我有一木支大廈的精神和氣概嗎？顯然，這只能看作是伯吹老先生對一個后學的嘉勉和鼓勵了！其實，沒有包括陳伯吹先生在內的前人肩膀供我攀站，沒有同行在橫向給我以譯文的便利，我不僅做不好甚而至于可能做不成這件需要做卻確有難度的事。

　　至于編輯《世界經典童話全集》，因為時間已在20世紀末端，我發現世界經典名著的齊全性已欣然可觀，未經譯入的外國名著只要趕譯少許，稍作彌補，就差可追比外國的同類文庫了。我和我的研究生是在充足的信心中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而終于得以完成任務的。《全集》交卷時，我寫了一篇《編者心語》，說“站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把童話這一人類文學史上最古老、世界上讀者最眾多的文體的成就，以‘全集’的形式作一薈萃，集世界上具有典范價值的童話文本于20個卷帙之中，正是為國家的文化發展作積累，為國家的精神文明建設作貢獻。通過本‘全集’的出版，我們可以向世界昭告：我國的兒童比較完整地擁有了世界諸大洲許多個世紀創造的童話中最精粹的部分。有些國家的兒童早已得到了這筆財富；中國的兒童也理當擁有——今天也終于有條件擁有了這份極可寶貴的財富了！我們現在可以為自己慶幸，為自己的民族慶幸，為自己的共和國慶幸，為我國未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慶幸”。這番話里所表達的，就正是當時真實的欣慰之情。

　　圖畫書：

　　新世紀兒童文學譯事新領域

　　新世紀的近些年，圖畫故事書熱風生水起。這也是從譯介西方和日本圖畫故事書開始的。

　　這種譯介的第一波浪潮，我是1994年在我國臺灣看到和感受到的。當時寶島的同行們贈予我的幾袋書中，相當一部分是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圖畫故事書譯本。臺灣的同行們在這類我們還不熟悉的兒童文學品種的譯介上搶占了先機，開了這股譯介風氣之先。這種界于繪畫藝術和語言藝術之間的幼兒圖畫故事，非一般的兒童文學作家所能成就，也非一般的畫家所能成就的；它們是熔線條、色彩、對幼兒的深度理解、良知、思想、溫暖、巧慧、詩質、稚拙和幽默于一爐的大字印刷的大本子書，是專意為幼年孩子快樂而稚嫩的心靈準備與服務的。這是可以而且應該被獨立進行考察、闡釋、研究的一類童書，事實上歐美和日本也確有相關的理論著作，并且已經譯介進了我國，譬如季穎翻譯的松居直的《我的圖畫書論》就是這方面的很切實也很重要的理論著作。譯家們對這類作品密集的成功迻譯，出版家們對這類作品不惜工本的慷慨投入，又一次引領了我國的先知先覺者來嘗試這類作品的創作，譬如內蘊了中華民族形象和意象的《荷花鎮的早市》《小石獅》等，也及時出版了這類書的研究著作《圖畫書：閱讀與經典》。這一切都在說明著，有了一批外國優秀圖畫故事書的引領，我國藝術家、作家和論評家正在可喜地跟進，我們在急起直追。

　　清代文學家劉開有言：“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家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一個民族的先進與落后不是絕對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先進與落后是諸多變動著的主觀和客觀因素造成的。有的民族在一個時段里居于世界的前列，到另一個時段里又被他民族趕上和超過了，關鍵就在于能否“盡百家之美”、“取法至高之境”。兒童文學譯事的厚積和優績正是為“盡百家之美”、“取法至高之境”鋪設重要的前提。正因為此，譯家們對作品質地都比較挑剔，文心要求都比較嚴格，正如《首屆二十一世紀中國兒童閱讀推廣人論壇宣言》所說：“我們的眼睛只看得起經典和優秀”；“我們不茍求的。我們特別堅決”。

　　我愿意在這里強調，兒童文學是最容易具有世界性和全人類性的一個文學類別，是最世界最人類的文學。擁有世界上所有最好的兒童文學，是讓我們的孩子站到世界前列去的一個精神性條件。那么，為了近四億孩子和他們的未來，讓我們來把譯事做得更好些。

　　魯迅先生逝世前的一些日子里，其縈縈于懷的是譯事。我在上海就讀的大學離虹口公園很近，魯迅紀念館離虹口公園也很近，因為方便，我曾多次前去參觀，一去就凝眸于那桌上攤開的《死魂靈》原文，旁邊有許廣平先生從亡去的魯迅臉上拓下的石膏陰模，石膏模的凹陷處分明粘有魯迅先生的數莖胡子，黑的。這參觀都已經是半個世紀前的往事了，可今天每想起這兩件展物，我依然頓生莫名的激動，且久久地不能已。我們是應該把譯事做得更好些，才配追隨魯迅先生來做個中國的文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