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作家應該有大的擔當

　　幾乎每個面對《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的讀者，都要深呼一口氣，準備起充分的腦力和耐心，才能進入那錯綜復雜、緊致密實的歷史敘述。雖然要“消化”這部作品并不容易，但它的吸引力卻并不因此而降低。這是有難度的閱讀，更是有難度的寫作。作為一名出色的小說家，阿來完全可以輕松地以傳奇方式寫出一個好看的“瞻對”故事，但是他卻偏偏選擇了笨辦法，以嚴謹翔實的歷史書寫和深遠雄健的文學筆法完成了一次非虛構敘事。

　　在阿來看來，關于藏區，我們在淺表的風情和傳奇之外，應該有更深刻的、更有精神力量的歷史書寫和現實指向。在七八年的時間里，阿來一邊搜集、研讀檔案匯編、史志、實錄等或清晰或模糊的清代史料，一邊繼續他在康巴藏區的實地勘察行走，以歷史學者的嚴謹思維和民俗學者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重現了從清朝到民國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這兩百年間政府對瞻對以及康巴地區的統轄歷史。

　　“這是我從年輕時代就開始的創作方法。”阿來說，小說《塵埃落定》看上去很“傳奇”、很“虛構”，實際上他準備了三四年時間，研究了十七八個土司家族的歷史，不斷地實地走訪，小說里只有人物關系是虛構的，它背后的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包括穿衣吃飯的細節，都是真實的。“我愿意下這樣的功夫”，阿來說，這種扎實的材料準備會讓小說更瓷實，更有根基。他從來不愿浮光掠影地寫藏區，不愿耳聞一點故事就開始不切實際的想象。在他看來，想象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一種能力，但是要符合生活和歷史的邏輯。

　　進入的是歷史，指向的是現實。“我去研讀歷史，不是為了獲取傳奇、娛樂的內容，對歷史的關切其實是對現實的關切。不能藏在故紙堆里不出來，還是要回到當下。”雖然熟知藏區生活，但是阿來并不因此而“關起門來”炮制大同小異的藏區故事。多年來，他一直是在行走中創作，往歷史深處走，也往基層藏區走，不斷地打量、研究自己所生活的地區、民族。對他來說，這是沒有盡頭的工作。從早些年的《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一直到近期的《瞻對》《蘑菇圈》《三只蟲草》，阿來說，每一部作品都只是一段時間內案頭研究和實地行走的成果，沒寫出來的東西還有很多。他并不是有了一點小感觸、小情緒就急匆匆表達，“有些東西沒有形成作品，它只是我思想儲備的一部分”。因為有這種“養蓄”，阿來的作品一直讓讀者信任。

　　“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寫作多年，阿來卻經常這樣自問。以他個人的理想，作家應該有大的擔當，對這個社會應該具有“建設性”。他感覺到有些作家面對社會問題時“審丑”的能力很強，審美的能力不夠。文學一方面要很深刻地介入社會，有質疑和批判，但是不能僅止于揭露，文學的出發點應該是“善”的，是希望讓社會更好。

　　作為四川省的作協主席，阿來一方面希望自己對文學的思考和創作經驗能夠對年輕作家有所幫助，另一方面也在工作中帶領年輕作家進行“實戰”。四川作協為更有實效地貫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阿來倡議幾位年輕作家組成團隊，進行一部關于四川文化歷史的劇本創作。“我們立足四川，深入挖掘四川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而不是流行什么就寫什么。這些作家也不是一上來就閉門構思故事，而是先讀書、搜集資料、深入各地考察，過段時間再進行交流、創作。”整個過程沒有商業介入，作品完全出于藝術考量，等作品成熟了再拿出來吸引影視界。阿來認為，現在的影視劇太商業化了，這是一種“解放”，但是也帶來了品質下滑的問題，我們不想在創作之初就受到干擾，只用自己的一點點資金來推進。“我辦過刊物，有商業經驗，清楚好東西始終會有讀者，并不是只有俗濫的東西才會有市場。”

　　他鼓勵年輕作家要走出去，走下去。“有些作家會說，我自己的生活也是生活，本來就是在生活中，何必深入生活。但是一個作家只是關注自己的生活，沒有跟更廣闊的、更大的群體聯系在一起，作品的境界、格調很容易有問題，至少在認知社會的程度上不夠。”同時，他也提醒，不要讓“深入生活”成為走馬觀花的形式主義，流于浮皮潦草的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