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我有使命不敢怠”

　　三秦大地，似乎是一塊有著神奇力量的土壤。這里曾經是13個王朝的故都，擁有著悠久而燦爛的傳統文化。同時，這里也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之 一，農業文明在這里生生不息。在陜西作家中，不管是柳青、杜鵬程，還是陳忠實、路遙，以及大部分出生在上世紀40至60年代的作家，他們幾乎都來自鄉下、 出身農村，從小讀的是“十七年”文學，受的是現實主義教育，這便決定了現實主義、農村題材一直是陜西文學的主流。賈平凹亦不例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他便有意地在作品中構建屬于自己的“文學根據地”——當然，這是屬于陜西、屬于商洛地區的根據地。賈平凹幾乎認定了，自己這輩子基本上就是要為農村和農民 寫作的，原因再簡單不過，“這塊地方長蘿卜，肯定就是長蘿卜，長不了別的蔬菜”。

　　然而，與傳統現實主義作品不同的是，賈平凹的小說中常常出現一種近乎于“巫”的東西，比如《秦腔》中那些紛繁的山野風情、《老生》中那活得超越 了生死的唱師等等。賈平凹說，這些東西同樣來自生活，來自自己童年時期的鄉村記憶。賈平凹的老家陜西省丹鳳縣棣花鎮在秦嶺以南，是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 化交界的地方，自古以來便流傳著許多半真半假的神話傳說，也有著一套復雜而完備的鄉村習俗。他小的時候，這里交通閉塞、醫療條件落后，人們常常用風水、念 咒等方法驅散病魔，久而久之，這便成了習慣、成了信仰。時至今日，賈平凹還清楚地記得那些步驟和程序，甚至有時也會自己做一回“巫師”，“大多是安慰性質 的，緩解焦慮吧”。寫作中的賈平凹常常會回想起這些“怪力亂神”，他說在小說中寫這些并非是為了獵奇或刻意表現，而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在他看來，中國農 村的形成和發展依賴于一整套復雜的管理辦法，這其中包括宗教、氏族、倫理、行政、法律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謂的風俗、習慣其實就是為了維系生活在這里的人們 的生存和信仰的一種方式。在文學作品中，只有真實地寫出這些，才能完整表現農村生活的真正形態。

　　長篇小說《老生》的封底上印有作者賈平凹的自述：“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風起云涌百年過，原來如此等老生。”出生于1952年的賈 平凹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正是因了心中這不容怠慢的使命感，如今已年逾花甲的他始終持續不斷地為中國當代文學貢獻著佳作。近年來，從《高興》 《秦腔》《浮躁》，到《古爐》《帶燈》《老生》，每隔一兩年，賈平凹都會奉上一本厚重的大長篇，而每一次寫作都是他對自己發起的新的挑戰。賈平凹的勤奮和 創造力令人感佩，也正因此，他被讀者和批評家贊為文壇“勞模”。

　　賈平凹曾說過，“生活為源泉，這是最明白不過的道理。我感到藝術的感受是一種生活趣味，也是人生態度，情操所致。我必須老老實實地生活，不斷從 生活中獲取素材。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待提筆時才能寫出要寫的東西。”不管是“商州系列”和《土門》《高老莊》《秦腔》，還是最近的《帶燈》《老生》，賈 平凹的筆墨全都傾注在陜西這塊遼闊的土地上。上世紀70年代，賈平凹從老家棣花鎮來到西安，幾十年來，他從未切斷自己與故鄉、與農村的精神聯系。80年代 以來，賈平凹跑遍了陜南幾乎所有重要的鄉鎮和村莊。他從來不是一個坐在書齋里的作家，總是喜歡出去看看。“下去走走”是他的喜好，去上海、北京看看是因為 想要了解中國目前最發達地區的風貌。有意思的是，走了這么多年，賈平凹始終鄉音未改，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他永遠都操著一口濃郁的陜西腔，這幾乎成了他 的一個標志。在小說中，陜西的方言、口語也會不時出現，因為“老家的土語口語最能表達那個意思，非要說成普通話就怪得很”。賈平凹深知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 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生活在城市看不出來，常年待在農村也看不出來。只有跳出來，站在西安看老家，站在老家看中國才能看清楚。只有像這樣‘抓兩 頭’，才能掌握中國社會的形態”。

　　2010年底，剛剛結束《古爐》創作的賈平凹來到了著名的貧困縣——甘肅省定西縣。他在這里扎扎實實地生活過、觀察過、思考過，如此，便有了 《定西筆記》。在十幾天的行走過程中，賈平凹深切感受到了貧窮，同時也發現了這種貧窮掩蓋下的璀璨的精神文化。早在1996年，賈平凹就曾下江南“體驗生 活”，歸來創作了《江浙日記》。與之相比，《定西筆記》無疑是更進一步的。賈平凹很清楚其中的差別——前者是考察，后者是真實的生活感受。所以他一般不喜 歡團隊采訪，認為那樣很難看到最真實的東西，目之所及基本上都是被安排的、別人希望你看到的好的地方。賈平凹喜歡“自己去，最多帶一兩個人幫忙開車，找一 個當地朋友，跟他走一走，聽他說一說，走到哪住到哪，該吃飯的時候隨便找一家人，進去給人家點錢，吃口家常飯”。就像《定西筆記》里寫的，“他不讓打招 呼，悄悄來的，你可不要給人說呀！”

　　還有小說《帶燈》，這個描寫鄉鎮女干部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有著確切的原型。“帶燈”是陜西一個鄉鎮的綜合治理辦公室干部，連續多年，她每天都要 給賈平凹發短信，有時一兩條，有時更多，她事無巨細地向賈平凹講述自己的工作、生活。賈平凹漸漸被這個來自深山的文藝女青年的故事所吸引，《帶燈》的故事 開始在他心中發酵。賈平凹坦言，《帶燈》的創作也是他整理自己的過程，通過小說的創作，他進一步了解了中國農村，了解了在那里生活的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 態。他說過：“我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給農村寫的，想想，或許這是我的命，土命，或許是農村選擇了我，似乎聽到了一種聲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長滿了 荒草，讓賈家的兒子去耕犁吧。”

　　即使被認為具有強烈神話色彩的《老生》，賈平凹也堅持認為他寫的其實是現實。三年前的春節，賈平凹回了一趟棣花鎮。在當地，除夕夜里到祖墳上點 燈是重要的風俗，如果誰家的祖墳上沒有點燈，那就是這家絕戶了。“我跪在墳頭，四周都是黑暗，點上了蠟燭，黑暗更濃，整個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燭焰，但爺爺 奶奶的容貌、父親和母親的形象是那樣的清晰”。《老生》的構思便由此開始了。回到西安后，賈平凹長時間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關在書房里什么都不做，只是 吃煙，“在灰騰騰的煙霧里，記憶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時代風云激蕩，社會幾經轉型，戰爭，動亂，災荒，革命，運動，改革，在為了活得溫飽，活得安生，活出 人樣，我的爺爺做了什么，我的父親做了什么，故鄉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兒孫又做了什么，哪些是榮光體面，哪些是齷齪罪過？”為了寫《老生》，賈平凹把 《山海經》讀了好多遍，他說，“中國人的文化思維都在《山海經》里，對外部世界形成的觀念是怎么來的，其實是從這里來的。”于是，《老生》中“說一句，念 一句”的《山海經》成了另一條線索，“《山海經》是一座山一條水地寫，《老生》是一個村一個時代地寫”。

　　在《秦腔》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時，賈平凹不無感慨地說：“有幸生在中國，有幸目睹中國巨大的變革，現實給我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為一個作家，我 會更加努力，將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憂患的心生出翅膀飛翔，能夠再寫出滿意的作品。”為了眼前的目睹、心中的憂患，賈平凹的寫作從不懈怠，他的行走也從未 停止。陳思和評價賈平凹的小說是一種類似《紅樓夢》的、“法自然”的寫作方式，認為他“用特有的藝術手段平平淡淡地顛覆了、還原了社會生活的民間化和日常 化”。賈平凹深以為然：“其實最好的東西都是最樸素、最平實的，你就老老實實地把它表現出來，勝過一切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