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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老頭!》編劇俞露、劉東岳談創作:
自由地寫年輕人的真實生活
電視劇《嘿,老頭!》自播出以來已經被討論過不少,幾乎可以說是“熱議”,日前白玉蘭獎一事再次令該劇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也側面說明了觀眾對《嘿,老頭!》的認可和鐘愛。除了主演《嘿,老頭!》的演員,夫妻檔編劇俞露、劉東岳也隨著作品的走紅漸漸走入公眾的視野。
編劇屬于幕后工作者,大家對俞露、劉東岳的興趣大概是因為他們特別——無論是他們的作品,還是他們寫作作品的態度與方式。
做過了“行活兒”
才明白自己更想要什么
據了解,許多年輕的影視劇編劇都是靠委約創作而出道,即影視公司把自己認為有市場的故事梗概、人物設定等交給編劇,由編劇串成完整的故事,也就是所謂的“行活兒”。“‘行活兒’是編劇圈的主流,因為市場需求量很大,我們也做過很多‘行活兒’。”俞露說。
然而“行活兒”都是命題作文,需要編劇發揮創意之處不多,“干‘行活兒’的編劇相當于被雇傭,不大可能保持住一定的獨立性和精神空間。”劉東岳說。在做過了許多“行活兒”之后,俞露、劉東岳更加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們希望自由地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回歸作者與作品最自然的關系,讓創意產業回到創意本身。
于是,寫作《嘿,老頭!》的歷程開始了。沒有其他因素的介入保證了他們最大程度的創作自由,同時也帶來了另一種壓力和風險——創作期間沒有經濟收入,作品能否在熒屏上與觀眾見面也是未知數。
與未知相伴的還有寂寞,那段時間,俞露和劉東岳幾乎斷絕了與外界的往來,每天與筆下的人物一起生活,為筆下人物的命運交流甚至爭吵。他們家里的沙發上有一只龍貓玩偶,他們覺得創作《嘿,老頭!》的過程中只有這只龍貓陪伴著他們,于是他們把龍貓寫進了《嘿,老頭!》,就是戲里那只玩偶李克花。
“我們一定要寫喜劇”
盡管創作過程是寂寞的,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父親與兒子相依為命的劇情設定也容易讓人想起凄凄慘慘戚戚的苦情劇。然而,從創作之初俞露和劉東岳就對劇作的風格定位非常篤定:我們一定要寫喜劇。
相對于那些更多憑借技術和講故事的稟賦寫作的人來說,俞露和劉東岳對風格和類型的把握更加自覺和深刻。俞露正在中央戲劇學院讀博士,喜劇是她的研究對象。“我認為喜劇是有彈性的,各種不同的世界觀都可以在喜劇中共存、對話。人只有對生活保持著一點超然和距離,才能擁有調侃生活的心態,喜劇正是產生這一距離和心態的理想的藝術。”俞露說,“從另一層面說,人可以在優秀的喜劇中感受到更深層次的絕望,這是喜劇獨具的魅力。”他們選擇喜劇的初衷正與設計劇中的老頭患上失去記憶的疾病一樣,看重的是其中所包含的哲理與人生況味。
當然,俞露與劉東岳清楚地知道劇本不可能是純文學作品,即便不受制于資方,但不能不考慮觀眾的接受,生活的壓力已經不小,觀眾不會希望電視劇再讓自己感到悲傷和沉重。“我們希望《嘿,老頭!》會帶給人更多感動和希望。”劉東岳說。
與俞露、劉東岳談創作,會發現他們很少提到結構、線索這類技術層面的東西,他們的注意力都在思想和創意上。“我們倆都是中央戲劇學院科班出身,技術我們已經太熟悉了,覺得沒必要再談。”俞露說,對于優秀的編劇來說,技術應該嫻熟到出手就有,但創作的核心絕不是技術。
說到技術,當今的電視劇市場上有一個吊詭的現象:一邊是熱衷于談論編劇技術的人層出不窮,一邊是技術非常拙劣,以致幾乎看不到藝術性的電視劇泛濫成災。俞露、劉東岳也對此十分困惑,“有可能恰恰是說得太多說壞了,讓人誤以為掌握了幾手技術就掌握了創作的捷徑,而忽視了決定創作水準的精神追求。”劉東岳說。
心中有天地,就不是小人物
《嘿,老頭!》的目標受眾是‘70后’‘80后’和‘90后’的人,“我們認為偶像劇、青春片里的生活根本不是年輕人的真實生活,《嘿,老頭!》接的是真真正正的年輕人生活的地氣。”俞露說。
黃磊飾演的劉海皮不是以世俗的利益關系來考量愛情,而是站在所愛的人的角度,希望對方能過得好,這在俞露、劉東岳看來更接近愛的真諦。在很多偶像劇中,男一號與男二號同時愛上女一號后,便要為爭奪心上人展開“廝殺”,而在《嘿,老頭!》里,劉海皮跟他的情敵卻是很好的朋友。“隨著社會的進步和開放,年輕人處理感情的方式正變得更成熟、更智慧、更有胸懷,我相信劉海皮會跟一部分年輕人產生深刻的共鳴。”俞露說。劉東岳回憶,他在參加一次活動時,有觀眾找他要簽名,“這說明觀眾認可了《嘿,老頭!》,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無論是愛的波折還是失憶的父親,都是人生困境的象征,《嘿,老頭!》要跟觀眾聊的就是一個普通人怎樣面對人生的困境。有人說《嘿,老頭!》寫的是小人物的悲歡,劉東岳則認為“小人物”這個說法是個偽命題。“生活中有幾個大人物?我們其實都是小人物。但換個角度,只要我們心中有天地,像劉海皮那樣充滿希望地生活,我們就都不是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