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骼深處的拔節(jié)之聲

——近五年（2010—2014）回族文學述評

　　以5年作為一個觀察的周期，或許更加便于拉開鏡頭呈現一個民族的集體文學樣貌，辨認它在演進之中的脈絡流變。2010年以來，回族文學的發(fā)展與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其骨骼深處體現出的生命關懷特質、對民族題材的多維探索和對美學版圖的詩性開掘，都彰顯出文學發(fā)育旺盛階段的“拔節(jié)”之勢。

　　創(chuàng)作與出版領域氣象一新

　　出版陣地的繁茂促成具有歷史意義的幾樁新舉。《中國回族文學通史》歷時4年終告付梓，全書約320萬字，分民間文學、古代、近現代、當代四卷，系首部以回族人的視角，涵蓋了回族文學從古至今、從民間文學到作家文學完整體系的通史。由寧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回族當代文學典藏叢書”，第一輯便收錄了馬知遙、馬瑞芳、查舜、王樹理、王延輝、毛眉、謳陽北方等人的14部作品，第二輯更達25部之多，并有10部已被譯為阿拉伯文向海外推介，較為全面地彰顯了當下回族文學的陣容。由中國作協(xié)組織編選的《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回族卷》，是近30年來首度編出的全景意義上的回族文學選本。《朔方》雜志創(chuàng)辦了專門發(fā)表回族文學作品的《新月》刊中刊。上述媒介活動對回族文學而言，即便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也都堪屬值得稱道的事體。此外，首屆“《回族文學》獎”、“新月文學獎”、“魅力臨夏”全國散文詩歌大賽和第七、八、九屆全國回族作家學者筆會的舉辦，以及“端莊文藝”微信平臺等新媒體的出現，皆擴展了文學的言說空間。

　　文學的實績最終還應歸于創(chuàng)作。以評獎作為考察維度并非必須，卻不失直觀：李進祥、葉多多獲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鄭春華、白冰獲第八屆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馬金蓮長篇小說《馬蘭花開》獲第十三屆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中篇小說《長河》入選中國小說學會2013年度小說排行榜；阿慧的《羊來羊去》、石彥偉的《奶白的羊湯》分獲第四、六屆“冰心散文獎”；敏洮舟的《怒江東流去》獲2014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等。

　　名家依然新作迭出。比如張承志的散文創(chuàng)作，不斷為回族文學供給著豐富的理想范本。5年間，張承志十卷本作品全集、《心靈史》改定版、散文集《你的微笑》《涂畫的旅程》以及《方丈眺危樓》等散作出版、發(fā)表，并獲首屆“朱自清散文獎”、第十一屆“《十月》文學獎”等，體現了其旺盛的創(chuàng)作生命力。

　　植根于骨骼深處的生命關懷

　　在這5年中，那些博得關注的佳作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質。其中，來自回族文化肌體內深藏的生命關懷意識不容忽視。首先說說馬金蓮的《長河》，作品用發(fā)生在西海固春夏秋冬的四個日常案例，把死亡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置放到了一個極致的境遇。與西方文學相比，中國文學中的“死亡敘事”并不是太多，但以宗教信仰為精神建構的一部分少數民族文化譜系卻恰恰對生死認知提供了新鮮的角度。比如，在回族人眼中，存在“現世”與“后世”兩個世界，幸福的至高境界乃是“兩世吉慶”，人之逝世是為歸向真主，靈魂仍將延續(xù)并接受冥冥之中的拷問。對于回族作家而言，這一觀念并非為賦異文而苦心營造，卻一向是深潛骨髓、自然流出的血液，因此《長河》中的素福葉、母親、穆薩爺爺等逝者的“潔凈”和“崇高”，才會毫無刻意，渾然天成。這種生命關懷意識的獨異性，乃是身負信仰傳統(tǒng)的少數民族貢獻給中國文學極為寶貴的文化養(yǎng)分，甚至也可視為中國文學通往世界不可缺失的精神勢能。

　　這也使我想起《清水里的刀子》在上世紀末就曾因生命觀的迥異引發(fā)不少討論。十余年后，石舒清對死亡的關懷多了幾分靜穆與沉入，他的小說似乎早從講故事的習慣中超拔，如世外修士般重視體驗，以散文化筆法如實還原日常中的波瀾不驚，安逸從容之下埋伏著驚天撼地的精神力量。《韭菜坪》即是此類實踐中的上品，它講述在伊斯蘭教蘇菲主義派別的拱北，“我”所經歷的丁義德老人家歸真前后的境況，其文化含量之綿密全然掩飾在不動聲色之間，有一種寧靜致遠的氣質。或許，在一個更加沉靜的時刻，這樣的作品才會被真正理解、充分重視。

　　同為小說寫作者，青海的冶生福也是近5年成長較快的一位。其作品集中于回族鄉(xiāng)村敘事，似尚乏惹眼之作，偏是一篇描寫回族老漢為自己預留墳地的《胡墼》，乃因對終極關懷的探微而別具深意。這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回族文學的優(yōu)長之處并不在戲劇性的張揚，而多在對人物心理的細微呈現。

　　回族作家的散文同樣注重闡明獨異的生命價值觀。比如，在敏洮舟散文《怒江東流去》中，讀者普遍受到感動的是明知愛子賽里已葬身怒江，但其白帽老父卻十幾天不說一句話；得知確證的身亡噩耗后，老父也并沒有仰天號啕，只是“發(fā)出低低的飲泣聲”。他在半夜走向江邊，卻未如作者所料要尋短見，而是“坐在怒江邊的一塊石頭上”，背影“漸漸地有了石頭的顏色”。面對死亡的困境、人力的卑微，回族文化觀中的“前定”思想撫慰著脆弱的人心，將苦難渡向開闊之境。敏洮舟的另外幾篇跑車題材散文《喜馬拉雅的面容》《急救室》等之所以受到好評，正是由于這位有著扎實底層生存經驗和濃重信仰底色的寫作者，在生與死這樣大開大合的終極追問面前，總如一潭靜水，沉著有力，使幾千字的散文也有了重磅錘擊心靈的罕見力度。

　　很多回族作家習慣于投身散文創(chuàng)作，因其無從遮掩的心跡，因其靈魂表達的誠摯。女作家阿慧的散文便是如此，其作品《風動野葦洼》中保護死嬰不讓野狗吞噬的女孩，《月光淋濕回家的路》中不惜生命攔截馬車救人的巴烏德的父親，《大沙河》中平靜看待歸真、絕不為難肇事者的海姥爺，都因生死一刻的達觀和勇決，散發(fā)出人性的光澤。阿慧與敏洮舟都是近5年獲得關注的作家，這得益于他們對回族精神的深度理解和堅守立場。

　　地域差異中凸顯題材多樣之變

　　新世紀以來，以寧夏幾位優(yōu)秀小說家為代表，將回族的鄉(xiāng)土敘事推向一個高潮。但在整體上，回族文學還存在著題材同質化、城市書寫稀缺、東部散居經驗匱乏等方面的困頓。經過不同地區(qū)回族作家5年來的努力，我感到這一瓶頸正在逐步開解。

　　首先，西北聚居區(qū)的回族文學在題材上愈加向多元化樣態(tài)邁進。就長篇小說而言，有幾部作品在大起大落的歷史風塵中打撈民族的負重記憶，如王正有的《駝路》、馬紹埔的《回望關川》、納志祥的《納家戶舊事》《回回娃》；有的則聚焦當代，回歸日常，甚至不惜繁筆，只為把回族家庭的細瑣常態(tài)作一誠實記錄，如石舒清的《底片》、馬金蓮的《馬蘭花開》，并非動輒百年幾代，深讀卻不乏抱負。就中短篇小說而論，僅觀馬金蓮諸多描寫西海固回民女性的篇目，便可發(fā)現題材的多維趨向，有關涉婚前風俗的《離娘水》《項鏈》，有表現孕婦在重男輕女觀念下掙扎與超越的《鮮花與蛇》，有記錄留守兒童、多子之家的母親之憂傷的《大拇指與小拇尕》《賽麥的院子》。有意味的是，以寫“碎媳婦”闖入文壇并為人熟知的馬金蓮，寫得最好的恰恰又未必是女性，比如《蝴蝶瓦片》和《老人與窯》這兩篇，前者寫疾患弱勢群體的理想寓言，后者則寫一個回民老人的時代遭際。或許其社會反響不及《長河》，但從品相和深度來看，我以為都可列入馬金蓮近年貢獻的最優(yōu)樣本。

　　然而，回族聚居生活的慣見特點畢竟是有限的，掙脫題材的“同質化”仍是艱巨課題。有一些作品的質量是比較優(yōu)異的，比如馬悅的小說《飛翔的鳥》、敏奇才的小說《牛殤》、馬鳳鳴的散文《二毛皮》等，都寫到了回族人所熟悉的宰牲；馬強的小說集《雪落無聲》、楊軍禮的小說《古寺余暉》、馬碧靜的小說《馬媛奶奶的口喚》、冶生福的散文《青茶記憶》《花園在母親腳下》、涇河的散文《清水微香》等，亦都對族外讀者讀解回族文化頗具向導之益。只是，就對文化創(chuàng)造力的苛求而言，我更希望看到回族作家對本民族生活更具新銳別致的發(fā)現。

　　亦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愈發(fā)對散居區(qū)的回族作家多著幾重期冀。他們所寫的回族生活往往并不是言必談牛羊、白帽、教門功課，卻一樣得法入味，舒展著回族的風神。譬如李佩倫劇本《京劇大師馬連良》、黃旭東報告文學《勞丁大傳》中藝術名家的翩翩氣派，阮殿文長篇小說《灣灣田之戀》《愛上泰戈爾的孩子》中清澈美好的少年之戀，馬忠靜短篇小說《馬琳，馬琳》、馬笑泉短篇小說《清真明月》中志趣盎然的城市生活，葉多多散文《私人的閱讀》《銀飾的馬鞍》中對失落家族記憶的痛苦追尋，胡亞才散文《走年墳》《古蘭書屋》中綿厚包容的中原精神，冶進海散文《成都拉面館》、方芒散文《私人的江南地圖》中行走外鄉(xiāng)邂逅的民族秘密……對回族題材的“異構”言說，富于拓拔意味。

　　就民族生活而論，聚居與散居之外是否還有更加遼闊的視野？李進祥的《四個穆薩》對回族文學的啟發(fā)之深，可謂卓著。作品罕見地探討了世界不同國家的民眾在面臨生存危機的差異時所體現出來的精神的同一性，目光冷峻地直指人類靈魂深層的銳利地帶。我認為該作標志著李進祥的創(chuàng)作和思考進入新的境界，也為回族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精神探微的多樣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樣基于對多元文化價值觀的尊重，我對蘇海龍的新疆題材散文《雅爾木圖》，以及馬永俊的中亞題材散文《哈爾湖一位東干老人》等作品也是深懷興致。

　　當然，對回族題材的著重關注并不代表那些公共生活領域的題材不夠重要。5年來，此類作品亦為回族文學創(chuàng)收爭譽。比如查舜的《局》、王樹理的《卿云歌》、黃旭東的《公選》、楊英國的《停職》、于懷岸的《青年結》、何曉的《迷途》、王正恩的《劉家壩三部曲》、師歌的《心祭白樺林》、馬自忠的《逃離》、冶進海的《狀元之校》等長篇小說。

　　回族美學精神版圖的詩性開掘

　　在詩歌方面，回族詩人也在不斷地進行美學上的探索。孫謙的《新柔巴依集》《蘇菲絕唱》等，將極富難度的詩學原創(chuàng)力與伊斯蘭文化相嫁接，觀照一個民族需要救治的靈魂，呼吁自省意識與現代精神。此外，涇河的《圣詠之書》、宋雨的《回憶一面鏡子》、沈沉的《馬鹿溝紀事》、賽利麥·燕子的《比紙白的水》等，亦有此傾向。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5年來，一批“90后”回族詩人集中躍入詩壇，相繼被一些詩歌刊物和詩歌獎項所關注，如劉陽鶴、馬小貴、馬驥文、黑夜、海翔、林側、洪天翔等。他們與年長于自己半個多世紀的老詩人木斧、馬瑞麟、高深，中生代詩人單永珍、馬占祥、敏彥文、李繼宗、沙戈、從容，以及青年詩人阿麥、查文瑾、馬關勛、馬桓等一道，以各美其美的聲色與氣象，支撐起回族詩歌的美學天空，其熾熱才情必將在未來煥發(fā)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