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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多民族母語文學研究中,急需引入一些新的視角,以便揭示出各民族文學豐富的文化層面和獨特的審美旨趣。為了闡發民族文學的文化內涵,學者們不應只局限于文學本體的研究方法,而應拓寬視野,甚至可以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這樣的研究往往會開啟民族文學作品新的觀察窗口,揭示作品背后暗藏的別樣風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學者烏·納欽所著《納·賽音朝克圖研究:人類學民俗學視野中的作家新闡釋與研究詞典》一書自2011年出版以來,一直受到相關學界(尤其是蒙古語文學評論界)高度評價,其中一個成功之處,便在于其在作家文學研究中引入了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視角。
該書研究對象是納·賽音朝克圖(1914—1973,以下簡稱“納·賽”)。納·賽是上世紀中國蒙古族現當代文學奠基人。納·賽及其作品,是蒙古族現當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納·賽研究已有70余年歷史,有關納·賽研究論著較多,已有專著10余部,論文200余篇。有些學者認為,眼下納·賽作品已得到了較充分的解釋,很難再有新的突破。但是,烏·納欽的著作以先前未曾涉及的人類學與民俗學視角,采用文學、人類學與民俗學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另辟路徑,重釋經典,探討和梳理了納·賽作品中人類學與民俗學思想內容及貫穿脈絡,從而在學界早已熟知的經典作品中讀出了新的意蘊。
比如,作者第一次分類和總結了納·賽代表作《沙漠故鄉》中異國與其他民族風俗、交通、教育、定居、宗教信仰、政治、社交民俗、自然環境、居家儀式、民眾生活、游戲、衛生等非文學類12項民族志紀錄,解析和論證這些記錄并非先前所認為的那種普通的日記或散文,而是在納·賽田野調查和實地研究基礎上寫成的成果,是蒙古族現代以來第一部較為完整的人類學與民俗學志錄,有著多方面多層次學術意義和價值。同時,結合國際國內民族志記錄中的“家鄉視野”,認為這些記錄結合了作者的感性認識與客觀考察。這樣,在該作品敘事深層沉寂了幾十年的珍貴民族志資料得以激活,被納入到多重學術研究視野之中。
再如,在研究《家政興旺書》時,梳理和總結了納·賽民俗學思想的核心內涵,認為,納·賽較準確地把握了“牧戶”這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游牧社會基本組織的功能,闡明“牧戶”在牧區處于個人與民族之間,從而形成“個人→牧戶→民族”的社會依存結構,決定著游牧社會及其相關習俗的傳承與發展。作者還認為,納·賽在《家政興旺書》中提出“傳承慣習”與“改進慣習”的民俗學思想,而且主張在傳承基礎上的改進,顯示出其民俗學思想的完整性。
有趣的是,作者在分析納·賽作品美學旨趣時也采用了民俗學視角,認為納·賽詩歌中包含“春與晨”和“冬與夜”的兩套意象體系。其中,“春與晨”的意象體系代表新社會新時代,“冬與夜”的意象體系代表舊社會舊時代,從而形成對立又并行的美學運作系統。而這“春與晨”和“冬與夜”意象體系被運用到《蒙古振興之歌》敘事當中,不僅為敘事增添了詩意,而且藝術化地表達了納·賽的民俗文化觀點,起到了民俗隱喻的作用。
作者還認為,納·賽于1959年寫的《互助組發展成公社》是一部反映社會調查與實地寫作經驗的著作。在描述公社形成過程時,納·賽并沒有把額吉諾爾公社3個大隊、7個合作社逐一做調查和記錄,而是選擇了一個典型性個案——“團結合作社”,通過梳理由互助組發展為合作社,合作社再壯大為聯合合作社,聯合合作社再組成公社的經歷,展示了“公社”這一牧業社區的形成過程。作者認為,這是一項個案田野調查,為內蒙古牧業社區的研究留下了鮮活的社區個案資料。
總之,本書通過這種跨學科研究,縱貫蒙古族現當代文學史,系統地爬梳和闡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納·賽作品中人類學與民俗學思想的歷史根源、具體內容、時代特征及其對文學作品的影響。通過分析可以看出,納·賽作品中確實蘊含著豐富的人類學與民俗學內容,蘊含著自成體系的人類學與民俗學思想,而這一思想又成為其民族啟蒙思想萌生的沃土,進而影響了他的文學描寫,貫穿到一些經典作品的內核,成為它們獲得成功的關鍵因子。此項研究開啟了納·賽作品的兩個世界,一是人類學與民俗學世界,一是文學世界,并展示和闡明了二者之間的聯系,讓我們看到,人類學與民俗學思想與內容,是勾連納·賽創作的又一個內在邏輯鏈,它使作者思想與整個社會思潮和時代精神呼吸相通,顯示出重要的思想文化價值與文學史價值。
以上成果的取得,得益于跨學科視野的觀察。我們的確應該以多角度新視野重新詮釋經典民族作家和作品,以便隨著社會發展,不斷更新我們關于經典的認知體系。本書下編《納·賽音朝克圖研究詞典》是蒙古族文學史上第一部作家研究詞典,對納·賽研究以及蒙古族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和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