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個許鞍華

　　《黃金時代》拿到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10個提名5個獎項，技術與藝術雙贏。這是許鞍華第5次獲得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在領獎時她說：在我這個年紀，不死不病有飯吃就已經很開心了。這是一種低到塵埃里的身位。

　　有人說，一部講述新中國成立前左翼作家故事的電影跟香港沒有太直接的關系。其實，除了許鞍華是不容置疑的香港導演之外，蕭紅之于香港也還有不為一般人所知的一面——她1942年病逝于香港紅十字會設于圣士提反女校的臨時醫院，一部分骨灰埋在圣士提反校園內，一部分埋在淺水灣。金庸先生對蕭紅的評價甚高：蕭紅在香港寫的《呼蘭河傳》感人至深，我閱此書，徑去淺水灣她的墓前憑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見此才女……

　　這些故實尋常港人亦未必知曉，即便演藝圈中人的吳君如，頒獎時也說：原先只知道國際影后蕭芳芳和砵蘭街的蕭小姐，現在才知有個上世紀30年代的作家蕭紅。

　　伴隨時間的推移，對蕭紅作品的評價愈來愈高，這是文字超越時代的一個案例，盡管她的小說總是有那么多的散文性。后者也是許鞍華的看法。許最早知道蕭紅并被其身世吸引，是在1975年，那時她剛從英國返回香港。許執導的電影處女作《瘋劫》贏得了金馬獎，之后《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則在金像獎收獲連連。再后來的《女人四十》、《千言萬語》、《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也紛紛成為金像和金馬的贏家，在柏林威尼斯東京等國際電影節上，許的作品也多有斬獲。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半生緣》以及《男人四十》、《玉觀音》、《姨媽的后現代生活》為大陸觀眾所熟知，她是較早合作陸片的港導，這大約也是時下合拍陸片相中她的一個原因。

　　成名之后的許鞍華后來陸續讀了蕭紅的《呼蘭河傳》、《馬伯樂》和《生死場》等作品，但當時的香港電影執著于速度，沒有人對這個題材投注興趣。直到2003年，許和如今聲名日隆的李檣第一次見面，便表示一直很想寫一個講兩個女人相互關系的故事，她選中的是互相認識的同時代人蕭紅和丁玲。李檣開始寫劇本是在2007年，這距離《黃金時代》的成片相當遙遠。

　　大約許鞍華和蕭紅是有那么點仿佛的吧。蕭紅說，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著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里過的。這種“比卑賤好一點點，獲得一點點尊嚴”的所謂黃金時代，如果照應到前述許的獲獎辭，便不能不令人有所聯想了。

　　和一般的大導演不一樣，許鞍華是很和氣地跟演員講戲，這在一個人們更習慣于渾身長滿牙齒的時代，實在難得。她被認為是文學或曰文藝電影的堅持者，香港新浪潮電影的代表人物，盡管她并不回避商業元素。許當然不乏聲名，但她的經濟狀況卻不妨說算是個窮人。她不愿講這個問題，而總是感謝投資者的信任并力圖回報。魯迅先生有言：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這話犀利精辟，不但適用于娜拉，也同樣適用于蕭紅和許鞍華。

　　這兩個人的交集不止于此，譬如還有東北出身。1947年許鞍華出生于遼寧鞍山，父親是文書，母親則是流離的日本人。這樣的家庭背景用上個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的眼光看來，是略為復雜的。容貌上頗有東北風霜的她頗具去性別化風格，但又從中總是能讓人體味到一種潛移默化的女性視角，盡管她的作品被標簽為“中性”。

　　其實她對標簽自己是不以為然的，譬如與胡金銓的關系。雖然連日本人都認為她是這位宗師級別大導的衣缽傳人，她卻從來不以為自己是所謂“入室弟子”。她的確在英國讀書時便認識了胡，跟他拍了幾天戲，返港后也的確在胡的公司上班，但被派的工作，只是前臺小妹模樣的雜差。其間相對重要的工作，是替《俠女》參加戛納影展校對了英文字幕。后來拍攝《笑傲江湖》，算是兩人的真正共事，但她和胡拍攝的部分卻并未用上，徐克后來基本上是從頭拍過。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影響也許并不需要著意的口傳身授，許從來承認自己受胡的影響很大——雖然她在打了三個月雜差之后便轉投電視。胡打趣說，許把他的公司當作咖啡店，自出自入的。話雖如此，他卻不時向無線高層說她的好話，足見對許的幫助是由衷的。許對胡的要求也是義不容辭，對在胡生前沒有給他更多幫助而感覺十分慚愧。至于對胡身后的評價保持緘默，大約還是和她不愿被標簽化有關吧。這依然是她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