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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史詩》是一部將歷史與現代相融合的獨創性藝術作品。作者采風、創作歷時十年,前往多個省市、名村名鎮,訪談學者,尋訪民間,以史料為依據,以浪漫的詩歌表現手法,將回族的形成、演進、社會、經濟、教育、科技、藝術、民俗風情等藝術地再現,將一千多年中華民族歷史全景展示于傳記體敘事長詩的構鑄之中,形成二十九卷一百一十三章以編年史(唐、宋、元、明、清、現代)順序編目的敘事詩集。
回族歷史七百余年,曾是伊斯蘭文明進入華夏,落地生根,成為積極接受本土文化的一個新的社會共同體。在世界的兩個高度文明哺育下的新生民族回族,曾有過短暫的輝煌。明清以來,回族在民族壓迫的刀光劍影中,在生死兩界的交匯點上,除了心中唯一的堅守,喪失了曾擁有的一切。任何屈辱不能使回族丟卻的是自信與自尊。逢災昂首,遭劫挺立,有時不免小心翼翼,卻始終坦蕩直行于正道上。
歷代的回族民族精英,是回族集體無意識和集體意志的代表。在歷史長卷中,他們寫下了自我的和整個民族的輝煌篇章。每個自我,傳承著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見微而知著,他們的性靈是整個回族文化與信仰的濃縮,其深處凝結著對祖國華夏真摯的愛。
我們需要用歷史理性去書寫他們。也需要用詩的形式,借助詩的彩筆,將他們送進大眾眼底。這部以情為經、以理為緯構建的詠史詩,擴展為回族“史詩”。它是回族長久以來崇高的審美期待。
當今詩壇,以不才為天才,以不智為大智。華辭麗句,以不工為能。拼接無序,以雜亂為上。難怪老嫗不解,連詩人自己也纏夾不清。似乎無人懂得,這才是詩家圣手。
梅子這部詠史詩作卻不同。她構思之初,就不斷與我交換意見。從她對母族執著的愛和對回族歷史的感悟,我預見到了沉重的喜劇結果。她每寫完幾篇,便通過電腦讓我先睹為快。我作為第一位讀者,在靜謐的書房里,以她的詩為引線,踱進了她筆下這些回族精英的心靈深處。一位精英,就是一段抹不掉的歷史記憶。這些記憶串聯在一起,就是回族的史詩。我每每讀完,總是虔誠地以“印沙安拉”,預祝這部大作成功。
這是第一部回族史詩。詩人梅子并非是出入于回族史學的學者,以詩詠史,難度很大。為此,她把案頭研讀史作與田野考察史跡結合在一起。雖說未達標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卻也日夜伏案求索而忘掉寢食,也四處奔波考求而沖寒冒暑。種種艱辛,我略知一二。由于她的嚴謹與執著的學人精神,才使這部史詩的歷史真實性和蘊含的學術性得到保證。
金代詩人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第十一首云:“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讀書與行路關乎著詩之高下的這一作文作詩之道,梅子的遵守,是她成功的要件。
史詩,必須是詩。正如白居易所認定的: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梅子這部史詩,其情盡在筆墨間,力求含蓄,然而多是真情不掩,更有縱情處,若決江河,一瀉千里,沛然莫能御。
梅子的詩,語言平易,近乎到口即消。我樂于欣賞這樣的語言風格:“尋常言語口頭話,便是詩家絕妙辭。”詩人梅子無意雕琢,不求華靡奇巧。有位哲人說,語言是思想的衣裳。濃妝艷抹的外在華麗,多是包裹著鄙俗淺薄。梅子遠避之,可貴。
梅子善寫自由詩,以內在的韻律,求其跌宕起伏,傳達出一種旋律美:鏗鏘頓挫,文意暢通。詩可觀,更應瑯瑯上口才是。好詩借助讀者的二度創作,達到聲情并茂的境界,才使隱藏的詩意詩情,如虛空傳響,充分張揚。我不會寫詩,朗讀尚可勉強。粗誦了幾章,幾度讓我快慰心底。
這部詩作,立意頗高。意猶帥也,除此,詩的一切皆為“意”的帳下三軍。“意”或稱主題思想。詩的更強勁的沖擊力是源于深刻的主題。詩作仿佛巨艨,承載著教化人心的善,它從詩人心靈的港灣,乘著美的長風巨浪駛向彼岸——受眾的魂魄深處,這詩才有著“詩者,持也”的高度。善的內容,美的形式,二者在詩人心中和筆下,從實境進入化境,這才是詩。梅子著意于此,行走于詩人的正路上,讓我欽敬。
蘇格拉底說,善即是美。孔子倡導盡善盡美。面對真善美近于缺位或失語的眼下文學界,我們從事創作,必須立志高遠,力求以“至善”與“大美”結構出的佳作,服務人生。
梅子的詩作,以人物為綱,把一部回族文化史以詩的方式,梳理得清晰感人。我在二十幾年前說過:“以教門救心,以文化救族。教門不興,心死。文化不昌,族亡。”梅子用詩,對我的短言作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