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新生代文學如何進入公共視野

　　作家創作的私人經驗、歷史記憶如何在公共空間打開并討論，并不是一個很新的問題，它涉及的話題、原理以及敘述策略事實上和民族性與人類性、地方經驗與全球經驗、特殊性和普遍性、局部知識與整體表述、少數經驗與多數共識等關系具有同構性。以新疆“70后”、“80后”的文學創作為例，我認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有四方面的敘事路徑或者說進入公共空間的面向值得關注。

　　首先，私人經驗的公共歸屬�！�80后”、“90后”作家所面臨的公共空間是一個與“60后”、“50后”作家截然不同的公共空間，以文學為中介的公共空間領域正在發生復雜的轉型與蛻變。換言之，今天是一個幾乎沒有私人經驗空間的創作領域，或者說今天是一個私人經驗更多被公共空間干預和妨礙的文學年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文學介入公共空間的余地越來越小。面臨這樣的文化語境，邊疆多民族聚居之地成長起來的、偏離文學主潮與公共知識界的“70后”、“80后”、“90后”的文學創作主客觀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與內地相比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要想通過文學創作將個人經驗實現公共空間的分享與認同是格外艱難的。

　　其中，有兩位作者的創作值得關注。一個是青年作家董夏青青。她基于移居新疆體驗而創作的小說《膽小鬼日記》以散文體的筆法，記述了作者初到新疆烏魯木齊的所見所感，通過與一個維吾爾族小男孩的不期而遇，進入到與一個維吾爾族家庭的日常交往，穿插敘述了父母對自己的惦記與關愛。一個年輕女孩子主動選擇置身偏遠之地，選擇參與式地觀察新疆這個近兩年屢屢被社會動蕩事件所包圍的生活現場，并不諱言地將這種體驗，以文學介入社會的方式呈現于公眾視野之中。這是她的《膽小鬼日記》能夠被認可的重要原因。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作者是帕蒂古麗。在她今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百年血脈》中，她將自身成長于混血家庭的現實經驗借助文學表述的方式，以五代更迭的敘事建構，完成了一個多元文化交融一體、族際交流血脈相連的家族志撰寫，并隱喻式地點明過于封閉的文化觀念與病理式人格的關聯，從而實現了私人經驗的公共分享。

　　第二，歷史記憶的他者視角。新疆“70后”、“80后”的作家創作，他們進入公共空間的話語資源，一直是依賴于對少數民族風土民情、歷史記憶的文學講述的。當作家們將這片土地上的生活原料進行藝術加工時，這個過程既是一個藝術品成形的過程，也是一種想象的身份被建構的過程。異族風俗的跨文化表達，幾乎是新疆新生代漢語文學作家必須面對的一個命題：有的人選擇與之平行，有的人選擇與之疏離，還有的人選擇與之同一。就后者而言，“70后”作家、詩人南子近年的小說值得一提。2011年南子的長篇小說《驚玉記》出版發行，在這部小說每一頁由巴扎(集市)、白水河、維吾爾人農家小院結構而成的地域藩籬上，我們都能感受到關于風俗記憶的諸種秘語。

　　第三，行旅主題的家園表述。記游體幾乎可以看作新疆新生代漢語文學書寫的一個基本模式，這種模式是新疆新生代散文寫作中的重要構成。此類書寫在新疆“70后”、“80后”文學創作中受人矚目，如盧一萍的書寫便不可不提，他的《世界屋脊之書》對當下蔚然成風的西部文化散文創作意識有所突破，別有創新。需要指出的是，新疆的漢語作家大部分是從別的城市遷徙來的，他們離開故鄉，形成了獨特的生存方式和安放心靈的方式，即一種流寓的生活，他們有兩個故鄉兩個家。流浪歷來都是關于體驗孤獨和自我放逐的，在西部散文中尤以借禮贊西部人文地理的同時反襯故園思戀的場景而出現。許多作家的文中總要兼顧原來的故鄉和西部這個故鄉，至今為止，很多人還是這樣思考，旅行的地點總要變成一種厭倦了城市文明的自我流放的替代。新疆“70后”、“80后”作家不遺余力地展現一種尋根意識。或是對宗教的追尋，或是對內心的回歸，都是尋根的表現，甚至是一種心靈還鄉的敘述策略。

　　第四，差異化生活方式的文學呈現。記游與想象在李娟的新疆書寫中得到了完美的結合。一個漢族姑娘記錄自己跟隨哈薩克牧民轉場生活的日常點滴，這種書寫通過內地讀者的想象獲得了審美的放大和市場的圓滿。李娟的散文之所以能夠得到認同，更大程度上來源于背后支撐的強大事物(一個不可讓渡的新疆土著身份)，以及她將棲身于其中的生活重新陌生化，并重新審美化的諸種努力，簡言之，她能主動拉開與她所棲身生活間的審美距離。李娟的散文，使人們被城市化掏空后的貧瘠想象有了現實的著陸點。在李娟的筆下，新疆的阿勒泰“輪回”般地與盧梭的瓦爾登湖重疊，浪漫主義以一種新寫實主義的身份，與現實主義混同。

　　就創作主體而言，邊疆新生代漢語文學，尤其是“80后”、“90后”的文學創作要完成個人經驗、歷史記憶與公共空間的有效整合，又要兼顧文學創作版圖差異化競爭的表達訴求，首先要解決的是跨越年紀、閱歷以及民族地區歷史文化知識的積累，怎么跨越一直是很難妥善解決的一個寫作命題，如何在代際、區際以及族際的間性關系中找尋到文學表達合適的公共歸屬，是擺在他們面前非常迫切的創作壓力。其次，就創作進入公共空間的補充機構而言，邊疆“80后”、“90后”文學創作需要更多的平臺、話語空間，以及在主流刊物上相應的欄目設置，使其創作與文本能夠成為公共知識的有限建構內容，據我所知，《西部》在近兩年的刊物欄目設置上專門開設有“90后”小說專輯，《人民文學》也對“80后”的作家創作有所獎掖和幫助，但是關于他們的創作研討會、讀書會仍然存在發展的不平衡性。第三，就作品的媒介轉化形式而言，當我們從作家創作的公共歸屬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我希冀看到更多“70后”、“80后”文學作品，尤其是邊疆之地“70后”、“80后”文學創作(請注意，是邊疆之地的文學創作，而非中心城市有關邊疆題材的創作)的影視改編。我想，今時今日，就作家個人創作進入公共話語空間的角度而言，這種媒介形式的轉化，顯然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