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朱：“話說”三十載

首度揭秘《話說長江》幕后故事

http://www.tc13822.com 2014年12月09日11:40 來源：北京日報 　雍熙

　　9月19日，內蒙古。在剛剛開拍的《話說草原》發布會上，李近朱近乎播音員的完美男中音，呈現他心中“流動的草原”——從4000米高的青藏高原到呼倫貝爾草原，流經中國六大草原的記錄，從青藏高原的一戶人家講起，他心中的名字——在那遙遠的地方。

　　在過去的30年里，李近朱被各種“話說”包圍著，他謙虛地說自己像一條河流，“東抓一把，西抓一把”就成了。從《話說長江》到《話說運河》，從《伏爾加日記》到《大京九》《感受交響音樂》和《再說長江》……一路走來，包容純凈。 作為中國紀錄片歷史里程碑的《話說長江》音樂編導，他發掘主題曲《長江之歌》詞曲作者，發現主持人虹云。從音樂專業院校畢業從事音樂編導，到專業電視編導，沒學過一天電視的他，獲得多項中國電視編導獎項。

　　《樂圣貝多芬》《德奧古典音樂大師的“最后一人”(勃拉姆斯)》《世界交響名曲欣賞》，在書店，如果你翻閱到一本交響音樂書籍，署名是李近朱，那也沒什么稀奇。

　　在他的書房里，陳列著他自著的11本音樂欣賞書籍。30年編導旅途中，他寫書；回到他的書房里，伴隨著交響音樂的旋律，他寫紀錄片文案。

　　“通感”是李近朱的話語里頻率最高的詞。被“話說”包圍的他，依然騰出手來，演奏曾經的音樂夢想——他的音樂紀錄片《感受交響音樂》一響起，所有人都安靜下來。

　　沒有他就沒有《長江之歌》

　　31年前的1983年，創下中國紀錄片收視率40%的《話說長江》，在帶來萬人空巷的電視業績之時，也唱紅了一首至今仍然耳熟能詳的中國母親河旋律《長江之歌》。

　　1985年5月，中國音樂家協會第四屆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當記者要給《長江之歌》詞曲創作者合影時，兩人都不答應了。“還有一位必須參加，沒有他就沒有《長江之歌》！”他們異口同聲。之后，作為中央電視臺代表出席大會的李近朱被記者包圍。

　　一個音樂編導如何成就中國母親河主旋律？又如何完成音樂理論研究到電視編導的轉身呢？

　　1969年，李近朱從中國音樂學院音樂理論系畢業，專門從事外國古典音樂研究。“文革”前，作為一個音樂附中考上音樂學院的高材生，他的音樂夢觸手可及；“文革”后，畢業回城工作，“我已經非常滿足。”

　　在1973年那個夏天，坐在中央電視臺辦公室，李近朱負責為所播節目配樂。8年，對于李近朱來說，音樂是他與電視臺溝通的所有話語。

　　一開始，配樂并不容易。那時的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都配背景音樂。有一次，毛主席會見外賓的紀錄片需要配樂，他選用歌頌工人階級力量的紀錄片“上海閔行電機廠”的音樂，盡管音樂情感可以通用，然而當時審片的周恩來總理還是提出了問題。當得知音樂名字叫做《螞蟻啃骨頭》時，周總理提出搭配上有些不協調，并且進一步指示：可以為毛主席會見外賓的新聞片創作配樂。之后，李近朱開始物色作曲家，就在那時，他認識了后來《長江之歌》的曲作者王世光。

　　“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幸運的。電視給了我解讀音樂的另一個窗口，一種開闊的視野。”多年來，他不曾遺憾當年“隨緣”地服從組織分配，在電視的舞臺，他說自己發現了音樂另一面的五彩斑斕。

　　1980年，李近朱加入《話說長江》紀錄片制作組，總導演戴維宇與眾不同，要求所有人員參與策劃，李的任務是，貫穿整個《話說長江》的音樂制作。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話說長江》片頭曲的創作。

　　1982年夏，北京，作曲家王世光家小院。

　　“你怎么想的？”王世光問李近朱。

　　“只有一個想法，用音樂把中國母親河塑造出來。”李當時的整個構思是，一個主題旋律貫穿整個《話說長江》：第一刻畫主題，第二印象深刻。他一再向王世光表明：做一個片頭音樂，一分鐘的主旋律，不是一首歌。

　　“你就拿鉛筆將旋律簡譜寫出來，不要配樂器。”離開小院時，精通外國古典音樂的李近朱腦子響著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伏爾塔瓦河”的主題旋律，他向王世光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他要最原始的長江旋律，不加修飾。“多寫幾條，選一個。”

　　半個月后，兩人相約在北京宣武飯店一個小房間里。王共做了三段旋律，當第二段旋律響起，李一下子被打動了。

　　“這就是長江！”李近朱至今依然記得，他心中的長江旋律，那種川流不息的流動感，當時一下就躍然眼前。他敏銳感覺到，這就是長江的主旋律：吻合主題、壯闊大氣、內在包含一種深情，炎黃子孫對母親的贊頌的感覺。有一種溫暖，還有一種撞擊的震撼力。

　　伴隨著每周六一集的《話說長江》播出，僅僅一分鐘的片頭曲，在半年的播出中漸漸深入人心。

　　1983年的一個黃昏，李近朱走在街上，接近原中央電視臺臺址復興門南禮士路時，突然聽到巷口深處傳出一個孩子的笛聲——《話說長江》的旋律。

　　他一邊往臺里走，一邊在心里對自己說，中國應該有一首歌曲歌頌自己的母親河。

　　“《話說長江》不能這么完了，不能這么結束。”到臺里，李找到攝制組總導演戴維宇，說出自己新的創意：舉辦一個音樂會——《話說長江》音樂會。

　　戴看看眼前這個30多歲的年輕人，感覺不可思議，就憑這一分鐘的旋律？他還是好奇地聽聽李的想法，后者多年專業音樂學習背景，似乎為這一刻而來。

　　“可以填詞呀。”看著有點懵懂的戴，李一口氣列舉出國內外主旋律填詞，成就著名歌曲的例子：從李叔同的《送別》，到德沃夏克的《思故鄉》。

　　可是誰來填詞呢？戴又問。“向全國征集。”李近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心中只有一個想法——《話說長江》的旋律沒有結束。

　　音樂會的創意通過后，李近朱第一時間找到王世光，為歌曲版的《長江之歌》譜出完整曲調，原有的片頭曲成為開頭和結尾部分，完善了中段音樂后，《長江之歌》旋律開始在電視臺滾動播出，并在各大電視報刊登簡譜，向全國征集歌詞。

　　僅僅兩個多月，攝制組收到近千首歌詞。李近朱自己先初選，以近百首候選作品，請喬羽為首的評委最后評定，他們不約而同地選中了沈陽軍區的一個無名的年輕戰士胡宏偉的歌詞。

　　1984年4月，在中央電視臺舉辦《話說長江》音樂會，指揮鄭小瑛走上晶瑩剔透的舞臺，《長江之歌》響起——30年前的一幕，于李近朱如同昨日：“我當時聽得頭皮發麻，激動萬分。”

　　這輩子，我是泡在水里的

　　“《長江之歌》是我從事電視音樂編輯的一個里程碑，從那以后，就不讓我作配樂，改作編導了。”

　　《話說長江》中，李近朱對電視紀錄片策劃的敏銳把握，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時任中央電視臺臺長王楓找他談話： “能做兩件事就別做一件事。”李至今仍記得對方的這句話。對于一天也沒學過專業電視編導的李來說，這有些為難，然而服從組織安排，他走上了電視編導之路。

　　1984年，中國第一部獨立攝制的長篇紀錄片節目《話說運河》開拍，從1986年3月到1987年1月，進行了9個月的播出。《話說運河》播出的轟動效應，堪比《話說長江》，成了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上又一高潮。

　　其中第二集《漂來的北京城》就出自首次做編導的李近朱之手，很形象地描述了歷史上大運河對北京城市發展的巨大貢獻。

　　“北京城是從河上漂來的”——李近朱的創意源自對老北京城的透徹了解：建筑北京的各種材料主要是通過京杭大運河運抵北京，無論是元大都，還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修建，所需的大量木材和磚石，大多是通過大運河運輸。

　　第二集的收視率之高，令該片總導演戴維宇更是看到了李近朱的潛力，這位沒上過一天傳媒學院的“外行”編的片子令同事們驚奇。新聞發布會就采用此片與媒介見面了。

　　“我談不出來為什么這么編，就感覺像音樂一樣，要編得流暢。”李潛意識感覺到，所有藝術的通感，正在他身上發酵。畫面語言的節奏和銜接，需要起承轉合，需要一種語態，他不知不覺把音樂上的語態和感覺植入到鏡頭上，是一種自然跨界的通感理念，他稱之為“看得見的影響和看不見的潛移默化”。

　　李近朱的編導歷程似乎和河流結下淵源——“我是泡在水里的”。很快，由他提出構思的第一部作品《伏爾加河日記》再度將視角投向河流。

　　1988年，在出發赴前蘇聯的策劃會上，李近朱大膽改變起初“話說伏爾加河”思路，僅僅40天的拍攝無法詳盡解讀前蘇聯母親河，不如叫做《伏爾加河日記》，“看到什么拍什么。”這一即興記錄方式，真實地記錄了翻譯生病那一天，唯一熟悉俄語的李如何指手畫腳指揮船長駛船的情景。這部片子是李心中獨立實現自己構思的第一部作品。

　　“1949年9月30日，蔣介石站起來，走了；” 鏡頭從蔣的交椅緩緩迭出毛式沙發，解說詞出：“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走進來，坐下了。”

　　這段《廬山》紀錄片的解說詞被中國傳媒大學寫進教材案例，畫面的更迭暗含兩個時代的交替，將廬山這一濃重政治色彩話題，舉重若輕地淡化處理。1994年12集《廬山》紀錄片獲得三個全國性電視片一等獎。評委觀點，開創電視風光片的里程碑之作：神奇的自然風光，神圣的文化底蘊，神秘的政治色彩。

　　從《廬山》一片開始，李近朱開始了電視紀錄片總編導的生涯，至今。

　　2004年，《話說長江》開播20周年后，中央電視臺決定開拍《再說長江》。

　　如何將這20年的回顧和當年 “勾連”呢？李近朱想出了“尋找《話說長江》人”的創意。人們依稀記得2004年大篇幅的“你是誰，你在哪里？”的尋人啟事出現在網上、電視上、報刊上，為的是尋找當年在《話說長江》鏡頭中出現的人物。作為《再說長江》總導演，李近朱是從《話說長江》走到《再說長江》唯一的一個人！

　　這期間，李近朱代表中國擔任了聯合國新聞署主持的由13國合作的大型紀錄片《小行星計劃》的中方編導；在大型電視系列片《廬山》、《大京九》等作品中擔任總編導。這些電視作品分別獲得國家級一等獎和“五個一”工程獎等。

　　音樂如同呼吸

　　深夜，從CD架上選擇一張最合適的交響音樂CD，當房間彌漫著起伏的行板旋律，李近朱開始自己的紀錄片創作。與其他紀錄片導演不同，行走在音樂與電視編導之間，藝術“通感”在李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2000年，這一“通感”之作誕生——《感受交響音樂》紀錄片拍攝完成，首部大型普及交響音樂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很少有電視編導敢于挑戰這樣的難度：將整個西方音樂500年歷史長河以52集表現出來。此片無疑填補了中央電視臺在交響音樂普及上的空白。更有出版社同時出版了收入該系列節目解說詞和相關資料的書籍，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有觀眾評價，此片是自己交響音樂的啟蒙老師，從此開始了對交響音樂的欣賞和研究。

　　除了被邀請講課，李近朱很少談交響音樂。自小喜愛音樂，從音樂附中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他曾經也有音樂家的夢想。當被再度問及這一夢想，“如同我的呼吸。”李說音樂的溫度無時不在，不需要證明。一路走來，他共出版有關古典音樂論著11部，影響較大的著作有 《樂圣貝多芬》《德奧古典音樂大師的“最后一人”(勃拉姆斯)》《世界交響名曲欣賞》等。

　　1998年李近朱出版了包括《交響音樂史話》《走進交響世界》《交響大師的肖像》等4部“交響音樂欣賞叢書”。有評論說：“作者依托其深厚的音樂學術造詣，對交響音樂作出了縱橫百年的論述，化艱深為平易，由高雅到通俗，又由于自身的藝術修養而在行文中透出詩人般的浪漫氣息。成功地化解了幾百年的時空阻隔，將交響音樂活生生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其實，音樂在李近朱身上，不僅僅“流淌”出編導和寫作的“支流”，還有一條“支流”——集郵家，他是電視圈最會集郵的，也是集郵界最會拍電視的。

　　2014年8月28日，《“西方音樂500年”極限明信片展》在國家大劇院開幕，展覽展出150余件極限明信片，以西方古典音樂的發展為脈絡，擷取16世紀至20世紀的“500年”時間和以歐洲為主體的“西方”空間，在音樂的經典時空中，敘說了音樂藝術發端發展的“足跡”。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全部展品都由李近朱提供，那一刻，他的身份是集郵家、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副會長、北京集郵協會副會長。

　　“集郵就是收集呀，更多的是文化積累，匯集成河。” 李說。

　　還在孩提時代，在上海工作的父親寄回來的郵票引起他的興趣。上小學時，老師提問太平天國起義的年份，他猛然記得見過一張紀念太平天國一百周年郵票，于是迅速回答出1851年的正確年份。

　　初中畢業考上音樂學院附中，李近朱開始對音樂家郵票感興趣。他驕傲地告訴同學們，肖邦和舒曼長得好看，貝多芬一臉麻子。在他眼里，集郵就是另一位老師，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談論音樂，也談論美術，從達芬奇到畢加索，所有的知識都來自集郵。

　　1990年代，他的郵集《維也納的音樂故事》在國內、國際、世界郵展中獲金獎、鍍金獎及大銀獎。2007年，他當選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副會長。

　　從2009年開始，李在《中國集郵報》上開辦專欄“玉淵郵譚”，至今已經發表了150多篇文章，多個角度闡釋了集郵的文化含義。

　　幸福很小很具體很微觀

　　雍熙：如何解讀幸福？

　　李近朱：幸福很簡單，希望達到的一個目標達到了，比如夏天的一瓶冰啤酒；幸福也很具體，比如寫完一本書劃上那個句號的時候。

　　小時候家里有兩幅字：為善最樂，讀書便佳。現在家里書房的字是：知足常樂。我一輩子沒當官。那個在《再說長江》立項會后請我吃飯，意在加上他一個總導演名字的人說：1990年你有機會當官，要是干了，我們這些人都會沾光。但我與他道不同。我當年堅決不干，原因就是，我的人生追求僅僅是在藝術的一畝地里耕作，知足矣。

　　幸福，很小很具體很微觀。我自己時時感到幸福，心態是永遠感恩生活，沒有抱怨。對生活說YES，其實是打開一扇門。水給我的啟示，就是一個“隨”字。

　　雍熙：您一直在記錄水，水對你的影響怎樣？

　　李近朱：水的流動性和廣闊性，無法形容，它甚至可以包含天空的整個倒影。

　　長江從一滴水開始，是格拉丹東的一滴雪水。它沒有污染，不停前走， 然后從一串水變成小水溝，然后小溪，然后小河流，然后水網，千百條水網，最后又匯合。它東拉一條河，西拉一條江，沒有圍欄，沒有防火墻。

　　“包容”是水的性格，水就是這樣“東拉西扯”，一直奔向大海。大海是最廣闊的世界。“包容”才有生命力。水的美麗還在于它本質是純潔的，完全沒有雜質，是陶冶心靈的圣水。

　　水還是勾連和溝通。在創作中，我往往不僅東拉西扯，還東瞧西看。當時拍大京九鐵路，也是這樣的，當時我的思路和一些人有沖突，他們認為鐵路就是修鐵路；我說這沒法拍，修鐵路就三件事：挖洞架橋鋪鐵軌，這樣不行，太單調，要東瞧西看，京九鐵路是從北京到香港大動脈，串起我們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從南到北，帶去東西文化的融合。東拉西扯，就是勾連。交到我手里就是一個水滴，需要網狀思維，需要創作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