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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工商業的艱難轉型——觀電視劇《當家大掌柜》

    http://www.tc13822.com 2014年11月28日10:06 來源:光明日報 杜學文

      電視劇《當家大掌柜》是一部以中國傳統工業作坊“老白清”酒為題材的作品。它以生動曲折的故事為我們展示了20世紀初中國傳統工商業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艱難轉型與痛苦蛻變。

      中國是酒的故鄉,也是酒文化的發源地。酒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代表意義的符號,其中蘊含了中國人對自然與生命的理解。雖然中國的酒文化歷史悠久,蘊意深刻,卻在向現代化轉型的歷史時刻經受了來自生產經營方式和哲學文化品格的雙重考驗。傳統的釀酒方式是家庭式手工作坊,生產量較小,用于市場交換的規模也不大,依靠釀酒者的心智經驗,使酒比較充分地體現釀酒者的人格品性,因而延伸出人對酒的一種哲理性感悟,所謂以酒喻人,以酒品事。中國至少從神農炎帝時代就有了用于交換的市場,至少在堯時已經有了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但是,這并不能說明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方式已經成為社會生產的主流。中國曾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地區,但這種發達只是農耕社會的發達,而不是現代工業的發達。因此,在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中國受外來文明的沖擊,不僅文化發生了激烈的變化,生產方式也產生了從農耕文明的生產方式向現代工業文明的根本轉化。

      19世紀中期,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侵略擠壓,特別是所謂“洋酒”乘風破浪式地隨著武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以《當家大掌柜》中的“寶泉益”等酒作坊為典型代表的中國傳統工商業受到了嚴峻的考驗。要想生存發展,必須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生產的規模問題。沒有規模就沒有競爭力,傳統的一家一戶的資本難以使規模擴大。其次是生產方式與經營模式的問題。如何整合更多的生產資源,并統一在一個標準下進行生產,也是傳統手工作坊急需解決的問題。再次是關于商與道的統一問題,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話題,而是關系到民族文化的大課題。可以說,電視劇《當家大掌柜》比較好地展示了中國商人在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中,堅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依靠智慧與創造解決了這些轉型面臨的重大問題,從而為中國從傳統農耕經濟向現代化工業經濟轉型作出貢獻的過程。

      要擴大生產規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資本的大規模集聚。西方先發國家在其完成原始積累時,依靠國家政權的支持,比如投資入股、授予公司行政權力、建立武裝力量等來開拓海外市場。在海外市場被先發國家瓜分的條件下,中國已經失去了這種可能性,而且這種以掠奪、武力、不平等條約等方式進行的殖民貿易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不符。總之,在20世紀初,我們的電視劇主人公肖子富、史紈清等出現的時代,這種積累已不可能。但是,中國的傳統工商業仍然需要完成自己的積累,以擴大生產規模,這是傳統手工作坊向現代工業轉型必須跨越的門檻。所以,電視劇里肖子富等人通過“公開募銀”的方式對原來屬于史家的“寶泉益”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使一家一戶的小規模作坊變成了眾多資本參股的股份制“公司”。雖然在電視劇表現的那個年代中,還沒有“公司”的概念,但其實質正是一種順應現代工業發展潮流的舉措。

      隨著資本規模的擴大,“寶泉益”的生產規模也不斷擴大。相應地,其生產方式、經營管理方式必然發生改變。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季宗齊深知,東洋在學習西方現代科學技術過程中得到了快速發展,其工業化程度在當時領亞洲國家之先,因而深信實業救國之道,希望能夠在“寶泉益”實行東洋化的,實際也是西洋化的“改革”。他說服東家史紈清采用新的生產管理方式,進行全面改革。但是,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許許多多的錯位。工人們不適應新的生產方式,酒的品質下降。新的薪酬制引起內外反對,使“寶泉益”的影響、信譽以及內部管理都出現了問題。所謂的“銷售代辦處”被人利用,損害了合作方的利益。總之,季宗齊簡單搬用東洋模式使“寶泉益”陷入全面的困境,以失敗告終。但是,這種簡單照搬帶來的失敗并沒有使中國的商人徹底失敗。他們憑借自己的智慧、理智與能力,開始探索符合中國特色的道路。當家大掌柜肖子富認真思考,仔細分析,吸納了其他模式的成功經驗,考慮了“寶泉益”的實際情況,形成了新的改革方案,不僅使其生產能力得到了提高,而且穩定了“寶泉益”的市場。

      在《當家大掌柜》中,最核心的問題是“酒”與“道”的問題。酒是物,是器,而酒并不僅僅是代表這種“物”與“器”層面的商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酒也代表一種“道”,即社會生活哲學意味的價值體現,比如商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與投資者的關系,與人生的關系等等。所謂酒的淳、厚、綿等評價,除了是對酒的品質的認定外,實際上也體現了一種人格理想。在這部電視劇中,比較典型地表現了中國商人的人格操守與道德選擇。面對商業競爭與生產規模擴大引起的經濟效益的增長,他們沒有單純追求企業的經濟收益,而是認為不能欺詐消費者,更不能獨享榮譽利益。他們追求的是共贏式的生存發展。在他們看來,經商的核心問題不僅僅是得到經濟效益,更主要的是不能喪失了自己的人格操守。在“利”與“義”這對矛盾共生的價值取向面前,他們更看重的是義,是道義、大義,是商人應該堅守的信義。這種為商之道不僅使他們保持了良好信譽,而且優化了社會價值取向,從而也促進了自身的發展。在這部電視劇中,有許多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動闡釋,比如史家二少爺史承康與季宗齊討論酒的“曲”是什么等等,都充滿了中華文化的智慧。

      電視劇《當家大掌柜》把故事置于辛亥革命前后,大有深意。辛亥革命是中國從封建王朝走出,奔向民主共和的劃時代時刻。這也從一個側面寓意著中國傳統民族工商業從農耕文明走出,向現代工業轉型的時代是一個摧枯拉朽、改朝換代的時代,是一個中國經歷了落后、挨打走向復興的時代。這一歷史時期,有追求、有志向的中國人紛紛探尋救亡圖強之路。有的相信教育救國,有的進行文化運動,有的企圖建立新的社會制度,而季宗齊等人則希望通過興辦實業使國家強盛。他們的選擇各有不同,也許不能簡單地解決中國當時的問題。但是,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中國沒有麻木,不再沉睡,而是正在覺醒。他們的探索經歷了各種曲折,甚至失敗,但他們希冀中國復興的雄心壯志和嘗試努力卻是具有時代意義的。中國傳統民族工商業也在這樣一個痛苦的轉型中得到了發展壯大。(作者為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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