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視野中的山東抗日文學

　　從中國抗日文學的整體格局來看，山東抗日文學的創作成就雖然不是特別突出，但也絕非平庸二字所能概括的。

　　在幾十年的歷史發展中，特別是在新時期，我們山東的作家們不僅創作出了很多優秀的抗日文學作品，在許多方面達到了全國領先水平，在國內甚至在國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這些抗日文學也以生動的藝術形式，描繪了山東人民光榮的抗日歷史，塑造了山東人民英雄的抗日形象，讓山東人民英雄的抗日形象走向了全國，甚至全世界。

　　A。山東抗日文學已是傳統

　　山東是最早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之苦的省份之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就以戰敗國德國在華利益的繼承者的身份，公然侵占了山東，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并引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四愛國運動。日本在山東期間，無惡不作，有資料顯示，日本人為了修路，到處強征牲口，有農民被征驢子，因無驢而以騾子代替，竟被視作故意作對而將其殺死。抗戰后期，又有大量山東農民、被俘抗日軍人被強迫押往日本做勞工，絕大多數人被殘酷折磨而死。日本欠下了山東人民太多太多的血債。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抗日文學在我們山東便形成了一種文學傳統。

　　山東的抗日文學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發展起來的。抗戰爆發之后，八路軍115師奉命來到山東，建立了山東抗日根據地，山東人民奮起反抗，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戰爭年代，山東的文學工作者，也在烽火硝煙中，創作了大量鼓舞人民斗志的抗日文學。

　　比如魯西良的《復仇》、怡然的《我們的母親》、峻青的《小偵察員》、白刃的《咱們是一家人》、朱瑞的《悼陳若克》、臧克家的《血的春天》等作品，現在雖然已經少有人知道了，但其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濃郁的民族主義豪情，至今感人至深。

　　戰后的山東抗日文學同樣受到了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其創作成果不夠豐富多彩。但是，我們仍然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1950年代，有兩部長篇小說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一部是劉知俠創作的反映魯南游擊隊與敵人周旋戰斗的《鐵道游擊隊》，一部是馮德英創作的反映膠東崑崳山區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漢奸和封建勢力斗爭的《苦菜花》。兩部小說后來都被拍成了電影，而在新世紀里，又以電視連續劇的形式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1960年代，山東抗日文學仍持續發展。有“當代保爾”之稱的部隊作家、特等傷殘軍人賽時禮，雖僅有小學四年級的文化水平，卻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依靠驚人的毅力，用左手創作出了極具傳奇魅力的小說《三進山城》，發表后受到好評，并迅即改編拍攝成電影全國放映，一度風靡大江南北。另外，曲波的《橋隆飚》、于良志的《白浪河上》、翟永瑚的《民兵爆破隊》等，也是60年代產生過較大影響的抗日小說。

　　B。抗日小說最有成就的是莫言

　　不過，山東抗日小說寫作最有成就的時代，還是在新時期。新時期的山東抗日文學寫作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三位作家身上，這就是莫言、苗長水和尤鳳偉。

　　筆者不敢說莫言是新時期把中國抗日敘事由主流文化立場轉向民間文化立場、由意識形態化的歷史記憶構造轉向個人化的歷史記憶構造的第一人，但卻可以肯定的說，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莫言無疑是影響最大的作家。

　　在莫言整個的文學創作中，抗日文學的寫作并不占主要部分，只有一部《紅高粱家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中篇小說《紅高粱》。沒有人認為《紅高粱》是一部典型的抗日小說，因為它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內蘊是抗日這一概念所無法包容的，但也不會有人否認這是一部抗日小說，因為它的確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的歷史生活。這種既是又非、不能確定的現象，恰恰體現出了莫言小說的獨特意義與價值。

　　作為一部抗日小說，莫言的《紅高粱》最直接、最明顯的意義是將以往抗日文學中的土匪敘事給重新發掘出來了。比如土匪司令余占鰲，既沒有階級覺悟，也沒有政治意識，對國民黨沒好感，對共產黨也沒有認識，終其一生，都沒有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但他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卻具有一種直覺的抗暴本能和民族愛國意識。“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這就是他的信念。

　　《紅高粱》的出現，正如著名作家從維熙所說，使得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走出了傳統的“五老峰”：老題材、老主題、老人物、老故事、老技巧，推動了抗日文學的更新換代。此后的一批抗日文學作品創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莫言的影響。

　　C。苗長水的重現式創作

　　如果說，莫言的《紅高粱》打破了傳統抗日小說的敘述模式和言說方式，將集體記憶推進到了個人記憶的領域，將以往被意識形態化了的主流抗日文學遺忘了的民間英雄、個人英雄重新發掘出來，構建了一種新的敘事空間的話，那么，苗長水的小說則將以往被主流意識形態化了的主流抗日文學凈化、過濾掉的那些人生內容、人生形式重新予以還原，使傳統的抗日文學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光彩，呈現出新的面貌與景觀。

　　苗長水和莫言同為山東老鄉，同為軍藝同學。1986年，他們各自以自己的家鄉高密東北鄉和沂蒙山區為背景，去寫他們都不曾經歷過的抗日戰爭。莫言寫出了《紅高粱》，苗長水則寫出了《季節橋》。但后者卻未能像前者那樣引起廣泛的反響和轟動。其后，苗長水繼續走自己的路，又陸續發表了《冬天與夏天的區別》、《染坊之子》等小說，后結集為《犁越芳冢》，終于引起了文壇的注意。

　　沂蒙山區作為革命老區，其影響深遠的知名度，主要是由老區人民對革命的巨大貢獻和犧牲構成的。“紅嫂”式的人民英雄，曾組成了戰爭小說一片獨特的風景。苗長水的小說，也基本上是往昔歲月中軍民主題的延伸。但與往昔小說不同的是，作者似乎有意隱藏起了這些讓人久久歌頌、深深敬佩的大爺、大娘、大哥、大嫂、大姐們那閃閃發光的鋒芒，而更無所顧忌地敞開了他們作為父親、母親、丈夫、妻子、男人、女人的襟懷。

　　于是，和以往小說相比，便出現了似曾相識、貌似依稀但又前所未見、豐韻有別的情景。比如《季節橋》寫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其中也不乏殘酷的戰爭描寫，如胡兒之死就是壯烈的一幕，但作品的主調卻是在解構流傳甚久的關于胡兒與采妮的傳說，并通過這個新的傳說，翻唱一曲新的“紅嫂”頌。

　　苗長水的小說，寫抗日戰爭，但不局限于戰爭，戰爭本身的價值意義，更多地讓位于戰爭環境下普通人豐富情感的挖掘。

　　D。仍缺乏史詩級作品

　　除了莫言等人外，山東還有一批優秀的抗日文學作者和作品也曾頗受關注。

　　比如德州作家劉金忠的《故瀆》、棗莊作家倪景翔的《龍鳳旗》、東平籍作家孟廣順的《河魂》等長篇小說，新泰作家莊旭清的《炮樓子》，青島作家王澤群的《集合》等中、短篇小說等，也是非常優秀的抗日文學作品。

　　另外，高密郵電局的職工秦忻怡于2004年創作出版的《“野人”劉連仁》也是一部很不錯的抗日文學作品，這部傳記文學作品將文學的關懷投向被強擄到日本作勞工的戰爭受害者劉連仁，這在山東文壇還是首次。

　　在當年日本強征的中國勞工中，山東勞工最多，受苦最重，影響也最大，世人皆知的野人劉連仁就是我省高密人。自1958年后，劉連仁一家就傾其所有走上了漫漫對日訴訟路，但直到他于2000年9月去世，都沒有看到勝訴的結果。劉連仁及其中國勞工的故事，是抗日時期國人最為悲慘的命運故事之一，但山東文學界過去關注很少。

　　當然，山東抗日文學的寫作也還需進一步加強。比如進入新世紀以來，抗日文學的創作勢頭明顯不足，而且也沒有出現一部在宏大的歷史視野中展示山東人民英雄不屈的抗日斗爭的、具有詩史性規模的大文學，這與最早遭受日本人迫害之苦、同時也最早舉起抗日的偉大旗幟的山東軍民來說，是不相稱的。特別是正面反映羅榮桓元帥領導山東軍民堅持敵后斗爭、英勇抗擊侵略者的大作品還沒有出現，這也是非常遺憾的。

　　(本文作者曾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現為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