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電影敘事體系面臨解構(彭侃)

　　圖一：作為同名話劇的衍生品，電影《分手大師》把電影變成了個人變裝秀，卻不妨礙其獲得超高的票房。

　　圖二：盡管《后會無期》更像是用松散的公路片結構串起的格言與冷幽默橋段，仍然借助導演的巨大人氣賺足了票房。

　　圖三：《老男孩之猛龍過江》延續了前幾年火爆網絡的微電影，將一個屌絲逆襲的故事拆解成了對選秀節目、經典黑幫電影與懷舊情調的戲仿。

　　對時間的極度分割正在改變著我們消費媒介的習慣；我們已進入了一個媒介合流、內容在多個媒介平臺上流動的時代。在這種新的環境下，無可避免地誕生了一批讓傳統電影人大跌眼鏡的作品。它們的大獲成功，映射的是經典的電影敘事技藝在新的媒介環境下正在發生的轉型。

　　2014年的中國電影業，出現了一批讓傳統電影人大跌眼鏡的作品，從年初衍生自同名熱門電視節目的《爸爸去哪兒》，到6月份由鄧超與話劇導演俞白眉聯合執導的《分手大師》，再到7月份接二連三上映的網絡紅人“筷子兄弟”導演并主演的《老男孩之猛龍過江》，以及兩位80后知名作家導演的《小時代3》和《后會無期》，這些電影均取得了巨大的市場成功，但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很多人認為它們沒有講述完整的故事，而只有碎片化的表達，甚至有老一輩電影人痛心疾首地責罵這些電影是在玷污電影的聲名。

　　在筆者看來，的確很難用傳統的電影藝術眼光去評判這些電影，但它們的大獲成功卻并非偶然，映射的是經典的電影敘事技藝在新的媒介環境下正在發生的轉型。

　　不可否認，媒介的極大豐富已使我們的生活被媒介所包圍，我們的視聽感觀穿梭在不同的媒介間，從傳統的印刷媒介、電視、電影、廣播到新興的電腦、手機、移動終端乃至可佩戴的Google眼鏡，而我們的注意力也自然變得分散。美國2012年的一項研究便發現，“數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即伴隨數字和移動通訊技術發展成長起來的一代)平均每小時會在不同的媒介平臺(包括電視，印刷媒體，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間轉換達27次之多，幾乎每兩分鐘就會切換一次平臺。

　　這種對時間的極度分割正在改變著我們消費媒介的習慣：越來越習慣接受碎片化的內容，140字的短微博、幾分鐘的短視頻，APP推送的條目或是微信朋友圈里不斷分享的段子，成為了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獲取信息與娛樂越來越重要的通道。

　　而上述的電影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媒介環境中誕生的，它們最能迎合的也恰恰是伴隨著這一媒介環境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觀眾。這些電影很多本身就是跨媒介創作的產物，《小時代》系列改編自郭敬明的同名小說，《老男孩》延續了前幾年火爆網絡的微電影，《爸爸去哪兒》把去年最熱門的電視節目搬到大銀幕上，《分手大師》則是同名話劇的衍生品。這些作品原本已在別的媒介領域取得了成功，再被創作者改編或開發出電影版本，具有先天的優勢。因為具有親緣性的各個媒介領域的消費者更易相互轉化。

　　我們已無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個媒介合流的時代，內容在多個媒介平臺上流動。年輕一代的媒介消費者已越來越能適應這種流動，他們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而變成了信息的獵手與采集者，他們能夠在同一衍生品牌的各種媒介文本之間建立聯系，很好地理解跨媒介改編作品中的省略、互文、戲仿抑或延伸，用自己的想象力將跳躍的角色和不連貫的情節拼接起來，連綴成完整的故事，并熱衷于在社交網絡分享自己的理解。

　　這也是為什么對于當下的電影市場，社交網絡營銷變得日益重要的原因。這幾部電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它們用種種方式制造了長尾效應——將走出影院的觀眾激活為主動進行跨媒介傳播的參與者，從《老男孩》推出的神曲《小蘋果》，到《后會無期》設計的“依然體”廣告詞，所貫穿的理念都是如此。

　　帶著跨媒介的血統，這些電影在敘事和美學上也表現出了顛覆傳統經典電影的鮮明特征。在以好萊塢片廠電影為代表的經典敘事電影中，敘事結構驅動著電影的表達，電影的情節講究因果的邏輯，主人公的行動目標明確，有清晰的心理動機，時間和空間的組織也有貫穿始終的線索。但在《小時代》、《分手大師》、《老男孩》、《后會無期》中，電影的敘事表現出一致的“碎片化”傾向。

　　例如《小時代》里充斥著各色俊男扮酷賣萌的MV式段落；《分手大師》里鄧超極盡“逗比”之能事，把一部電影變成了個人變裝秀；《老男孩》將一個屌絲逆襲的故事拆解成了對選秀節目、經典黑幫電影與懷舊情調的戲仿；《后會無期》里則用松散的公路片結構串接起了文藝腔十足的格言與冷幽默橋段。

　　曾幾何時，我們以為電影在長期實踐中與觀眾形成的是這樣一種契約：一個跌宕起伏、邏輯完整的故事才能令觀眾沉醉其中，感情激蕩。但在如今的媒介環境中，這種契約似乎正在崩塌。觀眾對碎片化敘事的接受度正在迅速提高。哪怕邏輯混亂，只要有奪人眼球，引人發笑的包袱、噱頭乃至“鮮肉”扎堆的畫面，同樣能吸引觀眾。

　　或許，已到了換一種眼光欣賞電影的時代。

　　(作者為清華大學博士，影視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