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域·女性——葉梅創作掃描

　　葉梅的寫作，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三個維度：民族書寫、地域書寫、女性書寫。

　　葉梅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覺的作家，那種自然而然地化在她骨子里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識，首先緣于她的土家族出身，以及她文化血液中的土家族精神。葉梅的寫作，既是對土家族歷史風俗的巡禮，又是向土家族文化精神的致敬，即使一個不了解土家族的人，在讀完葉梅的作品后，心里也會立起一座土家族的文化雕像。

　　小說是民族的感性歷史，鄂西土家族從前是土司制，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實行流官制，葉梅的小說《山上有個洞》中，寫到了“改土歸流”的疼痛轉折。葉梅是以虛寫實，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這段歷史卻是真實的，田土司也確有原型。葉梅筆下的土司(包括《最后的土司》中的土司覃堯)，從來不是一個腐朽的代名詞或惡的刻板印象，而是勵精圖治、值得崇敬的陽剛男人，這是葉梅對于土司一以貫之的歷史認知。一個陽剛的土司，代表著一個陽剛的民族；一個土司的勵精圖治，說明著一個民族生活的蒸蒸日上，在對田土司的理想刻畫中，暗寓著葉梅深厚的民族情感。

　　葉梅對于土家族的規矩是頗下功夫的，對于土家風俗的呈現更為感性和直觀。土家族實行流官制之后，有了多種文化的匯合。《撒憂的龍船河》中，葉梅把跳喪的場面寫得酣暢淋漓，感覺那絕非死亡之舞，而是剽悍的生命之舞。這種生死觀無疑昭示著一個民族來自彼岸的強大元氣。《最后的土司》中，葉梅寫土家族的舍巴日儀式，寫伍娘的舞蹈，如精靈，如火焰，寫如雷滾過的鼓聲，令人血脈僨張。《花樹花樹》等寫到哭嫁是土家女兒的必修功課，哭嫁歌要唱上一個月，夜晚姑娘們圍著火塘輪流唱。《歌棒》則寫到了薈萃土家文化的民歌民謠。

　　葉梅從不掩飾作為土家人的自豪及其對于土家民族性格的傾心。《撒憂的龍船河》寫出了土家漢子覃老大的血性。在覃老大這個形象身上，一個民族的精魂被刻畫到入骨。在彰顯土家民族文化人格的同時，葉梅也觸及了民族間的隔膜問題。《最后的土司》中，民族間的文化隔膜導致的問題更加明顯。手藝人李安躲壯丁來到龍船河，因為太餓偷拿了舍巴日的供品，土司覃堯下令砍去他的一條腿，并讓啞女伍娘照顧他。李安和伍娘相愛后，他們的婚事得到了土司覃堯的同意。但龍船河還有一個規矩，新嫁娘的初夜是要獻給神的，神就是土司覃堯。在人“神”歡合之時，暴怒的李安點燃了新房。覃堯愛戀伍娘，伍娘卻不愛作為凡人的覃堯。李安向覃堯復仇時，被官兵捉住，覃堯卻不惜代價救下李安。李安終于對伍娘回心轉意，卻發現孩子是覃堯的。李安惡毒地讓伍娘把孩子生下來，作為挾制和報復覃堯的殺手锏。又一年舍巴日到來時，傳說瘋了或躲起來了的伍娘像一道火焰，突然沖進了舍巴堂的中央。伍娘滴血而舞，鼓聲停住時她倒下了。此時，李安正帶著孩子離開龍船河。覃堯帶人截住李安，要回孩子，最后用槍聲送走了李安。

　　文化的隔膜導致的仇恨與報復，將原本善良的人性都扭曲了。在種族隔膜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間的積極溝通與彼此尊重，顯得尤其重要。《最后的土司》是對族裔文化差異的一個復雜隱喻，對于文化差異問題的思考達到了一個相當的深度。

　　葉梅文學視野中的民族元素，除了她的土家族出身，還緣于她曾擔任《民族文學》主編的使命意識。散文集《穿過拉夢的河流》涉及30多個民族的作家作品，簡直就是一部民族文學的感性百科。

　　葉梅生于三峽長于三峽，是地地道道三峽的女兒，后來雖到京城，仍然有著濃重的原鄉情結，三峽的語言、風物、山水草木和人物，都滿滿地充實在她的文字中。葉梅筆下的地域，經常是三峽的龍船河、龍船寨，她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出沒于這里。也只有當她的人物與故事出沒于這里時，她寫起來才得心應手。

　　葉梅筆下的三峽人物，對于三峽往往有著苦熱衷腸的愛，比如《撒憂的龍船河》中的覃老大，無論外面的世界有怎樣的誘惑，他始終走不出這條龍船河。有熱愛就有痛楚，葉梅的《青云衣》寫三峽搬遷，無可避免地浸透著別離三峽的痛楚。三峽移民是一個現實題材，但這卻是一篇略帶歷史傳奇色彩的小說。《青云衣》成功地刻畫出幾個性格各異生動鮮活的三峽人物，寫義薄云天的三峽漢子向懷書和向懷田，筆力峻健，以冷筆寫熱血，令人震撼；寫山野精靈妲兒，筆調靈活多姿，潑灑有致，如魚得水；而寫具有東方情韻的嫂子，筆力沉穩，體現出默然對弈的小說內功。

　　如果說，《撒憂的龍船河》和《最后的土司》觸及的是民族文化之間的隔膜，《歌棒》觸及的則是城鄉心靈之間的隔膜。近幾年，原生態唱法作為一個音樂亮點非常引人矚目，幾乎掀起了一種文化潮流，《歌棒》中，三峽龍船河的農民歌手沙魯就是在這種潮流中被挖掘出來的。然而，在一場重要演出中，他卻突然失蹤了，因為一根歌棒。歌棒就是三峽歌者記歌詞的一根棒，不是用文字來記，而是用只有本人能看懂的一些紋路，他們“用一輩子精心刻畫，任何時候只要一摸，就會想起那些美妙的詞來”。這根歌棒對別人沒用，對它的主人，卻是魂兒一般重要。為了尋找沙魯，女主持人芳羅來到了沙魯的家鄉，見到了沙魯的父親。這位曾經的民歌好手對城里人本能地不信任，是遭遇教會了他防范，然后，他又把這種防范和不信任傳給了兒子。歌棒和所愛的女人，是龍船河歌王的靈魂，沒有了靈魂，他們就不能再唱歌。而偷走他們靈魂的是城里人。在這里，城市和城市人，是與鄉下和鄉下人對立出現的。需要注意的是，沙魯本是三峽移民，搬遷后因不適應，又回到了龍船河。葉梅筆下的這類人物有一個共性，就是他們越熱愛三峽，對外面的世界就越不適應。這里面是否蘊含著一種文化方向上的迷茫，是否存在著一個令人憂慮的文化融合問題？文化的同化風潮已經席卷世界，那些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地域，將何去何從？某些具有景觀價值的地域，作為文化留存當然不難，更值得關心的，是那些景觀之外的平凡的生存選擇。小說最后，沙魯的歌棒在城里找到了，芳羅想：沙魯有了這歌棒，會不會再一次走進都市呢？這個結尾隱含著一個良好的祈愿，如果鄉下人被城市弄丟的靈魂能夠找回來，兩者的心靈是不是就能夠消除壁壘彼此溝通了呢？

　　葉梅筆下那些亮烈的三峽兒女，聚焦了三峽人物身上的三峽性格三峽精神。葉梅之所以能夠托起這些人物，是因為她身上首先就具有這種三峽性格三峽精神。葉梅是一個接三峽地氣的作家。其創作上的包容與豁達，與作家人格的包容與豁達是一脈相承的。

　　葉梅塑造得較好的男性往往是過去的，她塑造得較好的現代人則是女人，尤其是三峽女人。《花樹花樹》開篇就是女人生產，寫得靈異震撼。七仙女附體在巫師覃老二身上，為即將出生的嬰兒看她們的命樹——花樹。難產的女人死去，女兒們在太的撫養下長大。太是個決絕的有骨氣的女人，對于負心的男人斬截如刀。但不幸瑛女重復了被男人辜負的命運，自亡火海。當昭女看到鄉長朱國才皮袍下面揣著的“小”時，她立刻鄙棄了他，同時也放棄了那個改變命運的公辦老師的名額，要自己去創造自己的命運。回鄉知青朱國才本來不愿做大隊支書的上門女婿，但家里因此遭到報復，最后他妥協了。昭女面對局促的命運，卻決不妥協和茍且。對比之下，女人比男人活得響亮。昭女、瑛女的命樹——桃樹、李樹在她們出生時就種到了母親的墳上，瑛女死去后，昭女決計砍掉這兩棵樹，這意味著，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太只能終生守在這個地方，嚴加看管著自己的命運，昭女則要離開這里，對命運出擊。昭女出走時想的是：我會回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且，她要穿過人群，抓住畏葸的大表姐的手。這預示著回歸，同時也顯示出，在女性命運的相互關照中，女性情誼的偉大力量。無疑，葉梅看重女性個體的力量，也看重女性情誼的力量。

　　《五月飛蛾》中，石板坡的二妹不甘被動接受別人安排的命運，頑強地活在城市里，守望著隨時可能到來的希望，她尋找幸福的決心，簡直可以令命運低頭。《鄉姑李玉霞的婚事》中，李玉霞主動出擊，把自己出人意料地嫁了出去，她的出嫁不是賭氣，而是主宰生活的自信。粗糲的生活奈何不得她，即使在菜市場賣魚，她的形象也是明眸皓齒的，嗓音也是鮮活嘹亮的，她駕馭著男人，駕馭著自家的日子，活色生香地住在自己的命運里。

　　從這些富有力道的女性身上，能夠看到葉梅的精神之光與人格力量；只有發光的靈魂，才能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筆下的女性。可以說，這些女性都有著葉梅的靈魂，有葉梅自我人格的外射。

　　葉梅民族書寫和地域書寫的些許遺憾，在于尚缺少挑戰性的省視；其女性書寫的些微局限，則在于對女性突破命運的現實基石的構筑有欠厚實和可靠。葉梅的小說寫作還可以更加內在化、更具個人辨識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