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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出生于新中國成立前,與東北地區的變遷一起,她經歷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母親的老家是被稱作“大石頭”的小山村,隸屬于“延邊”。在那兒,已婚婦女都習慣稱自己的丈夫為“游子”。
我曾經到延吉求學,每當坐火車路過“大石頭”這一小站時,我都會想象一座像小山包似的、未經雕琢的,因自然風化形成的、沒有棱角的巖石塊。由于那里盛產土豆,不盛產大米,大家變著花樣做土豆——蒸土豆、煮土豆、烤土豆、土豆絲、炒土豆、土豆湯,甚至還用凍土豆做土豆餅。作為“長白山下第一村”,那座小山村的人們,總是特別能夠吃苦耐勞。
父親是名副其實的“游子”,以前經常是一走就十幾天不回家。后來我出生了,父親在家的時間沒有增多,反而更加寥寥無幾。后來,我考察過父親曾經從事的多種職業,也沿著父親曾經的足跡到過多地,卻始終無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在吸引他,讓他不著家?
我不認為這樣的故事是只屬于我們家的秘史。隨著與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作家直接或間接交往的日益密切,我對朝鮮民族的“父親”和“母親”有了更多的思考。是什么力量支撐著我們的母親在嚴酷的命運面前,依然固守農家,堅強地生存,贍養年邁的父母,撫養年幼的子女?盡管她們也會有不耐煩,但為什么每次面對偶爾探家的不負責任的丈夫,仍然可以微微一笑?
同樣的問題,我也想丟給別妻棄子、不斷漂泊的父親們:你們為什么停不下來,四處漂泊,究竟要找尋什么?
除此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疑問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我還是愿意用現實與理想這一老套的話來形容他們。回顧我們的人生和文學,不也如此嗎?母親抑或父親?留守者抑或漂泊者?……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正如陰陽調和,我們身體里既有雌性荷爾蒙也有雄性荷爾蒙一樣,對于人們來說,現實與理想總是同時存在。
這就如同花的葉子只有吸收氧分,花才會盛開一樣,葉子只為開花存在。如果在具體瑣碎的現實中,沒有理想支撐著我們,我們的人生不過只是虛無縹緲、痛苦萬分的勞動而已。
在戰爭的殘酷與市場經濟的沖擊下,雖然“游子”的理想不會給每個家庭都帶來幸福,但心里始終想著如同“游子”般的丈夫,母親頑強地生活了下來。而這時,父親就成為一個家庭的理想,他只能“如同月在云中飄,孤獨的一條路”(出自樸木月的詩作《游子》)。
也許正因為如此,每當聽到“旅行者”或者“人生的過客”諸如此類的字眼,我就會感到一種血緣般的親切。當世上的母親在染紅的夕陽下揮汗如雨、辛苦勞作,我也如同“游子”,在這樣碼字。
這也許就是我寫作的理由。
(靳 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