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書面”：書法的核心是中國文化

——歐陽中石談書法

　　因錢曉鳴兄引薦，我與歐陽中石先生見過一次面，是在北京他那間并不寬敞的寓所，好像沒來得及說多少話，就插進來兩撥客人，我們便前客讓后客地告退了，所以談不上對他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但他那謙和儒雅的形象，卻如一本好書，至今仍時時會從我記憶中翻出，讀著得益。

　　不久前又接曉鳴兄來電，說近幾年他從“冷攤”上搜集到歐陽先生談論書法的文稿25種，即將編定付梓，征得歐陽先生同意，爰命我作序。并把那10多萬字的文稿發在了我的電子郵箱。我不敢推辭，卻又心生畏懼。因為30多年間涌出的當代書法論著，我向來只堪望洋興嘆，實在沒有能力認真拜讀，歐陽先生的自然也莫例外。所以有機會閱讀一下這部文稿，對我來說，也不失是一個好的學習機會。

　　1984年擔任中國書畫函授大學書法部主任、1985年創辦首都師范大學書法專業、1993年成為我國第一位書法博士生導師、1998年擔任我國第一位書法博士后導師的歐陽中石先生，幾乎是以他一己之力，對當代中國高等書法專業教育作出了突破性貢獻，令我心存敬仰。這部文稿中的相當多篇幅，是歐陽先生為函大撰寫的書法教材和授課筆記，不僅見證了他在當時突然涌起的書法大潮面前清醒的見識、從容的把握和無私的奉獻精神，而且體現出在培養目標、知識結構和教學程序上與他此后所從事的全部高等專業書法教育的一貫性。因此，這部文稿比較完整而真實地記錄了近30年間歐陽先生熱情洋溢地投身高等書法教育的實踐經驗和學術成果。

　　在藝術類院校中，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的實踐，始創于1963年由潘天壽先生提出并主導、由陸維釗先生主持的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書法本科專業，該專業的創辦是經過學院主管部委國家文化部正式批準設立的。繼則1979年由陸維釗先生(后由沙孟海先生)創辦了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書法方向碩士研究生班。前者進行了3年，招收了兩屆共5名學生，后因“文革”的發生而被迫中輟，而其強大的教授陣容(潘天壽、陸維釗、諸樂三、朱家濟、沙孟海、方介堪、陸儼少、陸抑非等等)，至今猶讓人嘆為觀止。由于這些老先生本身廣博的知識結構和高超的學術水平，他們對中國傳統書法有著更加全面而深切的理解，因此在課程設置、教學安排上，都非常突出傳統文化的分量，書寫實踐上強調的則是基本功的訓練；沙孟海先生在主持研究生教育時，也語重心長地強調：“必須有一門學問做基礎，或是文學，或是哲理，或是史事傳記，或是金石考古”、“必須及早學會閱讀古書能力”、“正楷功夫應加重視”、“潘、陸二先生創辦這個專業，有遠大的理想”。這“遠大的理想”，對他們這些已到垂暮之年的人來說，純粹是一種時代的擔當，是一種歷史的責任感，沒有絲毫個人名利的思量。他們的教育重點是培養人材，培養真正合格的書法家，而不是創作幾件作品。人材的培養又必須靜得下心、沉得住氣，從方方面面打下扎實基礎，不可以心浮氣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惜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的思考和實踐經歷，并沒有來得及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成果。

　　然而可喜的是，浙江美院這些高等書法教學先行者的理想，在歐陽中石的這部文稿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積極的響應。因為在此之前，他曾認真考察過這些先行者的每一個腳印。

　　因此，歐陽中石的這部論稿，對當代中國高等書法教育，就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和特別珍貴的價值。

　　書法是什么？在前人看來，這是心知肚明的，用不著下定義。中國古代學術也沒有下定義的嗜好，因為定義往往忽略了許多個別性和偶然性，否定了事物本身應有的模糊度，雖然看上去清晰，其實不見得準確。但當書法以專業化職業化的身份出現在當代學術領域以后，“書法是什么”就成了似乎無法回避的問題。記得學術界開始也曾經有過一番討論，而最后仍宣示無奈，以“一書各表”而告終結。其中最簡便的一類表述，就是寫得好的毛筆字即是書法，而“寫得好”的標準又見仁見智，各執其是，于是時風漸興，波瀾浩蕩，在當代書壇派生出種種奇特的“現象”來。若將書法作為單純書寫藝術的角度而論，這當然也無可厚非，因為它代表著相當一部分現代受眾精神消費的需求。但從書法教育、特別是高等書法教育的角度看，“書法是什么”的問題，卻是個直接影響到教育方向和培養目標的大問題。

　　歐陽中石先生無愧是一位別具睿智的智者。在他1985年始執書法教鞭時，就對書法提出了“文心書面”這一開創性的準確定位，而且他的高明之處，是定位而不是下定義。在這里，“文心”是內質，“書面”是表象，具備“文心”的“書面”，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書法。所以歐陽先生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中華文化對書法和書法家的重要影響，再三告誡不要簡單地“拿著一張寫成的字叫做書法”。而“文心”的培養，又須“從持身到節操，從學問到閱歷，從氣質到感情，從文采到筆墨，都在著力地孜孜以求”。落實到教學上，他要求隨著教學的深入，不斷提高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應用水平，譬如到博士階段，須“對古代的文化，特別是國學的主體內容，要有比較深入的掌握，最好是能夠兼通其中的某個領域”、要把書法“當做一門學問來研究，構成這門學問的核心是書法與中國文化”、“力求從文化的視角揭示出書法史的發展動因、規律”等等。落實到書法創作上，他則明確表示：“我不主張急于‘創’，在沒有真正地掌握‘書’的傳統精華及其規律之前，‘創’是沒有出路的。”他認為書法創作“最少應當包括所寫文字內容的創作與書寫藝術的創作兩個部分”，文字內容則應是“為國祚揚威，為山河增秀，為所仰頌德，為所寄抒情”。而且明確指出：“從這一點上看，我們距離古人遠矣，距離前輩大家遠矣……必須追而及之、過之，而不能另立標準”。歐陽先生把書法創作的標準說得如此不容含糊，不僅因為這已由全部中國書法史所證明，同時也出于對書法傳統的正確體認：他認定只有“歷史上有，而且一直流傳到現在，甚至還會在將來也要流傳的，這樣就是‘傳’而成‘統’。”切不可“把歷史上早已拋棄掉的破爛，我們再揀起來當作寶貝”。由此可見，歐陽先生“文心書面”的定位，內涵十分豐富，對匡正時弊，推動當代書法向著更高的目標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

　　盡管如此，歐陽中石先生也沒有忽視對“書面”的要求，而且在全書的篇幅中還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對某個帖的臨摹步驟，甚至某個點畫的用筆，圖文并茂，講述得具體入微。他特別強調選擇學習對象要“取法乎上”、要從臨摹入手、從唐楷入手、臨帖“第一是解決眼，第二是解決手”，以及“入帖”與“出帖”、“點畫”與“線條”等等的辨析，雖然許多是前人的經驗，但作為書法教學的基礎項目強調出來，在今天還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在歐陽先生看來：“一切事物的成敗，都系于基礎之是否鞏固，習書自然也不例外。”

　　記得潘天壽先生當年曾多次講到：“我不是書法家，我只能算個書法的票友。”在給我們講授《草訣歌》時，又說：“我不能教你們寫草書，只能教你們認幾個草字。”從先生當時那肯切的語氣中，我體悟到的，似乎并不全是自謙的表白，而是以一種大海般博大的襟懷，向我們傳達著深重的矚望和寄托。

　　這次在歐陽中石先生《教“書”的一些想法》中，我又讀到這樣一段話：“我不是一個書家，只是一個教師。對于藝術，所知很淺。但是對于教學，多年的經驗為我積累了一些基本的想法。我總想把經過歷史、社會檢驗了的，證明是沒有什么問題的東西，引導著我的學生，總結整理出來，希望這樣做，往前能對得起我們的先輩，現在能對得起我們的學生，以后能對得起我們的后人……”如此鄭重的表白，我們似乎也不該簡單地認作先生的“自謙”而輕易讀過。

　　是的，書法作為中華民族一項優秀文化藝術遺產，并不是任何一個獨立的書法人可能承載得起的。但每一個有責任心的書法人，都應該在這新時期的歷史接力中，把握正確的方向，面對未來的輝煌，認真走完屬于自己的路程。

　　我想，這也是歐陽中石先生這部書法論稿的真情寄托。因此我感動，相信還包括廣大的讀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