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應更多地依靠社會和文化機構自身的智慧和潛力

　　計劃經濟的弊端已經毋庸諱言。但是，計劃經濟所遺留的問題并沒有從體制中完全解決，尤其是在文化的發展上，在大型文化設施的建設上，在公益性文化設施的運營上，依靠政府成了惟一的途徑，這不僅制約了發展，也影響到發展的水平，同時還掩蓋了當下文化發展繁榮背后的很多問題。

　　養與不養是一個問題，如何養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以博物館來論，在世界范圍內，國立博物館應該養幾乎不成問題，但如何養卻有很大的不同。荷蘭政府所建構的文化體制，一方面是為國立博物館提供占全年運營經費一定比例的資金，基本上在一半或一半以內，其他的需要自籌。另一方面，國家出錢建立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不管國立或私立的博物館都可以申請項目經費。從這一關于博物館的國家文化體制中，可以看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家能夠提供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運營的基礎，以體現國家養館的責任；二是將國立和私立的博物館都推到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這一平臺上，共同競爭；三是不“包養”，將國立博物館推向社會，極大地激發它們的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博物館自身運營的規律。

　　一家場館面積并不大的梵高博物館，在阿姆斯特丹市居于場館面積很大的國家博物館和市立博物館之間，卻成為荷蘭每年參觀觀眾數量排行第二的博物館，僅次于國家博物館。客觀來說，這得益于梵高的名聲。雖然梵高只活了37歲，一生所畫油畫也不超過400幅，可是，他為世界文化以及為后人所作的貢獻卻是無法估量的。1962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提供土地，國家負擔經費，梵高基金會提供藏品，建立了由董事會管理的梵高博物館，這就形成了政府與董事會的關系——政府有委任梵高博物館董事會中代表政府的董事成員的權利，董事會則擁有經營的獨立性。發展到如今，政府每年只撥占全年運營經費30%的3000萬歐元，其他70%需要自籌，因此，它每年有3500萬歐元的門票收入，占到自籌資金的50%，另外還有1000萬歐元的商品銷售收入，其他的就要通過各種渠道去創收。阿姆斯特丹市只有110萬人口，梵高博物館2013年的觀眾卻達到140萬人次，這一數字能夠說明很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在自籌資金的過程中首先要把博物館辦好，只有把博物館辦好才有可能吸引大量的觀眾。

　　另一個案例也值得借鑒。荷蘭電影博物館原來在阿姆斯特丹市的一個公園內，沒有展覽空間，也缺少一些應有的設施。而現在的風光卻出于常人的想象，其建筑的產權是國際銀行的，電影博物館則是一位租客，這在全世界大型博物館中是少見的一種模式。現在這里不僅有4個現代化的電影放映廳(其中小的只能容納65人)，還有展覽、教育等設施。這里收藏了大量的電影資料，包括十幾萬張各個時期的電影海報。在4萬多部影片的館藏中，已有8000部影片實現數碼化，并解決了版權問題。為了能夠體現博物館的公共性，也為了多元化運營，博物館中設有免費的影片和資料觀看區。荷蘭政府每年向電影博物館撥款800萬，但只是全年所需經費的一半，要解決另外一半，除了可以從電影基金會獲得項目經費之外，就要靠門票等其他收入。實際上在去年70萬觀眾中，只有30萬買票的觀眾。所以，將博物館核心位置上的那么大那么好景觀的空間設計成餐飲休閑區，就是出于運營方面的實際考量。因為來這里有超過一半的人并不是博物館的觀眾，而是來這里休閑的游客，如果沒有這樣巨大的休閑空間以及免費體驗和觀賞項目，就難以接待每年40萬的游客。這是一個利用資源辦館、想盡辦法辦好館的極好的實例。

　　還有位于海牙國會大廈一角的莫里斯皇家博物館，原本是荷蘭駐巴西總督、荷蘭王子約翰·莫里斯于1636至1641年所建的宮殿，1822年因火災重建后正式向公眾開放，20世紀后期以來一直為空間局促、影響發展所困。為此，2008年博物館耗資2200萬歐元開始了改擴建工程。與荷蘭其他國立博物館不同的是，該項目完全由莫里斯皇家美術館自主管理，其中荷蘭殼牌集團就贊助了300萬歐元，故新翼樓被命名為“荷蘭皇家殼牌翼樓”。無疑，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一個屬于國家的博物館被冠以商業機構的名字，正如同梵高博物館接受日本人的捐贈建造了“黑川翼”新樓一樣。如何看待公共文化設施的國家屬性，如何對待作為公益性文化設施的社會關懷，特別是中國如何以更寬闊的胸懷融入到國際社會之中，這些都值得思考。

　　說來說去都是錢的問題，可是，有些事情又不完全是錢的問題。建立起一個支撐國家文化事業發展的經濟體制是一個方面，相關配套政策又是一個必須跟上的重要環節。荷蘭的國立、市立博物館都行進在向私人化方向發展的道路上，相關的國家政策是保證順暢運營的重要方面。鹿特丹的范伯寧恩美術館是荷蘭最古老的博物館之一，它的特色是不斷接受私人捐贈，不斷和私人機構合作。兩年前，政府削減文化預算，該館和三家私人機構合作，其中兩家專門做荷蘭藏家的展覽，它們不僅包攬了展覽經費，還負責展覽的策劃，博物館所做的就是開門迎客。最近，他們又新建了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倉儲式庫房，其中的一層就專門給私人藏家使用。在這個公與私的關系中，國家給予的承諾性捐贈以特殊的政策實現：一是減稅，每年20%，連續5年；二是減免遺產稅，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私人藏品的捐贈。

　　顯然，國家的文化體制決定了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如何解決中國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大眾化和低水平的問題，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探尋解決之道，是突破目前普遍存在運營瓶頸的關鍵。更多地依靠社會，把博物館從不死不活的“包養”中解脫出來，更多地激發博物館的智慧和創造力，在博物館與社會建立的聯系中，使博物館真正和城市發生關聯，成為公眾的向往和常去之地，成為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