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尋收藏大家的百年懿范

　　今年5月25日，適逢著名文物鑒賞家、學者、收藏家王世襄百年華誕。為此，首都文物界舉行了一連串的紀念活動。身為王世襄唯一入室弟子的田家青，也在此期間發布新書《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追憶30多年來與王世襄先生相知相交的點點滴滴。

　　新書面世，也重新勾起了人們對王世襄學術成就的興趣。王世襄學識淵博，對文物研究與鑒定有精深造詣，對書畫、家具、髹漆、竹刻、民間游藝、音樂等多個領域都有獨到、深刻的見解，研究成果惠及海內外。田家青表示，與其充沛的學識相比，先生的品格和處世態度同樣為當今社會帶來啟迪。新書的出版，將有助公眾重新全面品讀大師走過的人生軌跡。

　　王世襄(1914-2009年)，字暢安，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北京，畢業于燕京大學文學系。曾任中國營造學社助理研究員，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天津區助理代表，故宮博物院文物館科長、陳列部主任，中國音樂研究所副研究員，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研究館員等職。2003年，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最高榮譽獎”，是獲得該最高榮譽獎的第一位中國人。

　　逸聞趣事再現大師至性至情

　　與一般人物傳記的宏大敘事不同，本書作者另辟蹊徑，通過個人親身經歷的生活片段和所思所感，逐一還原這位收藏大家的傳奇人生。書中所載皆第一手材料。行文中濃郁的京腔京韻，也讓王世襄的形象變得活靈活現。筆間流露的師徒情誼，更使讀者回味悠長，懷想不已。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的出版之所以引人注目，作者的身份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作者田家青，是唯一一名王世襄生前首肯的入室弟子。從上世紀70年代起，兩人就開始了長達30余年的忘年之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田家青將良師點撥視作“人生之大幸”，并對恩師為人處世的風骨感佩不已。

　　“對王先生最好的懷念就是做實事。”在田家青看來，新書出版只是完成一個簡單的心愿。讀者卻可以從字里行間，隨處讀出老先生的嚴謹治學的身影：田家青強調著書客觀、真實，要求書中內容必須全新，決不“炒冷飯”，全憑獨家資料以饗讀者。這都體現出王世襄對著述立說的嚴格要求。為免將傳記寫成“應景兒”的“急就章”，直到恩師去世五年，田家青才將這些鮮為人知的生平軼事披露于世。

　　“如果說以往對王先生的介紹像是一張素描，那么我希望我的這次摹寫，能像一張色彩豐富的繪畫。”田家青說。出于這個原因，書中并未提及王世襄追索國寶的跌宕經歷，以及文物工作的坎坷際遇，反而著力從瑣碎的生活細節中，還原他不為人知的大家本色。

　　比如，書中作者拜識王世襄的一幕，就將本應印象深刻的場景，處理得平淡而真實可感。如同閑嘮家常的行文，滴水不漏地表現出老先生綿里藏針的處事原則：王世襄惜時如金，常常直言拒絕訪客的請求；每當交談時，他總以聆聽為要，從不好為人師，也不夸耀自己的學問；若開金口，必出微言大義，寥寥數語就使求教者茅塞頓開。

　　王世襄不僅貴為“識物”大家，論到“識人”同樣心如明鏡。別人耍的小聰明他從不買賬，只有踏踏實實地做出了成績，才能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田家青坦言，自己也是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真正被王世襄所接受。

　　樸質與傲骨，就好比王世襄性格中的一體兩面。田家青也不吝筆墨，憶述王世襄勤儉持家的種種趣聞。與人們對收藏家錦衣玉食的想象不同，王世襄總是保持那副“隨處可見的、隨和的街道老大爺”形象。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碗筷，幾乎都是隨街可買的大路貨。“世好妍華，我耽拙樸。”王世襄的案銘道出了他平淡樸素的生活態度。

　　有著“美食家”之譽的王世襄，對食材更是半點糟蹋不得。一次，為了不浪費餐桌上的剩菜，他竟半逼半哄地催促外賓將剩下的半邊魚頭“消滅”，直看到對方啃了下去，方才罷休。這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小故事，讓老先生天然率真的性情流露畢現，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揭開“玩家”背后的治學“狠勁兒”

　　王世襄既是文物收藏界的泰斗級人物，作者又是他的高足，新書內容自然是“三句不離本行”。書中收錄了不少王世襄對收藏的獨到見解。他對不同門類的藝術品，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標準。例如，繪畫須有“景兒”，器物須有“味兒”，書法須有“神”。看似輕描淡寫的經驗之談，卻是王世襄用“時間和功夫”堆積起來的心血成果。

　　“然而，大家對王先生的真正學術成就未必十分清楚，也很難想象他為此付出的艱辛。”在田家青看來，世人常常將王世襄看作一名“玩家”，卻極少留意他對學術研究那種一絲不茍的“狠勁兒”和“傻勁兒”。書中轉述美術史家黃苗子的回憶：每天早上四點，王世襄的書房就已透出臺燈的亮光；對時間的充分利用，也使他閱讀的廣度和深度，達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水平。

　　王世襄一生共有專著10余部，論文90余篇。每次動筆，他都得擰出了一股“和自己過不去”的“狠勁兒”。王世襄嚴格要求自己，每本著作的內容必須新，觀點需明確，考據要翔實，出處要準確，注釋要詳盡，文字要簡練。總而言之，一招一式都要務求唯美，這也是他的作品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明式家具研究》就是他的其中一部心血力作。業界將對術語的應用，作為評判專家真實水平的標準。王世襄不僅對各種行話、術語爛熟于心，對這些術語何時出現、彼此如何對應、如何流傳發展等情況同樣了如指掌。但他并未滿足于此。這些術語多為匠人世代口傳，隨時都有失傳的可能。王世襄通過嚴謹的科學方法，為上千條術語創立了專業的名詞體系，使這些古代賢匠留下的知識精華，能夠不斷流傳下去。

　　為表彰王世襄的杰出貢獻，2003年，年屆89歲高齡的他，從荷蘭王子手中接過“克勞斯親王最高榮譽獎”，成為獲得該項殊榮的第一位中國人。

　　2009年11月，王世襄先生遽歸道山。他獨具創見的學術研究，也面臨著成為“文化絕響”的危機。三聯書店出版的14冊《王世襄集》應運而生。全書包括《明式家具研究》、《髹飾錄解說》、《中國古代漆器》、《竹刻藝術》、《說葫蘆》、《明代鴿經清宮鴿譜》、《蟋蟀譜集成》、《中國畫論研究》、《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合編本)、《自珍集：儷松居長物志》等10種經典著作，堪稱王世襄作品的集大成者。《王世襄集》的編纂工作歷時三年，并于去年正式出版。

　　如果說《王世襄集》是對大師學問成就的總結，《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則揭示了他成就背后的生活和思想的軌跡。田家青認為，與王世襄的學術成果一樣，他的思想和精神正為當前社會所極其欠缺，也對克服現今一些弊病具有啟示意義。“我決定把這些故事寫下來，這不僅由于它們具有史料價值，也是由于它能留給我一份紀念。”他總結道。

　　“他一生都在致力展示

　　中國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南方日報：每當人們說起王世襄先生的生平，第一反應往往就是“京城第一大玩家”。在您看來，這一定位是有失偏頗的。但在您的筆下，同樣寫出了王世襄“好玩”的一面。我們應當如何理解“玩物”在他心中的分量？

　　田家青：王世襄先生被人稱為“大玩家”由來已久，他本人也沒有提出反駁。但我認為，如果僅僅認為他的學問都是“玩”出來的，這種理解誠然是非常不準確的。“玩”難免使人將它與隨心所欲、輕松愉快聯系在一起，但生活中的王先生講究原則，對自我要求嚴謹至極。更重要的是，在王先生“玩”的背后，承載著他傳承中國文化的責任感。無論是竹刻藝術、漆器藝術，還是觀賞鴿，“玩”的目的都是要恢復一種快要失傳的技藝。他意識到這一工作的緊迫性：如果再不對之加以研究，這種技藝就要失傳，之后就很難再恢復了。對技藝的“恢復”，也不只是就事論事的記錄和總結，他總以社會和文化的大背景來進行把握。在我看來，與其說他是“玩家”，不如說他是中國文化的實踐者。他一生都在致力展示和宣傳中國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南方日報：您在書中提及，王世襄先生善于與業界和社會的各種人士交往，心中卻對不同的人有著明確的定位。他的待人接物給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田家青：我與王世襄先生接觸的最大收獲就是學會“看人”。他看人并不是憑借社會的宣傳，最關鍵是要看人做了什么實事，能看到點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是同理，例如我在書中提到，王世襄先生認為，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才是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奠基人，而不是梁思成。需要強調的是，我并無意否定梁思成先生的成就，他的成就也確實很高，但社會對他的評價和宣傳往往摻雜了個人情感。朱啟鈐第一個對中國古代建筑研究有全盤理解和規劃，在其他領域也有開創性的貢獻，梁思成也是得益于他的思想指導。如果各行各業都真正能像王先生一樣客觀評價人物的能力和貢獻，就能真正發掘出那些鮮為人知的人才，為社會進步帶來積極意義。

　　南方日報：您曾提出，王世襄先生有著一些為當代社會所欠缺的精神。與王先生為人處事的品格相比，您認為現代人身上失落了什么？從先生的身上最應重拾的又是什么？

　　田家青：我認為王世襄先生身上的可貴之處有這么幾點。首先“少說多干”，再有就是“說到做到”。當前社會很明顯的一個通病，就是“口惠而實不至”，氣氛一起來說得頭頭是道，當面答應得痛快，但一回頭，真要干了，事情就涼了。王先生奉行的原則恰恰是做實事，不務虛，沒有譜的事不說，但一旦自己口頭答應的事情、不管多小的事，都一定要辦到。這樣的故事有很多，他有時答應給朋友一本書或題寫個書簽，到了日子人家沒來，他甚至會騎著車子親自給人送去。這是為人誠信的一種體現。

　　其次就是任人唯賢，尤其在學術上，王先生決不含糊，而且從來不留情面。如果出版社的編輯來找王先生，征詢一本書能不能出，王先生認為不夠格就是不夠格，絕對不說好話。即使像我與他的關系這樣親密，也是如此。所以我寫《清代家具》完稿交給他看時，心里就特別忐忑，這本書花了我很長時間，但如果王先生覺得不行，絕對沒有情面可言。人情是人情，事業是事業。

　　實際上，這是包括王世襄在內的老一輩學人所共有的優秀品質。比方說陳夢家的夫人趙蘿蕤，她在北大擔任博士生導師時，就對學生特別嚴格。一般，導師都會拼命維護自己的學生，但她就沒讓自己的一位學生拿到學位。盡管這位學生的學業并沒有差得很多，與她之間的私交也很好。這種事情發生在現在更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很多行業都存在“糊弄”、“混”、“對付”的情況，王先生認真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更是我們要學習的。

　　南方日報：在王世襄先生百年華誕之際，我們作一個回眸和展望。您認為，大師的時代離我們遠去了嗎？未來是否還有出現這樣一位大家的可能？

　　田家青：在王世襄先生去世時，社會上有許多人感慨，將來或許還會再出現一位錢鐘書，但王世襄是再也不可能再有了。實際上，王先生是特別謙虛的一個人，他從來都沒有給自己冠一個“家”。別人說他是收藏家，他卻說：“你別說了，你再說，我就鉆桌子底下去了。”其實，在他90歲的時候，就曾有記者采訪他，將他與錢鐘書并舉。他當時就說了：“我怎么能跟錢鐘書比？我的學問連人家的百分之一都沒有。”反觀現在這個時代，普遍欠缺謙虛精神，什么人都可以自稱為“家”，“家”這個詞也就貶值了。

　　除了謙虛，王先生還是很自律的一個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確實有很有聲望的“老專家”，由于缺乏社會監督或自滿，做鑒定鬧出了笑話。但王先生沒有出過任何一件讓大家覺得很別扭的事情。他深深明白，歲數大了，有些事情就不能做了，這恰恰是他沒有“老化”的表現。他將自己的集子起名為《自珍集》，也就是“敝帚自珍”的意思。說到這里，我還想起有次他收藏藝術品的專場拍賣會，王先生倒是自己寫了個致辭，謙虛地說他的東西并沒有那么值錢。其實從今天看來，他收藏的每一件東西，都有極高的藝術水準。這說明他的學術成就和修養，直到現在也沒有過時。記者 楊逸 實習生 文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