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非遺”遇到電影，會產生什么？

——“中國電影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論壇側記

少數民族電影中有很多表現“非遺”內容的影片，從片名就一望可知。

　　4月18日，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民族電影展“中國電影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論壇在中華世紀壇舉辦。該論壇由北京民族電影展組委會、北京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主辦，電影工廠(北京果多影視文化中心)承辦。

　　論壇不僅匯集了國際影壇大腕，還吸引了許多國內電影人、電影學者參加。大家從影視藝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貢獻、如何更好地制作與“非遺”題材有關的影視作品、“非遺”題材影片創作中出現的問題等方面展開討論，為更好地提升這類影片的思想深度、藝術高度和制作水準建言。

　　電影，“非遺”在當代的安身之所

　　“博物館是文化遺產唯一的儲藏者嗎？不是。在當今世界上，有一個東西正在變成文化遺產的儲藏者，那就是影像。”論壇上，中國民族博物館展覽部主任鄭茜的這番自問自答，得到了與會者的共鳴。

　　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國際民族電影節主席薩夏·斯雷科維奇指出，一直以來，博物館總是呈現一些實物，而這些實物幾乎代表了所有的文化形象。但是，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民族電影異軍突起。它和博物館異曲同工，卻有著進行視覺呈現和描述的先天優勢，包含了更為豐富的信息，更便于記錄文化風俗。在薩夏·斯雷科維奇看來，電影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傳播文化的工具，它不僅能通過影像記錄的方式，為保護“非遺”作出貢獻，還可以為科學家的學術研究提供一種不加任何剪輯的資料。

　　《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是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工程公益板塊的首部裕固族電影。論壇期間，中央民族大學裕固族教授鐘進文在提及這部電影時說：“這部電影的對白全部使用民族語言，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它會對母語的傳承或者傳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非遺”，電影的新能源

　　古琴聲中，大俠或在民舍間飛檐走壁，或在竹林中上下翻飛，揮灑一腔熱血，只為懲惡揚善、仗義鋤奸……論壇期間，北京大學教授李道新為大家播放了一段武俠電影大師胡金銓的作品片花，以直觀的方式呈現出電影與京劇、書法、篆刻等“非遺”項目的巧妙結合。

　　“‘非遺’和電影交流互動，將會誕生大師。”李道新認為，“非遺”與電影相遇，會產生多種可能，比如“非遺”電影的出現。同時，電影自身經過100多年來的發展，也將成為“非遺”的一部分。電影與“非遺”相結合，前景廣闊。

　　“非遺”與電影的關系，也是薩夏·斯雷科維奇感興趣的話題。他認為，“非遺”和電影之間是互補的關系。每一個“非遺”項目，都應當有自己的影片，而這些影片，也會非常受歡迎。

　　在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胡譜忠看來，“非遺”電影具有更為多樣的文化功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遺”電影不僅有助于提升文化自覺、強化文化認同、滿足文化內需，還是國家面對全球化的壓力進行的文化實踐。“從母語電影到新文化電影再到商業化電影，我們可以看到民族電影在頂層設計方面不斷調試，這種調試也回應著不斷變化的文化形勢。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中，重新講述中國故事，國家的形象將在國際視野當中重新被凝視。而少數民族“非遺”項目在世界的語境里，也必將成為純粹的符號。”胡譜忠說。

　　電影拍“非遺”，要有“精、氣、神”

　　在本屆民族電影展上，蒙古族導演麥麗絲與好萊塢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的合作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合拍的電影《成吉思汗寶藏》，正在緊鑼密鼓地運作。與此同時，成吉思汗陵的申遺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展開。

　　“這部片子講的是成吉思汗守陵人的故事。800年來，守陵人守護的是什么？是成吉思汗的一種精神，是一種忠誠與承諾。時至今日，這種堅守承諾的精神，依然是人類迫切需要的。”麥麗絲說。

　　“權力越大，責任就越大。”論壇期間，美國紀錄片導演阿德蘭·百里克引用“好萊塢英雄人物”蜘蛛俠的話，來形容電影對于“非遺”保護傳 承的責任。阿德蘭·百里克執導的紀錄片《成吉思汗的藍調》曾獲美國圣丹斯電影大獎、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影片《遠處的召喚》曾在150多個國際電影節展映，獲得過50多個獎項。

　　“我們需要展示的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同時也要體現出情感，使觀眾有情感上的觸動。電影制作者，尤其是民族電影制作者，一定要肩負起傳播文化的角色，我們應當將知識的光芒帶給世界，這樣人們能更好地理解彼此，更好地溝通，為人們帶來更多的快樂。”阿德蘭·百里克說。

　　電影拍“非遺”，講技巧、有門道

　　藏族導演萬瑪才旦拍攝的電影，無一例外都涉及“非遺”。《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以及剛完成的《五彩神箭》等，單單從這些片名，就可以嗅到“非遺”的氣息。在論壇上，萬瑪才旦表示，電影對于“非遺”傳承的積極意義是眾所周知的，然而，這樣的電影也帶來很多隱憂。比如，如果只是為了宣傳某一個“非遺”項目而制作一部影片，就容易讓影片產生說教和廣告的嫌疑，而失去影片本身的質感，同時會讓影片局限在某一個區域不能突破。在劇情的設計方面，如果過于強調“非遺”部分，就會使影片缺乏觀賞性；如果電影故事力量過大，又會淹沒了“非遺”的表現。此外，“非遺”題材電影投資規模一般不大，由于缺乏資金，無法制作出精良的作品，因而使影片失去市場競爭力。

　　對于萬瑪才旦提出的問題，國際影壇大腕紛紛支招。

　　“一部電影要想成為好作品，一要有好劇本，二要有好剪輯，第三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注重感情因素，必須能夠打動觀眾。”斯塔凡·勞丁說。斯塔凡·勞丁是華沙國際電影節主席，他從1991年開始擔任此職，同時，他還是很多電影節的顧問，在國際推廣戰略方面指導過眾多電影制片人。他還為大家推薦了幾部優秀的民族電影，比如《冰原快跑人》、《開路先鋒》、《哭泣的駱駝》、《成吉思汗的藍調》等。

　　卡洛斯·索林更關注的是電影對時代責任的擔當。卡洛斯·索林是具有顯赫國際聲譽的阿根廷導演之一。其代表作有《國王和電影》、《些許故事》、《釣魚的日子》等。論壇上，他介紹了拉美民族電影的發展情況。他說，現在，拉美的電影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小眾的市場。雖然一些反映貧窮、犯罪等現實問題的影片并不賣座，但這并沒有成為電影人的羈絆。

　　“我們的影片更多地去反映一些現實的問題，比如沖突甚至是暴力。但是這樣的話題不同于商業電影對暴力的使用。商業電影當中使用暴力是為了吸引觀眾、刺激觀眾，而我們是為了反映一個民族的斗爭，反映我們對于和平的渴望。讓觀眾對我們的渴望感同身受，這就是電影的魅力。” 卡洛斯·索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