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花兒”劇及其歷史淵源

　　“花兒”劇是以西北地區廣為流傳的河州“花兒”、洮岷“花兒”為基調而創作演出的一個新的劇種，它的誕生，為我國的戲劇百花苑增添了一朵別樣動人的藝術奇葩。“花兒”劇是在原生態“花兒”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新型的、尚待成熟和完善的舞臺藝術。它采用傳統戲曲與民間舞蹈相結合的表演程式，劇本的唱詞以“花兒”的格律為基調，以回族舞蹈為舞蹈語匯基礎，并以“花兒”為基本唱腔，以“花兒”流行地的方言為道白，以“花兒”流行地的歷史傳說或人物事跡為題材，具有唱、念、做、舞的特性，是一種全新的地方性的少數民族劇種，具有獨特的少數民族風情。

　　“花兒”劇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從“花兒”歌舞、“花兒”小戲的初步摸索，再到“花兒”音樂成功運用到歌劇之中，最后在這一系列實踐和探索的基礎上，以大型“花兒”劇《花海雪冤》的成功上演為標示，標志著真正意義上的“花兒”劇正式形成。“花兒”歌舞和“花兒”小戲的創作實踐歷史久遠，最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是譽滿神州的“花兒”歌舞《花兒與少年》的誕生。

　　1956年冬，為迎接即將舉行的全國專業音樂舞蹈匯演，“花兒王”朱仲祿與作曲家呂冰、舞蹈編導章新民等聯手創作了“花兒”歌舞《花兒與少年》，這是第一次把“花兒”以舞臺化、藝術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為世人所知，成為中國民族音樂舞蹈寶庫中的精品而盛演不衰。這對“花兒”能登上大雅之堂做出了可貴、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在這之后，一系列的“花兒”歌舞、“花兒”小戲應運而生。1958年，當時甘肅“引洮水利工程”工地上，臨洮工區民工中的“花兒”歌手在專業文藝工作者的指導下，以“花兒”會上攔路對歌形式為濫觴，創作演出了“花兒”小戲《攔路》。劇情雖簡單短小，但音樂是由傳統“花兒”曲令組成。這一嘗試，引起當時在工地上勞動的我國著名詩人、“花兒”劇的主要倡導者李季的關注。他曾指出：“只要我們的音樂家能把現在流行的幾十種‘花兒’曲調和傳唱在甘肅民間的幾十種其他民歌收集、整理起來，在音樂上給予加工提高；只要我們的作家、戲曲家和為數眾多的勞動人民中的業余文藝愛好者共同合作，創作出各種大大小小反映當前現實生活的劇本，并給予它具有甘肅地方特色的戲劇形式，我相信，一個有著強烈生命力并為甘肅人民喜聞樂見的新劇種——‘花曲’，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在舞臺上。”之后，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劇作家、音樂家們開始進行一些大膽的嘗試。他們創作和編寫了一些富有濃郁“花兒”特色的“花兒”對唱、“花兒”聯唱、“花兒”彈唱、“花兒”坐唱、“花兒”小演唱、“花兒”小歌劇”等一批小型“花兒”藝術的文藝作品。如臨夏回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團修改上演的《試刀面》、和政縣文工隊編演的《四月八》，東鄉縣文工隊演出的《咪咪情》，永靖縣劇團改編上演的《懷念周總理》《賽麥趕集》《張古董借妻》《當兵的阿哥回來了》等，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諸多不足，但這些作品是開拓性的突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作為“花兒”劇的雛形出現在文藝創作中。

　　1987年7月，《花海雪冤》進京匯報演出獲得成功，至今，臨夏回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劇團(甘肅花兒劇院)和一批“花兒”創作隊伍，立足于本地特色，在不斷吸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間藝術，搜集各種素材的基礎上，創作演出了諸如《花海雪冤》《牡丹月里來》《雪原情》《霧茫茫》《春暖》《迎春花兒開》等較為成熟或正在趨向成熟的“花兒”劇劇目，同時也涌現出了康尚義、夏玉林、丁少湯、楊克英、魯拓、李海魂、孫鐵民、包學良、李西蓮、張靖原等一批“花兒”劇主創人員。這些作品的創作和演出，使臨夏自治州民族歌舞劇團成為甘肅“花兒”劇的搖籃，“花兒”劇創演基地。為“花兒”的繼承與創新，為地方特色劇種的繁榮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