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實現社會理想的善

——王朝聞美的工具性理論分析

　　王朝聞認為美善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系：美具有相對獨立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美和善是統一的，并且美要服從于善。如果說美主要指向于藝術性的話，那么善就主要指向于思想性。盡管他認為藝術性和思想性是統一的，并且十分強調藝術性，但從最初認為藝術是政治宣傳工具開始，到后來反對用藝術來圖解政治、反對藝術概念化，藝術性始終沒有離開思想性而獨立存在。就像他在批判藝術是政治宣傳工具的同時承認藝術具有工具性一樣，藝術性在思想性面前也具有工具性，而其所指向的就是藝術的社會理想。如果說作為藝術思想性的善是藝術社會功用的直接體現，那么作為社會理想的善則是藝術社會功用的終極目標，藝術思想性和社會理想是統一的，并且藝術思想性要服從于社會理想。由此可以說，美是實現社會理想，也就是善的工具之一。而作為藝術社會功用的終極目標的社會理想既是美善關系的終點，也是評判藝術和審美活動的底線。王朝聞特別強調藝術性的重要作用，強調通過審美愉悅、娛樂等作用來實現社會理想，這就是美善關系的獨特之處。

　　正是因為王朝聞美學理論的這種特點，使得美在善面前具有工具性，也使得善本身具有復雜的內容，出現美善與丑惡之間和諸善之間的沖突，進而在更加有限的范圍內規定了美的工具性。

　　生活中存在的美善與丑惡之類現象反映到藝術中也同樣存在，他既反對那些片面以丑惡為內容的藝術，也反對那些概念化美善的藝術。藝術既要反映生活中的美善與丑惡，又要通過揭露丑惡來認識和實現美善，即實現“化丑為美”。丑惡因此成了實現美善的工具，通過對于藝術中丑惡的揭露和批判，產生對于革命事業偉大、崇高的認識和對于美好社會的向往，在這種審美愉悅中強化了對于丑惡的厭棄和對于美善的追求，產生能動的反作用，進而有助于社會理想的實現，使得美依然具有工具性。

　　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在人與人之間的諸善沖突，往往會通過趨善避惡來選擇。但是回避了惡不等于沒有惡，消除已有的惡也不意味著不會產生新的惡，或者連消除惡本身的手段也存在著善惡的區分。對于解決敵我矛盾的革命來說，通過消滅侵略者來消除其產生的惡，具有邏輯和現實的合理性。在這個過程中，美也可能成為善惡之間的誘因，恰如蘇格拉底所說的那樣，人們可能因為美而競爭甚至成為仇敵。在解決此問題時，美由于具有主觀性而會通過意識的能動的反作用，對解決善惡問題發揮間接的工具性作用。

　　對于善惡關系的把握，不能僅從數量上來衡量，而應當從定性的角度來分別，即抓住主要矛盾的矛盾重要方面。在不同性質的善惡面前，美的工具性也是不同的。故而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無數仁人志士奮起革命，包括拿起藝術作為“武器”來宣傳革命、推動革命；一旦外患消除、社會發展的時候，藝術除了用來歌頌豐功偉績之外，還被用于宣揚民主、反思時弊。

　　對于日常生活中的諸善沖突導致的結果，依然要遵循抓住主要矛盾的矛盾重要方面的原則。在不能采取通過消滅主體而消滅惡的方式的情況下，就使得利用美的工具性來解決這個問題時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借助于美能夠直接對善惡關系進行認識和批判，能夠在思想和情感上作出選擇。這種變化正是王朝聞關于藝術社會功用和社會理想的認識的變化，也是美的工具性作用的變化。

　　美的工具性受到善的制約和統一，這就意味著美應當在善的限定之下創造、傳播和發揮作用。一旦突破這種限定，美善之間的關系將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作為革命時代的社會理想的善同樣發揮著對于美的制約和統一作用，要求美在美善關系中發揮其工具性作用。問題在于，這種善并不完全是社會所有成員的社會理想的體現，對于那些被排斥在外的工農群眾來說，它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甚至具有損害和阻礙其正當權益和合理訴求的惡。特別是這種惡與侵略者造成的惡共同作用時，使得人們的基本生存權利受到極大威脅、甚至毫無保障。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工農群眾所追求的社會理想的善與當時社會理想的善、侵略者的惡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沖突，其中彰顯的是工農群眾對于生存和發展這樣的最基本權利的正當追求。這種社會理想的善除了通過革命的工具來實現之外，還通過美的工具來實現。美的工具性由此被這種社會理想的善所規定，它不但可以直接表現這種善，也可以通過批判當時社會理想的善和揭露侵略者的惡來強化這種善。

　　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轉而表現為人民內部之間的關系時，作為社會理想的善在最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這種一致性的善的背后還存在著魚和熊掌之間的沖突，依然遵循著趨善避惡的原則。然而這時的惡已經在質上不同于損害和阻礙正當權益和合理訴求的惡，而更傾向于“善的缺失”。在這種諸善沖突中的選擇就不像善惡選擇之間那么截然分明。更進一步來看，當所有人都企圖在諸善沖突中趨善避惡的時候，止惡就成了趨善的底線。一旦善的缺失被有效地阻止和消解，由其導致的惡也就被有效地阻止和消解。在這個過程中，美不但可以成為價值判斷的工具，還能夠通過自身的藝術性來彌補善在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的缺失、甚至直接成為社會理想的一部分。就像席勒認為的那樣，“審美的人”才是獲得最高自由的完全的人。

　　美在王朝聞的美善關系論中具有工具性和有限性的特點，其探討美、強調藝術的審美特性的目的都不僅僅在于發展和繁榮藝術和審美，也不僅僅在于滿足群眾審美需求和提升群眾審美能力，而更在于實現其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理想的善。正是為了實現社會理想的善，王朝聞才特別選擇和強調美的途徑，并且對美和藝術本身進行了深刻而生動的研究，這是在分析美的工具性的同時所必須強調的，否則就有用社會理想的善來消解美的誤解。

　　(作者為西南大學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