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神話研究

　　中國神話學是晚清末年現代思潮即民族主義、平民意識以及西學東漸的產物。沒有民族主義和平民意識這些思潮的崛起，就不會有西學東漸的出現，即使西學在部分知識分子中發酵，也難以引發天翻地覆的社會變革與思想革命。中國神話學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濫觴的。

　　增長人之興味，鼓動人之志氣

　　在中國的原始時代，先民原本有著豐富的神話，包括西方神話學家們所指稱的自然神話、人類起源神話等，并以口頭及其他方式和載體傳播。盡管這是一種假說，但這個假說已由近代以來的考古發掘和現存原始民族的文化調查得到了印證。但由于沒有文字可為記載和流傳的媒介，而物化了的考古文物又無法復原原來豐富的表現形態和思想，春秋時代及其后來的一些文學家、哲學家等根據當代或前代口頭流傳和記憶中的形態，保存下來了其中的一部分，即使這些并非完整的神話。

　　芬蘭民間文藝學家勞里·航柯于20世紀70年代在《神話界定問題》一文中，在界定神話的四條標準——形式、內容、功能、語境時說，除了語言的表達形式外，神話還“通過其他類型的媒介而不是用敘述來傳遞”，如祈禱文或祭祀儀式等形式。他的這個觀點，即神話是有多種載體的，在我們審視華夏神話時，是可以接受的。在這方面，中國神話學史上的一些學者，如顧頡剛、鐘敬文等，都曾有所涉及，或做過一些研究，不過中國學者沒有上升為系統的理論而已。

　　歷代文獻典籍里保留下來的中國神話，所以在晚清末年、民國初年被從新的視角重新認識、重新估量，完全是因為一部分從舊營壘里沖殺出來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和平民意識使然。蔣觀云說：“一國之神話與一國之歷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響。”“神話、歷史者，能造成一國之人才。”如此，“增長人之興味、鼓動人之志氣”的神話價值觀的出現和形成，把一向視神話為荒古之民的“怪力亂神”的舊案給推翻了，顯示了中國神話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以“現代性”學術品格與傳統決裂為本色。

　　始終存在著兩股并行的學術思潮

　　反觀百年中國神話學發展史，始終存在著兩股并行的學術思潮：一股思潮是西方傳來的人類學派神話學的理論和方法，一股思潮是以搜神述異傳統為主導的中國傳統神話理論和方法。在中國神話學的建設過程中，二者互為依存、互相交融、互相會通。

　　近年來有學者指出，中國神話學的研究要走出西方神話的陰影。這個論斷不無道理，西方神話學理論和方法的確給中國神話學的建立和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但還要看到，中華文化畢竟有自己堅固的系統，西方神話學并沒有全部占領中國神話學的疆土。在移植或借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上，除了少數修養不足而生吞活剝者外，多數人只是將外國的理論與方法作為參照，以適用于并從而推動了中國神話的研究和中國神話學的建構，并逐漸本土化為自己的血肉。相反，中國神話學者在神話學研究上所作出的有價值的探索、經驗和貢獻，卻長期以來為西方神話學界視而不見。

　　百年中各個階段取得的成果

　　如果說，蔣觀云于1903年在日本橫濱發表神話學專文《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夏曾佑于1905年在《中國歷史教科書》里開辟《傳疑世代》專章講授中國古神話，在第一代學人手里宣告了中國神話學的誕生，那么20世紀二三十年代，周作人、茅盾、鐘敬文等學人于中國神話學的初創期把西方神話學介紹到國內，繼而以顧頡剛、童書業等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就古史與神話的糾纏與剝離進行的大論戰，衛聚賢、白壽彝等的帝系神話研究，曾經在中國學壇上掀起了第一次神話研究的高潮，而在這個研究高潮中，中國神話學一下子提升到了一個眾所矚目的人文學科。

　　到了40年代，特別是在抗日的大后方——大西南，學人們走出書齋來到了少數民族聚居或雜居的地區，一時間，涌現出了聞一多等一大批傾心于神話研究的學人，神話學界群星燦爛。他們一方面承繼了前賢們的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對南方諸少數民族的活態神話進行實地調查、搜集和研究，拓展了神話的疆域和神話的構成，催生了中國神話和中國神話學的多元構成以及多學科研究格局的形成。中國神話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社會政治等原因，中國神話學的研究一度萎縮到了幾近單一的社會政治研究。經歷過10年“文革”之后，從1978年起，中國神話學研究重新起跑，到上世紀末的20年間，逐步把間斷了10多年的中國神話學學術傳統銜接起來，并提升為百年來最活躍、最有成績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陸續成長起來了一大批中青年的神話學者，他們借鑒和吸收各種外來的當代學說和理念，對中國神話和神話學進行了多學科全方位的探討研究。他們對不同地區、不同語系的少數民族神話的發現、采集、研究，不僅填補了中國古神話系統構成中的某些缺失，而且推動了中國神話學從文本研究到田野研究的過渡或兼容。當然也要看到，中國神話研究中的一些難題和懸案，如神話的歷史化問題，還遠未取得令人滿意的結論甚至較大的進展。

　　在百年中國神話學的歷史發展中，居住在臺灣、香港的神話學者們的學術貢獻，是不能忽略的。近50年來臺灣和香港的神話學研究表現出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學理的連貫性的延續，他們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補了大陸學者“文革”10年被迫停止工作的那段空白；二是他們以開放的心態和理念面對世界，更多地吸收了國際神話學的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他們在典籍神話和原住民神話的研究方面，以現代的學術理念、扎實的考據、微觀的闡發，對中國神話學的建構和提升貢獻良多。

　　對于中國神話學來說，20世紀是其學科建設從草創到初步建成的重要時期。在這百年中，我們基本上擺脫了跟在外國人后面蹣跚學步的階段，初步建成了自己的神話學學科體系，并在一些包括古神話“復原”、創世神話闡釋等重要神話學問題上，取得了值得驕傲的成就。我相信，21世紀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中國的神話和神話學必將取得更加驕人的成績和更大的影響。

　　(本文為新近出版的《中國神話學百年文論選》的序，有刪節，作者系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