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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對西夏社會文書的譯釋和研究,僅為開端,大量尚未解讀的文書比比皆是,如未開發的沃土等待著拓荒、耕耘。西夏社會文書的解讀,將有助于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
由于西夏未入“正史”,資料匱乏,面貌不清,被稱為“神秘的西夏”。然而近二十年來,在中國各朝代中,西夏是新資料增加最多的王朝。《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西夏文獻》以及《英藏黑水城文獻》等大型系列文獻叢書相繼出版。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和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等合作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問世,使資料基礎薄弱的西夏研究新資料激增,柳暗花明,令人耳目一新。加之近幾十年來國內外西夏學專家們的共同努力,西夏文文獻已能基本解讀,更使西夏研究如虎添翼,逐步加快了前進的步伐。
西夏學研究隊伍不斷擴大
新的形勢給西夏學帶來新的契機。原具有西夏研究優勢的部門加強了西夏學科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將“西夏文”納入“特殊學科”,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著力培養青年人才,出版創新成果,繼續保持和發揚優勢。全國很多相關地區和部門也都加強了西夏研究,最突出的是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在近十幾年培養了20多位青年研究人員,出版了一批水平很高的研究成果。更可喜的是,過去并沒有西夏研究基礎的部門,看到了西夏研究的大好時機和光明前景,紛紛加入西夏研究行列,如中國人民大學的西域研究所,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佛教美術研究所,河北省社會科學院,以及寧夏、甘肅、內蒙古等的多家研究和文博部門,都開始培養西夏文人才,開展西夏研究。不少專家認為,西夏學正走出“冷門”,開始步入顯學行列。
文獻可為西夏研究突破口
當前,西夏研究專家應在西夏研究新潮流中乘勢而上,希冀于文獻整理、深入研究方面均有發展和創新,在西夏歷史和社會研究中作出新貢獻,將西夏研究培育成中國史研究中新的學術增長點,成為可能取得重要突破的學術領域。
國內外存藏的西夏文文獻約有25萬面以上,其中以俄羅斯所藏最多,中國次之,英國又次之。其中世俗文獻有數千面之多,備受史學界關注的是那些直接反映西夏歷史和社會的原始文獻。這些文獻主要是法典類和社會文書類。
法典類文獻
西夏文法典類文獻有綜合性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新法》和軍事法《貞觀玉鏡統》等。《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簡稱《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間(1149—1169)修訂的一部法典。《天盛律令》包羅宏富,囊括了刑法、訴訟法、行政法、民法、經濟法、軍事法的內容,是一部諸法合體的綜合性法典。它不僅吸納了唐、宋等律書的基本內容,繼承了在刑法、訴訟法方面豐富、嚴謹、細密的傳統,同時在很多方面充實發展了唐、宋律的內容。《天盛律令》不像前代王朝法典那樣一般只規定對違反刑律的處罰,而是首先對應如何做、不應如何做作出明確的規定,然后才是對違反規定的處罰。這比起唐、宋法律來說,更顯現出綜合法典的性質。
如在經濟法方面,《天盛律令》中共6卷都屬經濟法的內容。其中有關農業的條目集中在卷15和卷16,共有19門132條,可惜卷16缺失,僅存留該卷名略。僅卷15就有1萬余字,包括收租、開荒、開渠、灌溉等詳備、具體的內容,比唐、宋法典要豐富得多。又如在行政法方面,《天盛律令》將行政法比較系統地編排、熔鑄于律令之卷10中,共5門89條,因部分殘失,存76條,約1萬字。這5門中有官員的續、轉、賞規定,有官員到任期限的規定,有得官、軍敕的規定,有各司高低行文順序及向邊司派遣局分人的規定。特別是第4門“司序行文門”共31條,將整個西夏王朝100多個司職局分按上、次、中、下、末五等分層次高低排列,成為系統地了解和研究西夏職官制度最重要的資料。《天盛律令》已被譯成漢文,并引起學界重視,利用其中的新資料研究西夏法律、社會的著作和論文不斷出現,推動了西夏歷史社會的研究。《新法》是西夏晚期將《天盛律令》修訂、簡化的新法典,以《亥年新法》為主,有多種寫本。近年來,國內外西夏學專家對《新法》的譯釋和研究也成為西夏研究的熱點之一。《新法》的深入研究將對西夏晚期法律和社會認識有新的提升。
在上世紀90年代,中、俄共同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過程中,我們在俄國整理西夏文獻時,發現了一大批西夏文社會文書,總計有1000余號,1500多件文書,包括戶籍、軍籍、契約、訴訟狀、告牒、書信等。這些直接反映西夏社會基層的文獻彌足珍貴,可謂璞玉渾金,為西夏社會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
社會類文獻
我在反復閱讀這些文書時,不斷積累各類西夏文草體字形,排比特點,尋找規律,日積月累,草書識別能力逐漸提高。經過近7年的釋讀,編出俄藏西夏文社會文書目錄(見《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13、14冊),并利用這些新資料,開始撰寫論文,探究西夏社會經濟、軍事和其他社會問題。《西夏農業租稅考》通過西夏的租稅籍帳研究,證實西夏有以耕地多少繳納農業稅的固定稅制,考證出西夏實物地租的糧食種類以及繳納雜糧和細糧的比例,揭示出西夏黑水城地區的租糧稅率,還發現西夏有負擔較重的人頭稅。再如《西夏糧食借貸契約研究》對新發現的300多件西夏文糧食借貸契約進行綜合研究,對立契約時間、借貸者、債權人、貸糧品類和數量、借糧利息和利率、償付期和違約處罰、當事人和關系人簽字和畫押以及算碼等分別探討,透視西夏社會基層的民族居處、經濟狀況、農產類別、生活水準、貧富差距等,加深了對西夏社會的認識。《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賣地契約研究》通過對12件西夏文土地買賣契約的研究,了解到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區部分農民生活困苦,不得不出賣土地換取口糧,從而導致寺廟和地主兼并土地的現象;提供了農戶的耕地數量、耕地和院落、土地四至的新資料;有些農戶分散居住在各自耕地上的特點,則反映出黨項民族游牧習俗的影響和當地耕地較多的地方特色。新發現的西夏軍籍文書則是中國中古時期唯一存世的軍籍文書,其中保存著西夏基層軍事組織的重要原始資料,證明西夏時期實行著嚴格的軍籍登記制度,登記有一定的規范格式。通過對眾多軍籍的分析,可知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區的首領軍力偏小,軍丁年齡偏老,軍兵的裝備較差的現象。
西夏社會文書數量超過了敦煌所出社會文書,種類繁多,內容豐富。上述對西夏社會文書的譯釋和研究,僅為開端,大量尚未解讀的文書比比皆是,如未開發的沃土等待著拓荒、耕耘。西夏社會文書的解讀,將有助于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今后應著力培養具有西夏文草書文獻釋讀和綜合研究能力的人才,以拓寬西夏學新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推動西夏學穩步向縱深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